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的成因及特质

二、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的成因及特质

为什么唯科学主义会在近代中国如此迅速发生和发展？这里有受外部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的诱因，也有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决定作用。

从外部文化思潮上说，作为科学主义精神资源和文化支持的西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影响中国现代科学思想的重要因素。19世纪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兴起，致使实验科学出现了全面的繁荣，许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实验、技术或操作过程。这样，科学中的技术理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理论理性，科学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实用科学形态。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科学”具有以下特点：（1）它以实用性和操作性作为检验理论的尺度；（2）它仅仅面对现象界而不再关心本体界；（3）为寻求确切知识，它把精确性和可计量性作为判别知识的形式化标准^[11]。这一时期相继出现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就是对科学形态的这一转换在哲学上的反映。实证主义自称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证、有用、精确的知识的哲学。实用主义推崇真理的效用性，强调思维的工具作用。可以看出，它们本质上都是按照技术理性的理想建造起来的。以实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对哲学进行改造，给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以至在20世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科学主义运动。由此造成西方哲学传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异：哲学家开始摈弃以理论理性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代之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实证传统，哲学活动由关心本体界、追求认识的思辨性和非功利性，转向关心现象界、追求认识的实证性和实用性，并且把精确性、可计量性和可检验性作为衡量哲学认识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准。所以从清末到“五四”时期，中国向往、引入和学习的西方科学从实质上说是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科学。这便不难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以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哲学底蕴，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以“科学方法万能”为基本主张的唯科学主义思潮。

除了西方文化的直接冲击以外，中国社会自身的内在需求和社会期望是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的更重要的原因。近代中国在西方枪炮及文化的冲击下，由民族危机进而走上价值失范。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树立新的价值规范，愤懑的抗争最初表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被动反应；继则表现为“中体西用”式的挣扎；到戊戌变法及“五四”时期更走上对传统政制及文化的全面批判。批判的结果，传统的权威普遍失落，传统的价值和信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危机，由此更引起人们在心理上寻找新的权威、树立新的价值规范的普遍渴求。正如亨廷顿所说：“传统制度的崩溃，可能导致心理的解体和紊乱，因而产生对新认同和新效忠的需要。”^[12]于是科学就在这种历史际遇下合乎逻辑地被树立为统一思想界的新权威，随着1923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获得绝对胜利，最终使科学变成一种绝对的、终极的价值受到极力推崇。新文化运动期望实现以往完整价值系统的整体更换，而科学（和民主一起）即成为新文化系统的价值核心，开始具有了一种最高的和本体的意义。至此，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完成了它在中国的意义嬗变，中国的唯科学主义思潮也在这种权威呼唤中形成了它的完整形态。

关于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成因，我们还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作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向往并努力寻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也即通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来达到“治国平天下”。而这一切的基础和第一步功夫则是“格物致知”。“格致”作为“内圣”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只属于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作为实现“外王”的手段，它必须要转化为一种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才能奏效。但传统意义上的“格致”始终未能承担起实现由“内圣”到“外王”转换的目的。随着近代中国西学尤其是科学的传播，近代科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时代要求上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格致”。在这一取代过程中，原来只有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的“内圣”道路，开始向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发展。作为救治中国衰落、黑暗的良药和创造新人、新社会的武器的“赛先生”，也就成为具有传统人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实现“外王”的新方法和武器。这种从“格致”到“科学”的转换，使“科学”一方面在功能上发展了“格致”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格致”作为“内圣”的方法，即要求知识分子立功、立德、立言的最高传统。于是，近代科学被赋予了伦理的理解，并被认同为一种道德真理和人生价值，提倡和发展科学的目的仍是为适应“内圣”而“外王”的古老要求。丁文江说：“科学是教育和修养的最好工具。”^[13]任鸿隽说：“科学自身可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14]科学被作为“外王”的途径，而获得了无上尊严的地位。于是，包括社会、人生、自然在内的无处不在的唯科学主义世界观得以形成。

