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机构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

第六节　教会机构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

中国最早的西学是由明末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传入的，随后经历多次波折，但依然与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利玛窦时代，他们所传授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主要是通过翻译著作、个人传授等方式进行的，影响范围较小。而传教士真正将西方科学知识系统地、大范围地影响国人，始于19世纪中叶。教会尤其是新教，通过办学校、办报刊、图书编译等工作成为我国西学输入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教会通过传教士，将宣教事业与科技引进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知识的出现，在晚清的科学教育变迁过程中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

一、基督教学校的创办

基督教学校是指在19世纪晚期西方基督教会在我国创办的教育机构。通过兴办教育，通过近代科学来传播福音，一直是西方传教士普遍采用的传教方式。传教士普遍认为：“我们不要忘却——连同连队所理解的那样——从事教育工作乃是最近乎天使职守的神圣职责。”⁽⁷⁶⁾“科学是基督怀抱中培养出来的，是不能与基督教分离的。传教士走到哪里就把科学带到那里。”

1807年1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受英国伦敦布道会的差遣，来华布道。鉴于清政府禁教甚严，在中国无法很好地开展传教活动，他便将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圣经、编纂字典、开办印刷所和学校等工作，期待能为将来开拓传教事业打下根基。1818年11月，他和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这是在华新教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大学。英华书院的创办，拉开了近代中国教会教育的序幕，随后又有几所新教教会学校在南洋开办。1803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广州创办了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这是美国传教士在华最早建立的学校，也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建立的第一所学校。1839年，由马礼逊教育学会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国家在中国创办的影响最大的一所基督教学校。⁽⁷⁷⁾

1842年鸦片战争后，我国开放五个城市为传教士自由居住地，基督教教育开始在中国逐渐增多，如1843年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迁到香港。1848年，美国传教士柯林斯（J.D.Collins）在福州设立主日学校。1849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设圣依纳爵公学等，在设立之初，这些学校规模都较小，平均每所学校十几个学生，有的只有两三个。而且程度都相当于小学。

基督教学校中的课程与中国传统“四书五经”有很大区别，除了宣讲圣经之外，一般都设有数学、天文、地理、外语等课程。但这一时期，在“反侵略的民族感情混合着文化本位主义，夹杂着历史的惰性、闭关自守造成的愚昧落后”⁽⁷⁸⁾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一般家庭都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洋鬼”开办的学校，所以基督教学校很难招到学生。为了吸引学生，基督教学校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甚至还要给学生家长补贴，因此，来学习的大多是教民和贫苦人家的儿童。

我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但其在发展教育过程中沉重滞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得以进入内地，基督教学校就抓住了我国教育从传统到近代化过渡的契机，及时调整教育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⁷⁹⁾

（1）调整办学目标。基督教学校最先仅仅满足于培养教徒，在19世纪中期，开始转向培养既具有基督教道德理想，又适合我国世俗社会要求的，能在洋务事业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这种调整使得基督教学校的宗教性开始解脱，学校不再依附于教堂，传教士也不再视教育为副业，教会学校开始往教育专业化发展。在这种办学目标指导下，基督教学校开始注重英文和自然科学课程的地位。这成为了基督教学校得以在我国立足的重要条件之一。

（2）完善学校层次结构，初步形成了自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多级办学体系。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基督教学校只是满足于“传播福音”，为此，所办的学校都仅仅停留在小学程度。而到了洋务运动时期，基督教学校开始致力于“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等”，基督教大学的形成，标志着在华基督教学校完整体系的初步完成。1898年，仅美国传教士就在中国开办中等以上学校达74所，在校学生数达3819人。

（3）由早期的免费招收贫民子弟开始转向招收富家子弟，并收取较高的学费。这正是为了满足部分开明士绅对西学教育的需求。洋务学校在数量、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等方面不能满足于这部分人学习西学的要求，而基督教学校的开办，适应了这一群体的要求。

