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产生与演变

中国女子教育思潮的产生,是随着历史发展中女子教育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女子教育问题主要是指男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它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整个封建时代,女子教育被排斥在学校制度之外,女子教育思想无非是让女子熟悉明了儒家思想所规定的为女、为妻、为媳、为母之道。这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定产物,是建立在“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基础上的,因此,它终将被男女平等的女子教育思想所代替。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推上世界舞台,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女子教育思想才有了新的转折。

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第一次部分地实施了朦胧的男女平等思想。天王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说:人世间的男女都同样是“皇上帝”的儿女,那么男女之间自然是平等的兄弟姊妹关系。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男女在分配田地上权利平等,否定了封建买卖婚姻。在教育政策上,《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两”设一礼拜堂,各家童子,不分男女都上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太平天国印行的《真命诏旨书》等。每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女到礼拜堂,分别单行女行,听讲道理,进行教育。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举办了一系列洋务事业.建立了制造枪炮船舰和弹药的工厂,开办了民用企业。民族资本最初投资的缫丝厂、纺织厂主要招收女工,使一些妇女走出家门,参加了大工业的生产劳动,从而在较大范围内,改变了有史以来女子仅仅局限于家庭的生活方式。这种男女平等的教育政策和妇女走向社会的事实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晚清进步人士“兴女学”的主张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肇始于晚清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从教会开办女学的事实中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实行义务教育的情形,开始了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的反思,初步地提出了“参访西法,增设女塾”的主张。1873年,李善兰在《泰西学校论略序》中介绍了当时德国“男固有学,而女亦有学”^[1]的情况;1882年王之春在《广学校篇》中谈到了“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2]的情形;1891年,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也描述了男女皆入学的西洋各国教法。

早期女子教育思想之集大成者郑观应于1892年发表的《女教》一文,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最初表述。郑观应一方面从历史典籍中找寻了女子教育的渊源,为倡导女子教育找到了历史的依据。在他看来,古人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工者,都是由教育而成的。到了近代,由于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以至于女子教育“有其名无其实,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也”^[3]。另一方面,他又从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找到了女子教育的现实参照系,进而全面阐述了女子教育。

第一,他论证了女子教育的意义,认识到女子教育关系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广东的男子多外出谋生,妇女在家,因为不读书,不了解三从四德,不了解人情物理,不知道稼穑之艰难,生活上又不知量入为出,造成家庭不和,甚至憾恨致病身亡。这表明由于妇女没有受到一定的教育,就缺乏谋生的本领。女子教育不仅对社会有利,而且对子女的教育也极为重要。郑观应在《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一文中说:

襁褓之婴,孩提之童。亲母之日多,亲父之日少,亲母之性多,亲父之性少。由六、七岁有知识,以迄十二、三岁,天性未漓,私欲未开,母教之如种花莳果,灌溉栽培,先养其根本。教子女亦然,凡衣服饮食,嬉戏步趋,皆母得而引导焉,指授焉,勉励焉,节制焉!^[4]

第二,介绍了欧美女学的情况。郑观应在《女教》一文中指出:“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5]妇女们可以学习各种专业,可以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可以接受师范教育,可以入大学深造。在《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中,郑观应介绍了日本女学校开设的13门科目,认为日本女学的学习内容十分具体,女子通过讲求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皆可与男子一起各执一业,男女之间不存在或能或不能的差别。

第三,指出了发展女子教育的具体途径。郑观应说:“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匾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6]

郑观应在提倡女子教育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妇女缠足的陋习。他指出;世界五大洲,只有中国女童自四五岁起就在父母逼迫下缠足,使骨折筋摧,甚至血肉淋漓,如负重疾。他说:如果把“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7]。因此他建议由政府下令禁止妇女缠足,“违者罪其父母”^[8],以移风化俗。郑观应的上述论述虽然还比较粗浅,缺乏系统性,并且还未能彻底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但是,就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发展的整体而言,则起了奠基作用。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总结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女子教育思想,他们以进化论、天赋人权、民权平等思想为武器,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并对女子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女子教育思想体系,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戊戌维新时期,具有先进思想的妇女们高举起男女平等旗帜,积极提倡女子教育。1898年8月27日,《女学报》第5期发表了王春林的《男女平等论》和卢翠的《女子爱国说》两篇论文,在黑暗沉沉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举起了男女平等的旗帜,喊出了要求男女平等的第一声。她们以教育平等作为男女平等的重要前提,积极追求女子受教育权,从而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女子教育思想肇端的重要标志。

