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民：近代中国梦

刘建民

关于中国梦的内涵,学界有诸多讨论,但都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的中国梦概念:“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反映了中国梦独特的价值功能,即不仅对历史记忆的再现与未来发展的预期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全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习近平还强调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这进一步深刻揭示了中国梦和群众路线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亦即坚持群众路线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实现中国梦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动力源泉。因此,通过梳理中国梦生成的历史轨迹及理论谱系,不但可以加深对中国梦的认知,更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梦与群众路线内在关联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同,以便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一、中国梦的环境酝酿:近代各阶层的文化选择

西方殖民者把劫掠的目光转移到中国后,意味着民众苦难生活的开始,但同时也开启了广大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探索。中国文化中蕴含着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优良传统,在近代的救国历程中这一思想得到了多重的宣扬与实践。但是,思想的僵化在“欧风美雨”前暴露无遗,无数次抗争也难以改变“三千年未有之危局”的困境。这构成了中国梦生成的独特环境,即以地主阶级先进分子、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中国各阶层民众在内忧外患之际,或迷茫,或振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救国实践,这种新陈代谢式的努力反映出近代各阶级、阶层的文化选择及其对中国梦孕育的影响。

首先,近代地主阶级的文化选择:中体西用。

近代地主阶级固守中国封建伦理纲常,试图在不改变中国封建文化根基的前提下,以西方的近代工艺技术作为中国自强求富的武器。“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由于在东南沿海与西北边疆的经历,心生了对包藏祸心的英、俄等侵略者的警惕与忧虑,意识到了清朝要变革的紧迫性。但作为封建王朝思想文化系统培养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林则徐、魏源等人更多地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感性认识阶段,既对西方的发展与强大没有真正的认识,又坚守维护王朝统治的信条。“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无疑不能开始真正的救国探索。他们虽未找到能够真正解决近代中国的根本性问题,但是,却碰撞了封闭、自我的中国封建文化系统,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多了许多时代气息,如“夷”“洋”的话语转变映射出的思想认知上的改变(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奈和被迫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但这一历程无疑充满着太多的被动与茫然。无论是“借师助剿”抑或“中体西用”,实则皆是地主阶级以维护封建王朝统治与传统文化传承的反映,对西人技艺的倚重与对其侵略文化的懵懂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这一探索的沉重味道。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在中国封建文化这棵大树上简单嫁接西方文明的枝桠,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根本性问题。

其次,农民阶级的文化选择:中外文化碰撞下的小农意识。

几千年的社会底层生活,已经使广大农民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惰性思维,不到社会矛盾极端尖锐时,很难出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但是,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殖民者,使农民本就伤痕累累的身体上又背负上了一副屈辱、不堪重负的枷锁。显然,在农民的思维中,吃饭、穿衣等基本的生存要求都满足不了的时候,一股巨大的、令大地震颤的革命爆发已是他们必然的选择。在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碰撞中实现了融合并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当然,这种融合中蕴含的不科学、非理性的因素最终加速了运动走向失败。继之而起的义和团运动,更深刻地反映了在西方入侵下农民的抗争与无奈。农民的这种茫然有待于先进分子的出现,并且“看到那里蕴藏着一场席卷中国的大风暴,才真正有人敢于点燃火种,燃起另一场燎原烈火”。

再次,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移植西方制度的尝试。

从康有为上书言事、办万木草堂、出《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刮起的“思想之大飓风”,到梁启超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时务报》及《新民丛报》上的大声疾呼,无不反映着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救国的深刻思索。但是,简单地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无疑是舍本求末之术,“用西学做出了掀天揭地事业的人们,有时会离奇地显露出精神上与西学扞格不同的一面”,百日维新的短命与戊戌政变中的仓皇恰是维新人士不成熟、矛盾理念的体现。随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华大地上首举民主革命大旗,一时间燃起无数爱国人士的救国激情。一次次慷慨悲壮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从惠州起义到黄花岗起义直至武昌首义,革命“似乎”在中国成功了。然而真成功了吗?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这种担心与疑虑,三民主义的内在局限与国民党的自身短板在救亡图存面前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使“革命成功了”的欢呼变得无比尴尬。

近代各阶级、阶层的文化选择没有使得近代中国在迷雾中找到方向,究其缘由,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尚未唤醒民族意识的民众参与,所有疾呼与努力最终只能是镜花水月,历史呼唤能够拯救近代中国的新的思想文化生成。