正是在这种政策调整下，基督教学校在我国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1860年，香港、广州、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都设有基督教学校，所办学校已达50所，所招收的学生有一千多人，基督教学校开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一席。

1875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风气逐渐变化，尤其是洋务运动不断推广，人们开始接受教会学校。因此基督教学校逐渐发展，更加系统地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一些学校开始进行入学考试并收取学费，学生日益增多。从19世纪70年代到世纪末的30年时间里，基督教学校已从之前的零星分布发展到已成专业化和制度化，教会学校急剧增加。

据1877年第一次全国传教大会的统计，到1876年，新教在我国所创办的学校主要有以下几类，如表8-3所示。

表8-3　在华的基督教学校（至1876年）

这些基督教学校与19世纪中期我国的学校相比，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在基督教学校的中等学校中，“凡中学毕业生均有中国历史之常识，对于世界地理、科学略有门径”。在中华教育会1896年的年会上，狄考文谈到在基督教学校中开设西学课程的理由时说：“一为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二是可以使教会有声望；三则可以使毕业生有能力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⁸⁰⁾

正因如此，基督教学校对西方科学知识极为重视，这从以下韦廉臣曾做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林乐知所创办的中西书院中的课程内容安排中可见一斑。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全体大会上成立了益智书会，召开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决定“任命丁韪良、威廉臣、狄考文、林乐知、黎力基和傅兰雅等先生负责筹备编写一套小学课本，以应当前教会学校的需要”。在这份报告中，是自委员会成立后，公布了几项决定，主要如下。⁽⁸¹⁾

初步的决定

（一）为编写初级教材与高级教材这两套中文教材做准备，要求两套教材要文理

简洁，暂不翻译成北京方言。

（二）指出两套教材须包含以下科目：

1.初级和高级的教义问答手册，以直观教学课的形式，各分三册。

2.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

3.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

4.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以及自然史。

5.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

6.西方工业。

7.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和政治经济学。

8.声乐、器乐和绘画。

9.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植物与动物图表，用于教室张贴。

10.教学艺术，以及任何以后可能被认可的其他科目。

由此可知，当时教会学校所设置的内容与我国自身原本的学校教育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对于那个时期的我国学校教育内容不能不说是注入了新的活力。

又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华所创办的中西书院，每一年的课程内容如下。⁽⁸²⁾

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习学琴韵。

第二年：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习学琴韵、习西语。

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理、翻译选编、查考文法、习学琴韵、习学西学。

第四年：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五年：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六年：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七年：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功用、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八年：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传教士所创办的基督教学校，在西学输入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狄考文创办的蒙养学院（后改名为文会馆）。蒙养学院最开始也是招收穷苦人家小孩来校学习。1876年起，狄考文把蒙养学院改名为文会馆，由一般小学升格为中学性质的书院，并将书院分为备斋和正斋两个学部，前者为3年制，后者为6年制。

狄考文主张对学生进行“基督教和科学”的教育，以期“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所以，设置的课程主要有三大部分：①宗教课，如圣经指南略、救世之妙等；②儒学，如孟子、诗经、大学、中庸、论语、礼记等；③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如算术、地理志略、乐法、代数备旨、形学备旨、格物、航海法、地石学、物理测算、化学、动植物学、微积分、天文揭要等。学习的课程所用的课本除了上海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的教科书外，许多都是狄考文自己编写或翻译的。如《心算初学》、《代数旨要》、《电学》、《测绘》、《微积习题》等。除此之外，文会馆还建有一些理化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设备一部分是从美国购买的，还有一些是狄考文自己设计制作的，也有一部分是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制作的。狄考文十分注重给学生提供做实验的机会，他认为要掌握科学知识，就必须懂得实验的手段。⁽⁸³⁾

