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哲学研究》编辑部一向重视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科学研究，陆续发表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吉林大学哲学系早就正式开设了中国现代哲学史方面的有关课程，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现在我们又联合其他有关单位，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共同发起了这次“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今后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将起重要的作用。

以下就有关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谈几点很不成熟的看法，如有不妥之处，请全国各地齐集这里的各位专家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开展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重要时期:一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并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帝国时期，即先秦时期;二是从封建社会的没落、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期，即近现代时期。而这后一个转变时期，比起前一个转变时期来，显然更重要，其内容更丰富多彩，道路更复杂曲折。但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其他种种原因，有关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还不可能很好地开展起来，所以同经过长期资料积累和研究的古代哲学史比较起来，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反而成为薄弱的环节了。

我们今后要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来建设的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大力发展经济，同时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在全国人民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亦即广泛开展历史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武装人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抵御资本主义腐朽势力的侵蚀和破坏，从而卓有成效地开创一个新局面。而这一切都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如果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只凭主观臆断，甚至胡做蛮干，割断历史，其后果可能使一些已有的成就无形地散失掉，未来的宏伟计划也将落于空想。为此，我们在现阶段，一方面必须脚踏实地，努力学习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国的好东西，只要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确实有用，我们都要学习;同时也要防止顺便而来的资本主义腐蚀作用和消极影响，反对“崇洋媚外”，克服形形色色的奴化思想。另一方面，要具体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不忘自己民族国家的地位，注意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要反对一切变相的封建复古主义。总之，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凡属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到底，否则，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难免出现左右摇摆的情况，那就很难建成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更谈不上建成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了。要知道，在我们这样土广民众、历史悠久、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无疑是一项中外古今—向无成例的、空前艰巨的伟大创举，只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才有可能成功。因此，为了使我们今后的工作少走弯路，科学系统地总结我国近代现代思想战线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可说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有关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内容和以往任何时期相比较都要广泛和复杂，牵涉中外古今。因此要深入系统地加以研究，显然只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同时也要了解外国的情况，还要知道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立场和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在参考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当时所存在的一些思想，往往是既有本国的传统，又有某些外来思想的影响，所以万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又因为历史是连续的，是不能割断的，所以只懂得这个时期，只懂得中国的今天还是不够，同时也要懂得其昨天和前天。

(二)中国这个历史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我国过去单纯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外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既不同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也不同于单纯的殖民地。孙中山先生曾称它为“次殖民地”，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因此，它的革命性质也自有特点，即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实行过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斗争;而这种革命又发生在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和辽阔国土的多民族国家里，情况更加复杂。因此，不论是本国的某种传统思想，或是刚接触到的外国新思想，中国人民、包括它的先进分子，都来不及作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以及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从容地加以消化，而往往是立即加以引用，作为行动的口号。至于其具体内容，即使是对同一家外来学说，各人的理解和各人所侧重的方面，也很难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各取所需，甚至望文生义，借题发挥，其间当然也有创造。所以从形式到内容，跟原来的思想学说往往都有某种不同程度的差别，这要结合社会时代的特点和人们不同的阶级立场作深入的具体分析，才能搞清它的本来面目和它的来龙去脉，彻底明白它们之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三)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社会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社会的发展变化非常快。一个人从青年、中年到晚年，往往经过几度转变，前后有很大的不同，像孙中山和鲁迅这样伟大的先行者，他们一生事迹的前后变化，大家都很清楚，无须赘言。就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同志为例，他少年时期在前清旧式书院求学，读的全是《四书》、《五经》一类的儒家经典，接受的基本上都是旧学，转而相信资产阶级改良派，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那套。经过“百日维新”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年时期则又进而追随孙中山，积极从事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此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通过社会实践和个人思想上的飞跃，又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并成为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也有另一种情况，即从青年时代作为社会改革运动的积极分子，甚至一度成了有影响的先进的中国人，后来却逐步变成了落后、保守的顽固派，乃至名符其实的反革命，这样的逆历史潮流而动者也确有人在。总之，情况是复杂的，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评价，不能简单地采取形而上学的观点，只就他某一时期的只言片语孤立地作判断，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样显然是不科学的。应该承认，其间先后可能有不同的变化，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要从中国近代思潮发展史的总规律出发，再结合各人的特点，具体分析它的前因后果，才有可能把问题搞清楚。不宜实行一刀切的办法，而强求形式上的划一，走上简单化、公式化的道路。

三、怎样掌握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我们要使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日益走上科学化的大道，必须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多数专业工作者长期的刻苦钻研，才能达到目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质已经确立了其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也应该说是比较清楚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人民大众为了摆脱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出来提出自己的方案和办法。首先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理想没有实现;其次是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爆发，但是它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却无法推行，也陷入失败;再次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乃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不断斗争，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过促进民族觉醒的作用，最后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归根结底也都失败了，始终没有实现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种被侵略、被压迫、被侮辱的社会地位。这个带根本性的社会革命变革，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下，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过长期对内与对外的流血斗争，才最后得以实现的。这一条复杂而曲折的道路，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

从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来讲，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是为了改革现实政治服务的，这是它的特点之一。因此，为什么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外，过去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以及作为私有者的农民阶级思想，都不可能动员全国最广大的各族人民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呢?这是由于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和国外侵略势力相互勾结、联成一气，暂时还比较强大和凶恶;除无产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由于其阶级局限，都不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真正的敌人，从而领导这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从这个意义来讲，首先，在中国近代的第一阶段，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后期，有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在社会实践上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从而促进他们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思想方面转变，其间显然存在着某种逻辑的必然性，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历史条件，这正和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先进分子摸索革命真理的情况相似。近代一切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前仆后继、不断失败的经验教训，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如果没有这些经验和教训，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想取得完全的胜利，即彻底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也是不可能的。显然，这是客观事实，是用不着怀疑的真理，这是所有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者首先必须系统地加以阐明的。

其次，中国近现代一切反动阶级思想的发展规律，看来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走向没落的封建正统思想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外来腐朽思想日益密切结合、乃至融为一体的过程。根据我国近代先后不同时期思想斗争的特点，自然这种结合的程度也是由浅入深，由粗入精，由大至小，由隐至显，最后才达到完全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者需要的思想，即实际上变成了蒋家王朝的御用哲学。当然这类御用哲学的面貌也各有特点，不可一概而论。对它们那种五花八门的体系和内容，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加以具体分析和批判。我们今后对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研究，要做到既全面而又系统，同时又重点突出，如果不掌握这个基本线索，便很难达到目的。

再次，外国思想一经传入中国，必然要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当时的现实政治相结合，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要科学地总结近现代哲学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特点。要从有关历史人物的真实思想和新涉及的具体社会问题出发，进行科学的考察。不能简单地照搬一切外国人的现行结论，不经过独立思考就盲目地加以宣扬，从而使理论完全脱离实际，无的放矢，成为一种空谈。当然，一切外国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应该加以参考或吸收。

总之，今后必须在上述基本线索的指引下，有步骤地大力开展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的科学研究，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点。必须力求做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既要重点深入，同时也要避免以偏概全、因小失大，真正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以为，只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而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错了，也有可能事与愿违，走上一条歧路，不但不能达到为我国实现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目的，同时也与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详细地占有史料，史论结合，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得出合乎历史规律的结论来，同时注意它的直接应用方面，在目前，可说是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愿在今后的工作中虚心向大家学习，同时衷心希望今天到会的各位代表和专家们相互促进，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做出更多的贡献。并预祝本届“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取得圆满成功!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文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丛刊》1982年第三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编辑部，1983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