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三节　中国近代史研究

这一时期甘肃学者对近代西北与相关人物的研究颇具特色。马啸《左宗棠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作者倾注数年的心力，在其已发表的研究左宗棠在西北活动及影响的三十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它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左宗棠1869—1880年十多年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活动的深刻分析和思考。作者以平实的文笔，史论结合，将左宗棠在甘肃活动的几个重要横断面一一剖来，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可读性。王劲《孙中山先生的西北观》（《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认为，中国人之“西北观”，在近代中国有一大转变，此转变端赖孙中山先生之倡导。中山先生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考虑，视西北开发为未来经济腾飞之希望；从边疆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繁荣考虑，力主及早并大规模的开发西北；他还借鉴先进国家经验，把建设现代化国家之交通网作为开发西北的前提任务。其思想对后人的教益，文献资料可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掀起的近代开发西北的舆论和实践中，处处反映着孙中山思想的深刻影响。王劲、刘继华《龚自珍、林则徐开发西北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龚自珍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开发西北的构想，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先驱者之一。该文把龚、林两位爱国者相联系，主要讨论他们开发西北的思想，以期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有所裨益。郑峰《陈养源先生生平事迹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考证秦州起义发动者是黄钺，但为这次起义播下火种、奠定群众基础的则是秦州人陈养源。陈养源1893年中举入仕，1903年辞官到上海开设镜今书局，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兴中会，刊印进步书刊，结交革命党人，参加革命团体，向家乡青年寄送书籍，传播进步思想，从而为后来秦州起义的发动打下了群众基础。尚季芳《试论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具体表现为：民为邦本、长治久安、因地制宜和自强求富，这四大思想指导着左宗棠在西北的开发实践，也是他开发西北取得实效的前提。段国正《“成禄案”中的左宗棠探析》（《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将成禄作案及其诬奏、清廷谕旨放到清廷统治甘肃的一贯政策中考察的基础上，来看时任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查实严劾及“萌退志”，终于迫使清廷将成禄革职、问斩监候的“成禄案”，恢复历史原貌；进而探析严劾成禄不仅是出自汉族“耕读”之家的左宗棠对满族贵族纨绔习尚的反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清王朝统治西北“思规百年之安”即消除其乱源，继而粉碎沙俄吞食我国西北图谋的需要。李艳《彭英甲在甘肃近代化中的主要建树》（《河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认为，清末“新政”时期，负责甘肃农、工、商、矿各项事务的彭英甲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甘肃的近代工业，并认真探讨甘肃商业发展的各种策略，积极参与并对甘肃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近代西北地区史研究方面，李建国《试论近代西北地区的鸦片烟毒问题》（《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认为，西北的鸦片问题起源于英、俄等国不法商人的走私，后因清王朝、国民党政府的放纵和谋利而兴盛。加之地方军阀、官僚的穷兵黩武和贪得无厌，甚至逼民种鸦片，武装贩运，致使鸦片种植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大量的鸦片生产使西北的城乡经济走向畸形，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并造成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李建国《试论政府在西北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对近代西北开发的反思（《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通过对近代西北开发历史的回顾，试图从中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近代的西北开发尽管背景不一，情况各异，其成就有大有小，但政府在开发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则是很明显的。政府在保障社会稳定、倡导示范、筹集资金、发展科教事业、规划协调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郑峰《评杨增新治新时期的民族政策》（《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认为，杨增新治新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羁縻与牵制政策，二是对各民族区别对待，三是愚民主义。这些政策内容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杨增新实用主义统治原则支配下的产物。虽然他的民族政策具有保守性、落后性，但却又是务实的、可行的。魏静《浅议清末甘肃地方教育改革》（《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一文，着重论述在旧的教体系向新的教育体系过渡中，旧式书院的内容、特点以及它对教育改革的制约性；另外，清末甘肃地方教育兴革的过程中，新式学堂的特点、性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该文的论述重点。李艳、王晓晖《清末新疆善后局刍议》（《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左宗棠奉命带兵收复新疆过程中，针对新疆政治混乱、经济衰败的局面，设立了临时性机构抚辑善后局。该局的设置，使收复后的新疆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且为1884年新疆建省奠定了基础。同时，该局的设立也改变了清代管辖以来新疆各地官员民族成分的构成，对新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三改茶法，主要源于左宗棠对湖茶贸易的了解和面对甘肃困敝不可收拾的局面，急欲招商办新课及稳定甘肃的政治需要。王美蓉《清末河西人民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历史原因之我见》（《河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清末河西人民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具有突出的反封建特性，是在中外反动势力双重作用下，民族矛盾和河西地方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其中，河西统治者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是主要的直接的历史原因。

其他方面的论文有，江峰、汪全模《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郑峰《田兴恕与咸同之交的晚清时局》（《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郑正伟《论中法交涉宗藩权与保护权之争的实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陈矛木《略论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