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学“断代”之谜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有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在二千多年前，发明了造纸术；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已经发明雕版印刷，在九百多年前更有了活字印刷；最迟在6世纪末（隋朝）发明了火药。这就是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

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被誉为西方近代科学之父的培根说过：“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马克思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西方列强也是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但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远远不止于“四大发明”。李约瑟的学生坦普尔盛赞“中国是发明的国度”，他曾把中国的主要科技发明，罗列为“一百个世界第一”。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那么，无论是“李约瑟之问”也好，还是“李约瑟难题”也好，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过程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发现，在那个年代，那种历史条件下，从实用的角度而进行的技术的发明有它的必然性，这也是中国智慧的体现。但是，由于文化和由文化而产生的“体制”因素造成了在科技发明满足于“成果”，往往形成了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的定式。这就形成了与西方的一个鲜明对比，即中国古代许多技术发明的同时，缺少了西方科学史所表现出来的即长期而系统的、通过数学逻辑推理来探求宇宙奥秘的特殊精神。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虽然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之问”引发了关于中国为何被西方社会的科学和技术超越的争论。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

为什么呢？用李约瑟的话来讲，应该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来寻找答案。在他看来，首先，在古代中国尽管生命关怀的文化环境成为文化的主体，但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其次，中国人过分讲究科技的实用性，很多科技发明和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最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儒家学说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形成了“官本位”至上的社会风气。

除此之外，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治国而不注重数量经济管理是一个犀利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传统，这是近代中西方的发展差距所在。无独有偶，黄仁宇先生在其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中也反复阐述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观点。

应该说，“急功近利”的思想阻滞了科技原理的深入研究。

“李约瑟之问”不仅提出了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而且他在中国历史的画卷中一直锲而不舍地寻找这个难题的谜底。《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过程中，就是他艰苦探求、解疑释惑的过程，并且，给我们留下了他的答案。虽然他所寻找的答案还缺乏系统性和深刻的论证，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解题的思路和探索的足迹，为“李约瑟之问”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