近代中国民族问题

近代中国民族问题

一般来说，民族问题，属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民族之间的民族冲突以及和解问题。但是，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急需开辟并扩大海外市场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强国之间寻找和争夺落后国家、地区的矛盾日趋激化，世界列强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压迫与反侵略压迫的民族斗争，则发展成为全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19世纪中期，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在亚洲地区对东方各国的疯狂掠夺以及殖民占领，曾激起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印度土兵起义以及波斯巴勃教徒起义等亚洲三次反对外国侵略和奴役的民族解放运动。这表明世界开始出现一个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高潮。

1840年爆发的英国资本主义侵略我国的鸦片战争，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

首先，通过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以及接着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香港和赔款、领事裁判权、海关等特权以及开放通商口岸开辟租界等一系列国家主权，使中国门户及东南地区的市场被迫对外开放，为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战争与签订不平等条约形式掠夺我国资源和搜刮民脂民膏开启了罪恶的先例。

其次，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在中国攫取的殖民特权，极大地扼制了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步伐，严重地堵塞了我国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

再次，清政府，这个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正处于没落的衰退过程中，经过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勾结，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延缓了走向灭亡的时间。

在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世界列强的侵夺同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族入侵迥然不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对外掠夺工业原料与扩大商品市场的侵略特点，把一个拥有广阔领土与众多人口的东方泱泱大国，变成充满无穷灾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步步紧逼与不断深入，加剧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造成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威胁着中国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

民族的苦难与社会危机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中国人民饱尝民族辛酸和不幸，固然来自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但是，国内封建专制王朝的祸国殃民的反动举措，也极大地加重了民族灾难的程度并加深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以满族亲贵为核心建立的爱新觉罗王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满族亲贵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在征服广大汉族人民反抗后，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上层建立的王朝，既是一个封建地主贵族集团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同时，又带有对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实行民族压迫的特色。清朝政府为维护封建自然经济和统治集团的私利，在政治上加强专制皇权的统治，同时经济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和闭关自守政策。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用的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曾有过积极的作用。明清之际，中国商品经济活跃，曾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封建王朝也从中受益，但是，统治者却认为商业不能产生新的财富，对商人的经济活动仍然采取了不支持和不鼓励政策，重农抑商不仅失去了曾有过的积极作用，还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停滞不前；闭关自守使中国长期孤立于世界之外，同外部世界隔绝，得不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国内的厘金及苛捐杂税也极大地限制并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其严重后果，是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性的农业自然经济中长期徘徊，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上的变革。

孙中山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和执着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革命家。孙中山在考察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明确指出：在农业自然经济结构基础上建立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及保守性，使中国很难通过和平改革走上民主富强之路。1895年，孙中山曾经抱着极大热情给权倾一时的李鸿章上书，提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向富强转化的改革方案。《上李鸿章书》是经过他呕心沥血的思考而写成的反映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之作。他的满腔热血换来的只是冷漠和无奈。这次请愿上书的失败，对他心灵的震撼及由此产生的绝望是他有生难忘的。孙中山的强烈忧患意识和爱国情结，在关怀中国民族命运的政治责任感驱动下，他的视野由中国引向了世界。在考察世界历史与现状中，孙中山通过对中国现实及发展前途的理性思考，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强之路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革命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此踏上向西方世界寻找救国真理之途。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从中世纪封建社会走向近代民主社会，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化为先进的工业经济，既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或重大社会变革实现政治制度的革新，又经历了产业革命，完成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技术上的创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制，是其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民主代替封建专制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潮流。社会制度的变革给人类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政治文明及精神面貌的改变。孙中山站在革命民主派立场，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认真探索，考察其利弊得失，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把自己的革命思想提升到理论高度。在19世纪最后几年，开始形成了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为基础的思想体系。

孙中山首先提出民族主义，并把民族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基石。这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

中国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后，逐步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侵夺下，丧失国家主权及民族独立地位，沦为世界列强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清政府又是一个以满洲地主贵族为核心的对汉族及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封建专制政权。民族矛盾在中国近代社会成为突出尖锐的政治问题。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反对世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枷锁。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便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国内各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具有共同利益，虽然各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但他们要求民族平等，改变封建王朝统治下被压迫民族的地位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因此，中华民族要求解放，国内民族要求平等，便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复杂的民族矛盾的现实。从世界历史来考察，民族主义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欧美各国资产阶级举起民族主义旗帜，向中世纪封建割据势力以及外来的民族压迫势力斗争和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与纲领而提出的。

民族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民族运动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理论上的概括。早期民族运动的推动力，主要是消除封建关税壁垒，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客观需要。本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我国先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代表，但是它与西方国家不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封建专制势力统治下的半殖民地中国诞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部分改变了封建社会经济与传统阶级关系的结构，进而使中国社会具有半封建性的特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政权结构，既为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孕育了条件，同时又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极大的阻力。根据资产阶级为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的要求和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严重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民族资产阶级于是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活跃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并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揭开了欧美列强与日本争夺和分割中国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剧烈斗争的大幕。列强以抢夺“租借地”作为投资场所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把中华民族推向一个灾难空前深重时期。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于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时代的感召下，举起民族主义旗帜，提出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响亮口号，要求清朝专制政权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在经济上维新派提出：废除厘金制，减轻苛捐杂税，保护民族工商业；政治上提出：改革封建专制政体，允许人民上书言事及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文教上提出：废除科举制，创立新式学堂、报馆，实行新闻自由，引进西学及派遣留学生等。维新派是中国民族资产内部上层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为自己参与国家管理创造条件。但是，在民族危机严峻时刻不改变清政府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内外政策，中国便不可能避免被瓜分的厄运，保存中华民族的一线生机。维新派热情呼唤民族主义，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现状，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因符合历史潮流，所以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很快成为一种思潮。然而，残酷的政治现实却打碎了维新派的梦想。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惨死在统治者的屠刀之下，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火爆一时的“百日维新”，瞬间即宣告了烟消云散，并造成流血惨剧。戊戌维新运动的悲剧，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不顾敌我力量悬殊，急于求成，忽视群众力量，迷信皇帝及袁世凯权威的有勇无谋，缺乏斗争策略的结果。它的失败，没有也不可能掩盖民族主义的光辉，只能证明，在当时中国顽固守旧势力处于权力巅峰的历史条件下，和平改革只是一种幻想，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民族主义，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权巩固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及其政府，为了对外扩张的需要，阉割了早期民族主义的革命灵魂，使民族主义变成社会沙文主义的遮羞布，强制殖民地以及一切弱小民族屈从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淫威之下，进而玷污了民族主义。孙中山是在欧美垄断资产阶级疯狂掠夺与践踏世界弱小民族的严峻形势下，高举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战的民族主义光辉旗帜。历史表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山”阶段，具有不畏艰险、勇于进取的朝气蓬勃的英雄气概。中国革命民主派，既反映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也突出地反映处于极大困境的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革命民主派和维新派，虽同属民族资产阶级范畴，但在实现自己政治目标和理想中，革命民主派却具有较维新派更为坚定的立场和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