1881年2月，狄考文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正式提出把文会馆改为大学的建议，提议学制为6年，包括学习中国典籍、普通科学和基督教伦理，设置四书五经、中国历史、圣经历史、世界通史、数学、物理、心理学、伦理学、基督教教义论证等课程。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批准了狄考文的建议并答应在经费和师资方面给予支持。狄考文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扩建了校舍，还添置了图书仪器等设备，建立了天文馆，安装了发电设备。招生数日益增多。同时，在“介绍西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科学知识，注重实验手段等方面，冲击了僵化的封建文化、教育体制和模式，培养了一些新式知识分子”⁽⁸⁴⁾。

文会馆的学生从西学课程与实验室的实习中，获得了当时在中国一般很难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不仅对他们，也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开放与进步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除了狄考文创办的文会馆之外，1884年，美国传教士还在我国开办了镇江女塾，所安排的课程也均以西学为重。其课程为十二年一贯制，相当于从小学到中学。在开设的课程中，仅有关生物学的知识就有：第二年，生物入门问答；第三年，植物、动物浅说；第四年，植物口传、动物浅说；第五年，植物图说、动物新编；第六年，植物图说、动物新编；第七年，植物学、动物（百兽图说）；第八年，植物学、动物。由此可见对西学的重视。

在教学内容上不仅注重西方近代科学，基督教学校的教学方法也灵活多样，除了讲授书本知识外，还注重观察与实验。如在课堂上“常用模型标本，指示一切，有时亲至田园间，实地观察”。又如简又文在《记岭南大学之创始时期》中记载，每到星期日，上午做礼拜，“下午则分若干组，各由教员分别率领，前往各公园、海滨或幽美的风景区游览，教师随时指物讲读，其对于英语及动植物科学知识之进步补助之功至大”。基督教学校也极为重视实验，一般都安排有实验课，如1904年在泉州创办的培元学校“规定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为化学、物理、生物的实验课……”⁽⁸⁵⁾

187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主张要“毫不犹豫地在中国建立一些高水平的学校”，以改变传教士办学各自为战的局面，要联合起来分工合作，编辑世俗性的教科书，使基督教学校真正承担起传播西学的责任。他还指出：“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向中国涌来，这股不可抵抗的潮流将遍及全国，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使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就需要传教士“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培养精通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的人才。中国五花八门的迷信邪说也就会破除，基督教才能在中国真正得以发展。⁽⁸⁶⁾

狄考文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传教士的支持，为此还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又称益智书会），出版了一系列教科书，推进了基督教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育的标准化建设。随后，基督教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形式都进入正规化阶段，很多学校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的教学体制，确定了修习年限，教学开始按年级分班进行。自然科学知识比重加大，如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中西书院的课程中，就有西语、翻译、数学启蒙、各国地理、天文、格致、三角学、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地学、金石等科目，几乎全是“实学”，自20世纪后，教育已经变成基督教会在中国最大的一项产业。根据1920年调查，在中国的基督教学校共有6890所，在校学生达20万人，这其中还不包括圣经学校、师范学校、神学校、专科学校和大学。

由上可知，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学校的创办，其主要目的是为其传教事业服务。李承恩在《教会学校的历史、现状与发展》一文中也明确提到，基督教学校是“传教机构并推进基督的事业”，学校的作用是“消除根深蒂固的异端和迷信观念，代之以耶稣基督的宗教……许多学生皈依上帝，成长为我们最坚强、最聪明的基督徒和福音布道者”。但基督教学校以近代科学为主要课程内容的课程设置，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狄考文曾经系统地介绍过教会学校的五点作用，其中在第二点提到，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这种教员不仅能教中国古典作品，还能教各门普通学科，如地理、算术、音乐、通史和物理学”，“他们以及其他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人无疑将最先获得西方的优秀科学与教育，并且主要是通过他们把这些知识传播给中国的广大民众”。⁽⁸⁷⁾