二、维新派“女子教育为强种保国之本”的女子教育观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上下对清王朝腐败统治表示强烈不满。中华民族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又一次认识到了兴学办教育的迫切性。教育,乃至于女子教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维新派把女子教育作为社会改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康有为在其重要著作《大同书》中,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论出发阐述了他的男女平等平权思想,并突出强调了女子教育的重要。他说:“凡人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主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9]因此,他主张,欲拯妇女沉溺之苦,唯有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始。至于如何行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他认为首先是女子获得同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他说:“女子不得科举,不得仕宦,并非女子寡能鲜才,而是由于中国习俗,女子皆禁为学。历代兴学选才,设科拔秀,应考者惟有男子,罕闻有女子登科者,”致使“万国卿相尽是男儿,举国职官未有女子,考廿四朝之史文,选举不闻巾帼,披九万里之地志,考职不靓裙衩”^[10]。这样一来,所谓“野无遗贤”,实在所遗无量;所谓“求贤兴才”,实则不兴不求。所不解者,则是数千年来,大地之内,“贤豪接踵,圣哲比肩,立法如云,刨说如雨,而不加恤察,偏谬相承,尽此千万年圣哲所经营,仁悯者,不过人类之一半而已,一半者,向隅而泣、受难无穷”^[11]。针对封建制度下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现实,在他设想的大同世界里,提出了女子“一切与男子无异”的主张。上述思想,在封建礼教严重束缚妇女的中国,十分可贵。

谭嗣同则从“仁”的哲学角度来阐明男女平等的必要。他认为“仁”(又叫“以太”)是人们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是客观世界产生的根源。“仁”的本性是“性”和“善”,所以由“仁”而产生的人,都秉承了先天的善性,由此在他看来,世界之男女都具有“人性的平等”。他进一步解释说“仁”的基本内容就是“通”。“仁以通为第一义,”“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12]那么,什么叫“通”呢?谭嗣同以为“通”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13]。总之“通”的标准就是“平等”。以此为出发点,谭嗣同强调“兴女学以课妇职”^[14]来实现男女的平等。认为男女出现在世界上,就具有自然的人格平等,也真有平等的“盛德大业”。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而无此高低之差异。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维新派积极提倡兴女学,大力宣传兴女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许多发展女子教育的建设性意见,形成了一股颇有气势的女子教育思潮。

首先,维新派普遍借用了资产阶级的“生利分利”理论,强调女子教育对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的重要意义。这种思想的突出代表人是维新派的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他以犀利的笔锋,饱满的激情,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主编的《时务报》,从创刊到终刊的两年时间里,发表有关妇女问题的论文、译文及消息等近30篇。他在变法维新的主要理论著作《变法通议》中特地写了一章《论女学》,还为中国女学堂起草了《创办章程》和《倡设女学堂启》。这些文章阐明了他的强种保国的女子教育观。他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指出:

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女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15]

这里梁启超把天下女子全看成是“分利”之人,不完全符合实际,但他朦胧地认识到了女子地位低下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只能“分利”而不能“生利”,经济上不独立。那么,女子何以成为“分利”之人?梁启超认为:“其根源非一端,而妇人无实业实为最初之起点。……然则学也,业之母也。”^[16]很明显,梁启超得出这样一个道理:国家积弱是由于“分利”之人太多,而女子皆为“分利”之人,女子“分利”是由于女子无职业,而女子无职业则又是因为女子无学,无法从事职业,因此,要变法图强,要达到人人能自养就必须兴办女学。

