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第六节　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一、近代教育的起步和洋务教育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近代教育，就是在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后的近二十年间，传统教育的变革步履蹒跚，没有迈出任何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步伐。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击碎了清朝统治阶级“万年和约”的迷梦。清政府内一批务实开明的封建官僚提出所谓“自强”的洋务运动，其代表人物有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了一系列洋务事业，包括购买军火、训练军队、筹设海防、建立军事工业、开办洋务教育、培养军事人员与外交翻译人员。洋务教育包括创办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两个方面内容。这种教育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为基础，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与技能，以备应用。这是清朝政府兴办新式学堂以来一贯奉行的政策。

（一）创办新式学堂

洋务派认为要兴西学，必须先培养洋务人才，这是当务之急，也是中国“自强”的根本。所以，洋务派开始在各地创办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即外国语学校；第二类是军事学堂；第三类是技术学堂。

1.方言学堂

清朝统治集团鉴于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国门，为了适应半殖民地外交上的需要，认为必须开办学习外国语言的学堂。1862年总理衙门在《创设北京同文馆奏疏》中说：“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1]因此，训练洋务外交和翻译人员便成为清朝政府刻不容缓之事。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设起，各地相继举办的方言学堂有：广方言馆，1963年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例而设于上海；广州同文馆，1864年广州将军瑞麟开办；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张之洞奏设于武昌，初有方言、算学、执政、商务四斋，后仅存方言一斋。这类学堂的教学内容是在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为主的基础上，兼顾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概况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以此为办理外交和举办洋务服务。这类学堂对学生所进行的教育，实质是灌输对外国资本主义文明的盲目崇拜和培养买办精神的奴化思想。

2.军事学堂

洋务派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看到中国的军备不及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内忧外患严重，要“靖内患，御外侮”，非讲求兵制不可。于是，他们在兴办军事工厂的同时，还附设或独立设立了一批军事学堂。近代教育也因此实现从“西语”到“西艺”的转变。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开设江南制造总局，其中附设机器学堂，以培养制造枪炮的人才；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建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以训练造船与驾驶的水师人才；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北洋水师学堂，该校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后又于1885年开办中国第一所陆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主要培养军事教官和军事指挥人才；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开办广东水陆师学堂，旨在造就海军与陆军人才。

3.技术学堂

到了19世纪后期，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于中国，不仅仅在于他们船坚炮利，更在于他们国富民强。因此，洋务派还陆续创办了一系列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技术学堂。

这些技术学堂主要涉及电报、采矿、工程、医务等方面。其中的代表是1879年在天津设立的电报学堂；1882年在上海设立的电报学堂；1892年附设于湖北矿务局的湖北矿业学堂、湖北工程学堂；1894年由李鸿章奏设的天津医学堂（北洋医学堂），这是中国自办西医学校的开端。

（二）留学教育

洋务派除了在国内积极开办新式学堂以外，还采取留学教育政策。留学教育有两类：一是派遣学生到外国学校学习，二是派遣官吏到各国参考、学习军政船政之事。

1872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合上奏的《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得到清朝政府批准后，决定选派120人，分4批，由陈兰彬、容闳任留学生正、副监督，筹办出国事宜。同年，容闳率30名幼童赴美。这是中国官派留学之始。后于1873年、1874年、1875年各派30名幼童赴美。由于负责留学事宜的人事变更以及国内顽固派对留学的反对，1881年7月清政府下令召回留学生，留美教育夭折。1873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建议遣人游学欧洲各国。奏议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75年始派出第一批5人到英、法等国学习。1877年，李鸿章奏准遣留学生赴英国学习水师兵法、赴法国学习造船技术。同年3月，清政府派员带领船政学堂30名留欧学生，分赴法、英、西班牙等国学习。

洋务派倡导留学教育是为了培养洋务人才，维护清朝统治，但是在客观上，留学教育不仅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如詹天佑、严复等，还促进了资本主义教育的传入，打破传统的封建教育牢笼，为后来维新运动的教育奠定了基础。

二、百日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垄断工业的局面被打破，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并开始要求政治上的保障与权利。维新运动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产生的。1898年发生的“百日维新”则达到了这场运动的顶峰。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变法诏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培养人才，并且明确表示要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变法诏书的颁布也标志着清朝政府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教育政策发生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的显著特点是除旧与布新相辅相成，改革传统教育与推进新式教育同时并举。维新派在此期间，通过光绪帝发布了数十条改革诏令，其中有关教育的内容有：

1.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

2.开办学堂。在北京筹办京师大学堂，以作各省之倡，并下令把各省、府、州、县原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和小学堂三级。此外，还设立农学会，开办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等，并鼓励私人举办各种实习学堂；

3.设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提倡翻译西书，培养翻译人才；

4.奖励著作发明。对有新著作与新发明者，给予奖励，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和学会，免税出版书籍报纸。

百日维新中的各项教育改革措施随着变法的彻底失败而成为一纸空文。尽管这种改革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如没有彻底废除科举，保留了封建教育内容等，但是维新时期的教育对近代教育产生了很深影响，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如建立学校系统、开办实业学堂等，成为中国确立资本主义教育体系的先导。