正是有这些优良的师资力量，基督教学校在外语教学和自然科学教学方面在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于英文和西学的重视，李承恩做了这样的解释：使用英语教学主要是目前没有汉语的科学术语，而且目前现有的术语都是不统一的，使用英语教学可以对于学生精通各学科大有好处；其次若只懂中文，那将无法“满足他们深入学习文学、科学、历史、神学等知识的渴望，因为这些都是用英文写的”。而对于科学知识的重视，是因为“科学不是宗教的一部分，教授科学也不是教会的专门职责，但是它能够十分有效地促进正义事业”，同时也表示，“一个精通地理学、物理、化学和天文学知识的本地牧师也将取得其他途径无法取得的声誉和影响”，“科学的名声已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人因西方科学来自国外，与本国不同而憎恨他，但是迫于事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其优越性。因此许多上层人物渴望了解外来科学；传教士能与本地上层人物交往，几乎都是由于他们了解西方科学，能够谈论西方科学”。

基督教学校除了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教学内容之外，还改良了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基督教学校较多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方法，能够根据学生的差异实行分科、分班和分级教学，教学内容讲究由浅入深，注重启发式教学以及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课堂中，教师往往会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由学生自己操作实验。这对改变我国传统的死记硬背以及教师一味采用讲授法的教学方式，极有启发意义。

基督教学校还推动了我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在我国传统社会，女性往往处于低下的地位。而基督教学校提倡男女平等。如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就在澳门开办女子读书班，招收几名穷苦人家的女孩。这可以算是我国女子受教育的先河。在20世纪初，教会又开办了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华北女子高等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

由以上基督教学校所产生的种种方面的影响可知，在我国教育近代化的启动阶段，基督教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任务，和这一时期的洋务学堂存在着互补的关系，具体体现为：①基督教学校一般具有综合性和基础性的特点，除了传授宗教科目外，均开设外语、西学、儒学等，有利于通用性和通识性人才的培养，从而弥补了洋务学堂过于注重专门化人才培养的缺陷；②基督教学校形成了自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办学体系，而洋务学堂则仅仅只有中等技术教育，很少有学堂达到高等程度，在满足不同层次的西学要求方面，基督教学校所做的贡献是明显的；③洋务学堂的数量有限，而基督教学校的创办则满足了更多人接受西学的要求。⁽⁸⁸⁾

对于教会学校对我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其主要目的就是传教，而忽略了其影响。虽然狄考文在1877年中国基督教传教士会议上也强调：“教育不可能代替传教，传教第一位是无可争议的。”但我们说教会学校的创办对我国所产生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上加快了我国的教育近代化进程。即使不计教会学校在创办之时所产生的影响，其停办之后影响还在继续。诚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已经绝迹四十多年，但它的校园、建筑、图书以及其他各种教学、研究设施，仍然继续用于高等教育，它的教师和毕业生，仍然在大学和其他部门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工作，而其中一部分人已成为若干领域的领导和骨干。他们运用在母校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服务，而且还或多或少继承着教会大学传统校风中的优良部分。”⁽⁸⁹⁾所以说，教会学校对我国近代西学的输入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较大范围之内普及了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同时，也突破了中国封建势力对教育的垄断，开创了平民办学的新局面。

二、《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的创办

除了创办基督教学校之外，教会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办报办刊也是其主要途径。自19世纪中期以来，教会在中国所创办的报刊众多，主要有《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其中，对我国西学输入影响最大的还是《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教会新报》，内容以宣传基督教为主，同时还介绍西方教育体制，这方面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西国书院》主要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泰西学校论略》主要介绍了德国的船政学院和武学院。⁽⁹⁰⁾

《教会新报》创办一年后，开始介绍一些西方最新的科技发明。如刊载了艾约瑟的《格致新学提纲》、韦廉臣的《格物探源》等，同时还发表过医学、天文学、化学等方面的文章。为避免《教会新报》这一刊名引起中国士大夫对其中宗教内容的反感，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为周刊，在当时是基督教新教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出版刊物。

《万国公报》每期扉页上都会附印一行字：“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⁹¹⁾，表明了对西学的重视。在《万国公报》中，介绍西方的教育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如译载了艾约瑟的《泰西诸国校塾》和美国传教士狄考文的《振兴学校论》。除此之外，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eber）的《自西徂东》最早也是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的。《自西徂东》分为仁、义、礼、智、信五集，其中的智集篇幅最大，详细介绍了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还介绍了20多种西方的教育机构，并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科举考试提出了批判。⁽⁹²⁾