其次,维新派认为,实行女子教育不仅对社会有利,而且对家庭的和睦、子女的教育也具有积极意义。梁启超指出:“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以实祸天下之道也。”^[17]认为女子无学“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18],以致造成家庭不和、豪杰倜傥之士整日为家事纠缠不休,消磨才气。在这里,梁启超把兴女学看成家庭和睦之源。女学能使女子“内以拓其胸,外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

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19]

女子教育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梁启超说:如果母亲教育得法,那么孩童在10岁以前对于一切学问浅理,对于立志立身之道,都可以略有所知。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女学未兴,启蒙教育则无从谈起。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治天下之本二,日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20]

康同薇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在《女学利弊说》一文中也说:

西人蒙塾,多用女师,盖以其专精静细也。……初生之赤子,天性纯一,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其势而利导之。且孩提之童,狎母而畏父,习于父者寡,成于母者多。^[21]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立女子学校的创始人经元善,进一步论证了母教关系着国家的强盛:“自古王业之隆,断推周室,然无太妊、太姒,何来文王、武王,由二后之母教,以推二后之女学,其美善可知也。”^[22]

胎教是女学的组成部分,这也是维新派提倡女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

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跤,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成王生……是以封泰王而禅梁甫,朝诸侯而一天下。^[23]

为此,在他的大同世界里,规定妇女怀孕后入人本院进行胎教。梁启超则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例,认为胎教为女学堂中的第一义,并且妇女要一律习体操。他认为这样妇女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强体壮。可见,这正是他的“保国、保种、保教”的教育目的。“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24]

最后,维新派参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女子教育的经验,提出了发展女子教育的具体途径。梁启超认为,无论是西方全盛之美国,还是东方的新兴之日本,都依据男女平权的理论,大力兴办女学:

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25]

康同薇则将波斯、印度与美国对待女子的态度做了一番比较。她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能做到制度完备,人才众多,智慧濬发,风俗敦实,泱泱乎雄视万国,根本原因在于重视兴学。“其学校之制,凡男女八岁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幼学处所,男女并同,及其长也,别为女学以教之”。由于受到良好教育,“故美、法之女,有为臬司者,英、美之女,有为天文生者、典史者,有为传电报、司文案、医师、律师、教授、传教者,类皆与男无异”^[26]。维新派在介绍欧美女学的情况的同时,又指出中国发展女子教育的具体途径。康有为提出,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如同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博士一样皆得赐出身荣衔。妇女如果学问有成,应允许参加选举、应考、为官、为师。康同薇主张,每乡设女子小学,使举国之女子粗知礼义,略通书札;每邑设女子中学校,讲求有用之学,以去邪僻之习;每一省会设女子大学,开其聪明智慧,以广其才艺心思。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起二万万沉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达到昌明圣道、复兴大同的目标。

由于维新派对兴女学的宣传和鼓动,一些与维新人士有密切关系的妇女,积极投入了兴女学运动。她们组织了中国女学会,并独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她们把争取权利的斗争和国家的富强联系起来,把妇女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因此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

向使吾辈皆如西国女子,人人读书,人人晓普通之学,人人习专门之业,不特于一家之中,大有裨益,即一国之事,亦岂无以报效于毫末哉!^[27]

妇女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如果把妇女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于富国、强种具有极大意义。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维新妇女们响亮地喊出了“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28]的口号,愿与男子共担救国义务。她们号召妇女们关心国事,这说明妇女的自我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们甚至勇敢地向光绪皇帝提出了成立贵妇院,设女学部大臣,准许妇女参政的要求。新会卢翠在《女学报》上著文说:

方今瓜分之局已开,国势日危,有声同叹。前月明诏特下,谕各庶民皆得上书。夫民也者,男谓之民,女亦谓之民也。凡我同辈亦可以联名上书,直陈所见,以无负为戴高履厚之中国女子也。