二、中国梦的思想生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文化选择

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的诸多探索,虽屡遭挫折但或多或少地唤醒了世人的民族意识,“连续的觉醒,每一次都是在前一次基础上的进步,这种观念当然植根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进步观念中”。恰逢危难时,一个先进的革命政党在乱世中带来了改变民族命运的新鲜气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20世纪中国里程碑式的事件,她以“铁肩担道义”之雄姿给苦难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并开启了革命的伟大征程。毫无疑问,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指导下绽放的红色文化之花。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内容,即是民族意识觉醒后的先进分子们,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敢为天下先之气魄带领民众历经磨难浴火重生后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还是孙中山、黄兴的民主革命,缺乏类似西方变革中长达百年的思想启蒙与理论准备是致命的软肋。让无数热血青年为之欢欣鼓舞的新文化运动,试图以民主、科学为口号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思想支撑与动力源泉。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思想的统一上尚缺乏默契,运动难以深入更勿论拉启革命的大幕了。因此,五四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便成为必然。陈独秀、李大钊等以经过苏俄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为号召,领导着广大“新青年”投身于运动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民众压抑已久的思想大爆发,它追求民族的独立、社会的公正和个人的解放,是“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进行全面反思和力图把这种思想尝试付诸行动的长期历史过程”,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几乎都在运动中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驱力量。无疑,基于华夏热土的中国梦在此时已隐隐显露出激励无数民众去探索救国的勃勃生机与巨大潜力。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就在实践着中国化的步伐,但其中的辛酸苦楚是一言难尽的。国民大革命失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李大钊的遇害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渐行渐远又是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更关键的是苏俄式的革命理念已显示出水土不服之势,但革命还远远没有找到对症之药。于是,李立三、王明、博古,一个个充满着革命斗志与如火激情的革命家们,却几次使中国革命濒于山穷水尽之困境。究其原因,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与革命需求,仅沉浸于对苏俄革命经验的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毋庸置疑,其经典阐述在苏联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印证,这无疑加深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于是,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传播实际上演化成苏联模式的照搬,这既是苏联世界革命理论的要求又是各国深信不疑的“真理”。显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来认识、传播进而指导革命是行不通的,碰得头破血流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革命早期的步履蹒跚正是这一历史“误会”的典型体现,也使中国梦的实现一度陷入困境。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而执着的开拓性探索。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到全国各地革命根据地的纷纷建立,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性。毛泽东思想的孕育、诞生和发展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以主要贡献者毛泽东来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通且能灵活运用,并熟悉蕴藏着无穷威力的乡村生活及农民的内心世界。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并且“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毛泽东思想才可以说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从土地革命时期披荆斩棘的艰苦探索,到抗日战争时期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直至为了新中国而“革命到底”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历程呈现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观视域下追寻中国梦的发展脉络。换而言之,中国人民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文化选择,并以其为指导取得了中国梦的阶段胜利: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中国梦的实现之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环境。从逻辑上来看,中国梦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保证与理论支撑,社会主义建设丰富了中国梦应该与时俱进的内容。遵循这一规律就会呈现出生机勃勃、欢欣鼓舞的局面,反之则是社会动荡甚至灾难浩劫的发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创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过程中,中国梦的实现一度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这是建立在两方面基础上的。一方面是对西方极端思想文化的清理。近代以来,西方入侵者在中国的形象并不完全是穷凶极恶、杀人如麻的恶魔形象,有些国家以伪善、虚假的面孔欺骗了部分国人的感情,譬如美国。美国在入侵中国后,无论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抑或自由、民主思潮的鼓吹,当然还有抗战中的“支持”和“援助”,使“亲美”“崇美”者大有人在,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肃清美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入侵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是对苏联思想文化的亲近。建国初期外交上的“一边倒”,使中国迅速获得了苏联的认同,中苏之间进入了“情深意切”的蜜月期。随着苏联贷款、物资、专家而来的,还有电影、歌曲、文学、服饰、饮食等苏式的思想文化资源,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国家建设中类似“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声音,使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体现在对革命英雄的颂扬、工人阶级的赞美、个人主观意识的强调等方面。让人欣喜的是,新中国初期的百废待兴为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苏联思想文化的初期学习虽有简单模仿之嫌,但共产党人已在实践中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等即是这一探索的成果。“是从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宣告破产过渡到进步、进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为救国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的激动人心的时代”,费正清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文化氛围。

从逻辑上来看,中国梦的追寻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一度出现断裂也就不难理解了。“文化大革命”使优秀文化遭受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中国梦所包含的自强不息、勇于探索、团结友爱、民主协商、开放进取的诸多精神内涵遭到了挑战与背弃,社会生活的混乱与价值理念的扭曲反映了人们的迷茫。作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暴露出了丑陋人性与恶俗文化的一面。人们思想僵化,对现实不能冷静的认识,下意识或无意识地跟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而行动,“尤其是许多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人,耳闻目睹这样的炫目情景,对照在书本中、课堂里,在少先队共青团中所受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他们心目中成了对不上号的虚伪说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脱节,使中国梦从内容到形式均出现了扭曲与变异,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相继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概念和目标,中国梦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从新时期中国的发展上,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明确阐释了困扰人们已久的许多重大思想问题,集中反映了党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源于国内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与时俱进的新内容。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如何和谐相处的新世纪,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可以说是党的理论成果中里程碑式的标志,在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间找到了有效的结合点,反映出了中国梦的时代发展要求。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正是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之下,从关注民族发展、国家前途和人民幸福的视角,赋予中国梦广阔的全球视野、鲜明的时代烙印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是全中国人民应该秉承和坚守的文化理想。胡锦涛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使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的内涵与价值,中国梦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思想导向的主体影响。

在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梦进行了更为清晰、科学的界定。中国梦立足于本国实际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本国的社会发展,应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先进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汲取营养,这也是党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得民心者得天下,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中国梦想,将是践行群众路线不可替代的重要法宝。因此,以全新视角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中国梦,不仅仅为我们理解中国梦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更为立体的内容与更为深刻的思考,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早日实现近现代以来无数国人为之魂牵梦绕的中国梦想。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