由于经费困难，《万国公报》于1883年停刊。1887年同文书会（广学会）成立，1889年，《万国公报》再次发行。《万国公报》发行期间，除了积极传播西方科学之外，也广泛介绍了西方各级各类的教育体系。

其中在《万国公报》刊登的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就完整地阐述了德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设置、教学内容等。分别介绍了德国的乡塾、郡学院、实学院、仕学院、大学院（分经学、法学、哲学，其中还包括语言、文字、神学、伦理学、自然哲学及医学等）；技艺院、格物院、船政院、武学院、农政院等；文会、夜学、礼拜堂、新闻纸等。这是继《职方外纪》、《西学凡》介绍西方西学教育制度之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的教育制度。国人对书中内容非常赞赏，李善兰就曾评价说：“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⁹³⁾

还有李提摩太的《七国新学备要》，主要介绍英、法、德、俄、美、日、印度等几国的学校数目、管理及初学（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设置，并介绍各国报纸的情况。这些书的翻译主要是针对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在1895年，李提摩太还提到：“中国若不即日更改学校之制，士子但读古书，但知我为首出之大国，素著盛名，彼他国皆远出我下，惟特不知他国之善己也，终必并其本国之善而亦失之。”⁽⁹⁴⁾这对我国改革现行教育制度起到了积极的启示作用。

除了以上内容之外，《万国公报》刊载过的书刊还有：李提摩太的《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主要介绍各国疆域、历史、面积、人口、宗教、物产等。还有李提摩太的《八星之一总论》，介绍地圆说、地球体积、面积，及各大行星运动周期等，以及地球五大洲、五大洋概况，地球各大宗教分布及人数。此外，《万国公报》还选录过已成书的西学著述或者涉及西学内容的著作，比如有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何如璋的《使东略述》。

《万国公报》所选登的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许觉得不足为奇，但在那个时代，对于启蒙我国知识分子的心智、在民众间传播科学知识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梁启超就曾这么评价：“《万国公报》……中译西报甚多，欲觇时事者必读焉。”宋恕也称，《万国公报》“虽未免虚、陋二弊，然较之‘申’、‘沪’各报，则为异常之实，异常之博矣”。

《万国公报》对西学传播的最大特点是迅速、及时、有针对性。例如，有地震发生时就介绍地震知识；出现日月食时，就解释日月食现象及原理等。又如1895年11月8日，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1896年3月号的《万国公报》上就以《光学新奇》为题报道了伦琴发现X射线的新闻，这在我国属于最早的报道。当年7月，《万国公报》又以《照骨续志》为题进一步报道了X射线在全球的传播情况以及应用情况。可见，《万国公报》对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科学素养作出过积极的努力。再加上《万国公报》发行量大，如1874年印数为1000份，1894年为4000份，1897年为5000份，1898年为38400份，最高时达到54398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刊物。⁽⁹⁵⁾刊登过如此多的科学论文，又有如此大的发行量，《万国公报》对于我国当时科学知识的普及的影响可见一斑。

除了《万国公报》之外，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刊物还有《中西闻见录》，这也是教会所创办的。《中西闻见录》是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丁韪良等人在北京创办，以传播西方的近代科技为主旨。据统计，该刊共发行了36号，刊载文章361篇，其中有关科技的文章有166篇，几乎占总篇数中的一半。这些科技文章所反映的内容较为广泛，涉及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化学、矿物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农学等。还介绍了高空探测、钢铁冶炼、铁路修筑、火车、汽车、天文望远镜、电话、电报发明等多方面的技术知识。《恒星动论》和《论分光镜》则分别对恒星的演化及光谱分析进行了介绍。为了传播这些知识，《中西闻见录》采取了新闻报道与历史、科技知识与实际应用、文字与示意图相结合的形式，以加深读者的理解。⁽⁹⁶⁾