对中西方唯科学主义进行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其一，路向不同。纵观戊戌变法到“五四”时期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它表现出了与西方近代完全不同的路向。在近代西方，科学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至一度发展成为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决定力量，但它始终以具体科学本身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人文领域对科学的关注也“只有到了科学本身相当发展，并被广泛当作某种社会问题，或引起社会问题的一个富源时，对于系统地研究科学的社会的相互影响，社会学家们才会严肃地加以对待”^[15]。但在中国却是逆向行动的，也即当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具体科学有什么实际发展时，在中国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那里，科学却径直地获得了社会价值以至人生价值的概念意义。众所周知，西方的科学主义运动和思潮兴起于19世纪中叶，是在近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发生以及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之后才出现的。而在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则缺少必要的“科学准备”。因为直到1924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大获全胜、唯科学主义达到高潮的时候，中国科学的发展水平是极为有限的，科学教育刚刚起步并且多是应用性的技术教育，科学的社会建制还没有成形，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即中央研究院直到1928年才建立，科学研究活动也主要局限于少数的大学。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社会中的应用都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根本就谈不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和崇拜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二，论域不同。西方的唯科学主义是一种“知识论域的”科学主义，其目标是力图在整个知识领域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即使是把科学看作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在知识论的领域内来确立科学的地位，而没有把科学扩展到信仰领域。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精神是指从认识论角度强调实验、理性和逻辑思维的作用和意义，以普遍性真理为追求的目的，注重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反对蒙昧主义和宗教神学。科学一词在西方，更多的单纯地表现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科学在西方的革命，导致了宇宙观的现代转型，建立了机械论宇宙观。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人们找到的是因果关系，而不是意义关联。但科学并没有取代哲学和宗教的价值功能。科学在西方现代社会里取得了文化“霸权”，却在理性之外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保留了其文化的二元结构^[16]。在中国，一般认为是严复在《国计学甲部》（残稿）中首次使用“科学”一词，时间当在他1894年至1896年翻译《天演论》之前。但“科学”作为思想概念的确立是在“五四”时期。所谓思想概念，是指“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现在一般认为，1915年1月创刊的《科学》杂志和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确立。中国现代的“科学”观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1）它具有强烈的功用论和进步论思想色彩，以挑战中国传统文明和承担中国现代文明为己任，试图以“科学”概念为基础，建构全新的现代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和其他价值体系；（2）“科学”既属于“形而下”，又属于“形而上”，并在“形而上”意义上对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中国近代兴起的唯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论域的”科学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是把科学作为一个价值体系来接受的。不论是“富国强兵”、“科学救国”，还是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看中的是科学的社会价值、道德价值和信仰价值，惟独科学的知识价值没有得到彰显。郭颖颐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中一开始就讲到：“就科学的全面应用来说，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中国的各种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对此，我们可称之为唯科学主义。简言之，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唯科学主义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说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17]“尽管中国传统在西方意义上不是宗教，但对‘旧的’（信仰、宗教和制度）批判的强度，使我们简直可以把现代中国的科学崇拜看作是一种替代宗教或宗教代替。唯科学主义首先显示出对科学力量的特殊理解，然后是对传统的批判，第三则是一种替代宗教的形式。”^[18]

其三，取向不同。中国的唯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密切关联，“唯科学”不是唯科学之“真”，而是唯科学之“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技治主义”或“工具主义”。西方科学之传入中国，受到独特的政治因素影响，最初和技术直接相关，洋务派所关注的，说到底也就是由技术所带来的实际成效。可以说，从开始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注重“效用”意识。“五四”时期中国的科学主义者是抱着强烈的社会功利主义的期望来学习西方科学的。他们企图借科学来打破保守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社会进步，以富国强兵，抵抗外侮，振兴中华。创刊于1915年的《科学》杂志，其发刊词中便把科学的社会功能归结为：（1）“科学之有造于物质”，即科学可用于增加物质财富；（2）“科学之有造于人生”，即科学可用于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3）“科学之有造于知识”，指出科学可用于破除封建迷信，教育青年；（4）“科学有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即科学通过物质财富间接影响道德^[19]。创刊于1919年1月1日的《新潮》杂志，主张“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而“为未来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1919年11月1日创刊的《曙光》月刊“发愿根据科学的研究，良心的主张，唤醒国人彻底的觉悟”，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1919年7月1日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也确定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1920年1月1日，该会发行的《少年世界》进一步规定“科学”的价值，认为要“本科学的精神”，去“草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概言之，中国的科学主义是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