三、清末教育新政与近代学制的建立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变法”上谕，强调“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提出变革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由此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所谓“新政”。

清朝政府对传统教育体制的变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和建立近代学制。

（一）废除科举制度

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教育体制变革中，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废除科举取士制度。

1901年3月，在清朝政府颁布“变法”上谕之后，两广总督陶模奏请变通科举。此后半年间，先后有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等人在复议新政的奏章中提出变通科举。清政府没有采纳这些或废除科举或递减科举中额人数的有关建议。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仍然没有下文。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清廷发布上谕，采纳奏议，决定从1906年开始减额，十年后停止科举。科举减额的谕旨未及实施，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封疆重臣，联名奏请立停科举。同日，清廷颁布谕旨，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一上谕的发布，宣告了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的终结。

科举制度的废除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完全结束，新的教育制度得以建立。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近代学制的建立

在兴学堂废科举的潮流中，近代学制也应运而生。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未及实施又于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的基本精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以当时的日本学制为蓝本，保留了尊孔读经等封建教育残余。这个学制的突出特点是教育年限长，从初等小学堂到大学堂毕业要21年，到通儒院毕业时需要26年。从纵向上看，整个学制分为三段六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另设蒙养院，不在正式学制之列；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或四年，通儒院五年。从横向看，与高等小学堂并行的还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实业教员讲习所、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

尽管当时已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广泛作为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但清政府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教育方针以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人才。1906年3月25日，学部上奏：“今中国振兴国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握要之图”，并提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4月25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指出“朝廷锐意兴学，特设专部以董理之，自应明示宗旨，俾定趋向，期于一道同风。兹据学部所陈忠君、尊孔与尚公、尚武、尚实五端，尚为扼要”^[2]，确立了清末学制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以上就是近代学制的基本内容。癸卯学制的提出，使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开始完整而有系统地建立起来。这个学制总结了中国近代教育演变的历史，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先进的教育制度，对辛亥革命后学制的制定有一定的影响。

四、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的建立

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封建专制政体的崩溃，使得与其相适应的传统封建教育失去依托而处于受冲击的境地。清末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的封建教育显然已经悖逆时代潮流。教育的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政策法令，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些举措为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1912年1月3日，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为了推进教育改革，南京临时政府首先将清朝的学部改为教育部，作为统管教育事业的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月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不久，便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开始了除旧布新的民国初期教育改革进程。1912年1月19日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朝封建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措施有：清末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通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手工科，应加注重；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废止清末奖励出身制度，等等。《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进一步规定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各学年教授科目、每周教学时数及各级学校的暂行课程表等。上述措施体现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倡导了民主精神，如社会教育要注重宣讲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尤其注重公民道德等。这些民主精神事实上成为民国初年教育的基本原则。

（二）制定民国教育方针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关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批判清末教育并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1912年9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所谓“道德教育”，就是培养公民“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所谓“实利教育”，即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知识技能教育。“军国民教育”，就是融强兵健体为一体的军事体育。“美感教育”，是以音乐、艺术为核心内容的教育。

“四育”教育宗旨主要以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思想为基础，是蔡元培民主教育思想在教育制度建设中的实践。这一教育宗旨突破了清末教育宗旨的局限性，强调道德教育的核心地位，突出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是资本主义教育观念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直接试验。同时，这一新的教育宗旨在具体内容上也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道德教育中“自由、平等、博爱”，与中国儒家“义、恕、仁”相呼应，在推行新的教育宗旨过程中更容易让国民在心理上接受这种新的教育理念，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理念同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文化相结合的一次尝试。但这一教育宗旨事实上未能真正贯彻执行。

（三）制定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早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就曾指出“民国既立，清政府之学制，最必须改革者”，“至于完全新学制，当征集各地方教育家意见。折中厘定，正式宣布”。1912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拟议学校系统草案》，广泛征求全国教育界的意见。同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学制问题提上了会议的议程。最后，会议形成并通过了《学校系统案》。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这就是民国初年的第一个学制雏形，即壬子学制。此后，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师范教育以及大学的有关法令法规。1913年，教育部将这些法令法规与壬子学制相融合，形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学制，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这个学制规定普通教育分三段四级，整个学制为17年或18年。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为两级：初等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可进入高等小学或乙种实业学校；高等小学三年，毕业后可进入中学校、师范学校或甲种实业学校。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校，学习年限四年，毕业后可进入大学、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至四年；专门学校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此外，学前儿童可进入蒙养院，大学毕业后可进入大学院，修业年限不定。除普通教育系统之外，壬子·癸丑学制还规定有师范教育系统和实业教育系统。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前者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后者预科一年，专修科二至三年，本科三年，研究科一至二年。实业学校分为甲、乙两类，均三年毕业，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等科。

壬子·癸丑学制仍然是仿效日本，在形式上与癸卯学制大体相同，但在本质上却根本不同。这个学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体现了资本主义民主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进步作用。

【注释】

[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P117

[2]舒新城编：《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P2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