通过这些报刊，基督教会输入的科技内容基本上都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具有明显的先进性，许多自然科学成果都是在西方问世后不久即被介绍到中国。对晚清科学传播及科学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普及功不可没。

三、教会医学院的创办

我国近代医学的兴起，也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早在1289年，罗马教皇派遣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G.de Montecorvino）来华传教，而其中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医学来传教，这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开端。

到了明末清初时期，邓玉函还翻译了《泰西人身说概》，1643年在我国出版印行。到了清代，意大利传教士鲍仲义（J.Baudino）、安泰（E.Roasset）还充当康熙皇帝的随身医生。19世纪初，西方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近代水平，在生理学、诊断学、病理学、近代医学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就在澳门开展牛痘接种，还聘请中国人邱熺等在中国各地推广。

随着教会医生在中国活动的日益频繁，澳门、广东等地开始纷纷建立近代化的新式医院。1886年，传教士还在上海成立了在华教会医学联合会——“中国博医会”，还创办了《博医会报》。而真正正规的教会医学院在华的创办，则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教会医学院主要有：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湖南湘雅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等。这些教会医学院的创办，对我国医学教育的兴起，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这些教会医学院的课程设置，可以说开创了新的篇章，为我国医学院的创办提供了指南。具体以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为例，整个课程包括五年，每一年的课程设置如下。⁽⁹⁷⁾

第一年：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生物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

第二年：解剖学、生理化学、生理学、组织学、治疗学、生理诊断学、药物学、实用药剂学。

第三年：外科学、内科学实践、治疗学和毒物学、解剖学和外科解剖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临床内外科学、小手术和包扎、麻醉学。

第四年：外科学、病理学和免疫学、产科学、内科实践、眼科学、泌尿科学、儿科学、临床内外科学。

第五年：皮肤科、耳鼻喉科、血液病学、卫生学、热带病学、牙科学、产科学、神经病学、妇科学、法医学、临床内外科学。

通过以上史实，我们说，教会医学院可以算是我国近代西医学教育的开创者，对我国西医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西医专业人才，还对我国生理学及生理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865年，北京同文馆也开始设立医学课程，聘请英国医生德贞（J.Dudgeon）担任教习，开创了我国的西医教育。

四、傅兰雅与西学输入

美国传教士傅兰雅以翻译介绍大量科学技术书籍而闻名于中国。1860年，傅兰雅从师范学院毕业，到香港担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他辞掉了圣保罗书院的教职，赴北京担任同文馆英文教习。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总理衙门的政要文祥等人，同时还与英国的布鲁斯、威妥玛、赫德，美国的卫三畏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865年，他转赴上海担任英华书馆校长。1868年5月，傅兰雅在英华书馆的聘用期满后，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当翻译，开始了一生的翻译事业。他多次与华蘅芳、徐寿合作，还与徐建寅合作，翻译了众多科学书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我国科学知识输入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翻译了大量科学著作，其中，傅兰雅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他与徐寿父子合作翻译的一系列化学著作，成为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化学著作。

傅兰雅本身并不是科学家，只懂得当时英国大学的一般数理化知识，但他对科学技术十分有兴趣，“上午学习和翻译关于煤和煤采掘的具体知识。下午钻研化学。而在晚上则研习声学”，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翻译了大量西学著作，为中国翻译科学书籍作出了很大贡献。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当翻译期间，曾在选译何种书籍问题上，与清政府意见不同。清政府急功近利，“令特译紧要之书”，也就是指直接与军工生产有关的书，李鸿章也多次指示如此办理。但傅兰雅从长远处着眼，认为应该比较有系统地翻译“更大更新”的基本科学理论知识，他还特别想把《大英百科全书》全部译成中文。但是，清政府却执意只要将“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进行翻译，“不用其书与他书配否”。有些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就必须先翻译。因此，“所译者多零散新书”。

在翻译西书过程中，傅兰雅还确立了许多中国没有的科技词汇。如镁、矽、砷等元素，这些中国没有的译名，在翻译过程中，傅兰雅都采用音译法或加偏旁造新字。中国近代科技词汇，大量的是傅兰雅与中国合作者在翻译过程中陆续确定的，并为此编撰了好几部汉、英或英、汉对照的科技词汇工具书。这一工作为后来的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以后在华传教士又专门从事过统一译名的工作，基本上也采用了傅兰雅的原则与做法。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了28年，除了一次受制造局派往英国考察钢铁与机械制造和一次送妻儿回英国外，其余时间均为翻译工作孜孜不倦。他先后翻译了书籍77种，占当时江南制造局译书的三分之一以上，他所翻译的化学系列、国际法系列书籍都是19世纪中国翻译西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

傅兰雅所参与翻译的书涉及多门学科，主要如下。⁽⁹⁸⁾

数学方面：《代数术》、《代数难题解法》、《代数须知》、《微积溯源》、《微积须知》、《运规指约》、《三角数理》、《格致书院西学课程数学课题》、《决疑数学》、《算识别解》等。

物理方面：《声学》（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声学著作）、《光学须知》、《电学》（这是第一部电学专著中译本）、《重学须知》、《力学须知》、《物体遇热改易记》、《通物电光》等。

化学方面：《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分原》、《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化学须知》等。

矿冶方面：《矿石图说》、《造铁全法》、《求矿指南》、《矿学须知》、《开煤要法》、《宝藏兴焉》、《铸金略论》等。

机械工程方面：《汽机必以》、《汽机新制》、《兵船汽机》、《工程致富论略》、《美国铁路纪要》、《器象写真》等。

测绘、地图方面：《行军测绘》、《测地绘图》、《测绘海图全法》、《大江图》等。

军事方面：《水师操练》、《防海新论》、《轮船布阵》、《制火药法》、《格林炮操法》、《西国陆军制考略》等。

医学方面：《知心免病法》、《儒门医学》、《西药大成》、《法律医学》（这是我国西方法医学的第一部译著）等。

科学技术工具书方面：《金石中西名目表》、《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汽机中西名目表》等。

1885年，傅兰雅还在上海开办了一家非营利的格致书社。到1888年，该书社拥有约650种关于西方问题的书籍，而且在天津、杭州、北京、福州、香港和汕头都设有分店，对传播西方科学知识远比单纯翻译西书深远得多。

傅兰雅于1876年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为月刊。出刊两年后因傅兰雅暂时回英国而暂停，等他再次回到上海，在1880年复刊，两年后又再度停刊。后来为了应读者的要求在1890年再度复刊，虽然改为了季刊，但全年总篇幅还是与以前相当，在1892年冬天停刊。前后总计共出了七年，总数达60卷。

《格致汇编》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最早的专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刊物，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也是清末第一种完全以科技知识为内容，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宗旨的期刊。作为一本以介绍科技知识为主要内容的通俗杂志，以译文为主，同时又力求与已翻译的著作不相同，内容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工业技术、科技人物传记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包括自然科学总论和各学科知识，有理论著作连载、科学问题解答、科学知识介绍等。其中1877年8月的第7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介绍，傅兰雅写的文章中，阐述了生物进化和人猿同祖的理论，这是我国对进化论的第一次中文表述。

《格致汇编》将西方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科技新闻等都用通俗语言翻译过来，还配以图画，使以前没有接触过西学的人都能看懂。选登的内容涉及天文、物理、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药学、生理学、电学、机械学等。《格致汇编》在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烟台、南京、苏州、杭州、广州、香港、新加坡、神户、横滨等40多个中外大城市设立了代售点，影响遍及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对开通当时中国民众的智慧功不可没。梁启超就曾这样评价：“格致汇编，前后七年，中经作辍，皆言西人格致新理，洪纤并载，多有出于所翻各书之外者，读之可增益智慧。惜当时风气未开，嗜之者终复无几。”⁽⁹⁹⁾

从梁启超的言论中，可以知道他充分肯定了傅兰雅从事科普宣传工作的作用及这一工作在中国的贡献。1892年，当《格致汇编》再度停刊时，傅兰雅发出这样的感叹：“本馆不惜工费者，实为裨益华人起见。故凡西学格致、制造、工艺皆猎及之。惟所辑虽多，犹未能深造其极，故意有未安，仍欲频年续辑，成我素志。果觉此编有益于华，则灯下苦工，半生心血，犹未为枉用于无何益之地矣！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浸昌浸炽，以成百世之盛。是编虽不敢居与有功，然亦未尝非开人先导也。”⁽¹⁰⁰⁾在此可感受到傅兰雅流露出的失望之情，他满心希望国人能接纳西方科学，无奈当时的情况却与之相反。

除了翻译科学著作和创办科学杂志外，傅兰雅对我国科学教育影响较大的一方面就是与徐寿合作创办了上海格致书院，这是一所为科学普及而设立的学校。1874年在创办上海格致书院的时候，徐寿就指出：“中国人才林立，智能不让西人，向持风气未开，素不究心技末……讲求机器制造，创设各局，华人已渐窥奥窍，成效昭然。惟是局中从事者知之，而局外仍未尽知也。目前学艺者能之，而后日未必尽能也。欲使人人通晓而不虞日久废弛，则必有会集讲论之所，招集深思好学之人，随会学习，讲求参考，以冀将来艺学振兴，预备人材，施诸实用。”⁽¹⁰¹⁾从徐寿的这段言论中可知，他认为洋务学堂应该广泛地进行科技教育，从而培养更多的人才。

为此，上海格致书院成立后，十分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学校内有阅览室、博物馆及标本室、实验室。傅兰雅在《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中提到：“照今所有西学书籍足资考求者，可分六学：一、矿物，二、电务，三、测绘，四、工程，五、汽机，六、制造。”据此，傅兰雅还编制了矿学、电学、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6种《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在编著教材的过程中秉持科学主义的精神，不谈宗教。他还利用实验室和幻灯，亲自做实验示范，向学生展示科学原理。傅兰雅编写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对晚清的科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新的学制，有很多学校都直接采用傅兰雅编写的自然科学教材，如他所编的《格物须知》丛书中，被用作教科书的就有重学、力学、电学、声学、光学、水学、热学、动物、植物等十种须知。

傅兰雅在当时翻译了如此之多的西方科学著作，虽然基于当时条件限制，发行量都不大，但对我国传播科学知识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创办军工企业和引进西方科技的过程中，产生了像徐寿、华蘅芳、应祖锡等一批近代科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与傅兰雅合作翻译西书，在翻译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声、光、化、电、矿冶等方面的西方科技知识，并在某些领域成为领军人物。如徐寿被公认为是我国近代化学理论和实践的先驱人物，他与傅兰雅合作翻译的《化学鉴原》，是当时西学中译书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化学书，介绍了当时所知的64种元素以及各种金属及化合物。同时，这些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引进，对我国长期由于儒家理论的熏陶，只注重抽象的道德说教与诗文把玩，不注重自然科学的思想认识，是一种突破和冲击。

一系列教会机构与翻译机构的兴起，使得晚清所引进的西学，与明末清初输入西学所存在支离破碎的状况相比，更为完整，几乎涵盖了西方自然科学全部最新成果。此外，在输入西方自然科学方面，针对性明显增强，强调引进的内容应适应近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于我国当时急需的机器制造、铁路、采矿等知识优先引进。

而且通过教会机构各种措施的开展以及传教士的努力，许多学生开始在教会学校中接触到全新的西学，如外语、物理、化学、天文、算学、地理、光学等方面的课程，这对我国新式学堂的兴起及课程的安排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教会机构所翻译的一系列西书、创办的一些杂志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开阔国民眼界、解放国民思想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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