她理直气壮地号召妇女们“联名上书,直陈所见”。她提出了七条有关妇女权利的建议,请求皇帝“如西国设贵妇院例,设贵妇院于颐和园。召各王公大臣命妇,一年一次,会集京师”,以便讨论女学及其他有关妇女权利的事宜。请求皇上设女学部大臣,公举12人,分任各省,“广开女教,并准荐拔高等女学生及闺嫒,入贵妇院授职理事”。建议皇上“举女特科,定女科甲”^[29]。卢翠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创举,反映了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妇女开始觉醒。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新变法浪潮中,还出现了一部用新思想指导的系统的女教论著,即《女学篇》,作者是一位曾被人们誉为晚清时期才华卓越的女教育家曾懿。

曾懿(1852—?),字朗秋,一字伯渊,四川华阳人,自幼天资明敏,经史诗词过目成诵。父亲曾诛是道光甲辰科进士,曾任户部主事、江西吉安府知府,对曾懿钟爱备至,尽家中所藏书籍,任女儿随意浏览,“朝夕游泳其中”。母亲左锡嘉,字冰如,出身官宦世家,极富才学,擅长书画,也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使曾懿从小打下治学根底,养成广博兴趣。

《女学篇》是曾懿晚年所作。“默察中国数十年政权变迁之大势,与夫列强数十国鲸吞蚕食之阴谋”,“因思词章之学无裨时艰”,转而集中精力撰述《女学篇》,以期“外而爱国,内而齐家”。《女学篇》自序和总论部分,着重论证兴办女学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曾懿不但认为“男子可学者,女子亦无不可学”,还进一步提出:“女子之心,其专静纯一,且胜于男子,果能教之得法,宜可大胜于男子者。”她强烈要求“使男子应尽之义务,无不与女子共之;男子应享之权利,亦无不与女子共之”,号召女同胞“勉力同心,共起竞争之志,以守起天赋之责任”。曾懿把兴女学看成是妇女解放,争取平权的关键,把兴女学的作用提到了强种保国的高度。她说:“欲破男尊女卑之说,必以兴女学为第一义,”“男女智识相等,强弱自能相等,不求平权,而自平权矣”。一旦能够普及女子教育,则“黄种之强殆将驾环球而上矣,”“一国之中骤增有用之才至二万万人之多,夫何贫弱之足患哉!”^[30]

全书分结婚、夫妇、胎产、哺育、襁褓教育、幼稚教育、养老、家庭经济学、卫生九章。通观全书,从指导思想到整个体系,对封建女教的格局有所突破,并和传统的“三从四德”一类的陈腐教条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些富于科学、民主思想的新鲜见解。当然《女学篇》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在曾懿看来“政治上之问题乃妇人分外之事,即其性质亦决不能担任者也”,这实际上还是把女子圈禁在家庭的范围之内,和她要求妇女平权、振兴民族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作为一部系统的女子教育著作,《女学篇》大体上迎合了世界潮流,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在女子教育上的主张,仍不失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的女子教育观

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普遍将兴办女子教育与国家民族乃至家庭和个人的兴衰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女子教育是实现男女平权的先决条件,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保障。著名的革命志士陈天华认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妇女占了一半,对亡国的惨祸,女子和男子要一起承受,救国的责任,女子也应和男子一样承担起来。他要求改变重男卑女、让妇女缠了双足死处闺中,一点学问也没有的状况。他希望中国妇女通过接受教育,明白救国的道理、仿效法兰西革命中的罗兰夫人、俄罗斯虚无党人苏菲尼亚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女豪杰花木兰和秦良玉,扩张女权,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提出了“兴女学,培植根本”的主张。1903年出版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述妇女问题的第一部专著——《女界钟》。在这本书中,作者金一(1874—1947)深刻批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教育制度,并把中国古代教育概括为奴隶教育。“中国之教育如何?吾敢直言不讳之日:奴隶。”男子的教育是奴隶教育,女子更甚,“女子者,奴之奴也,并奴隶之教育而亦不得闻”。金一认为,使妇女摆脱奴隶地位的最好方法是教育。他说:

教育者,造国民之器械也。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国不受其病者也。身体亦然,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而废。教育者,又精神之库也。无精神之教育,是禁人之食谷麦。而杂堆雀鼠以为粮者也。^[31]

尤其可贵的是,金一提出了女子教育的八项目标:

一、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教成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教成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32]

按照这八项标准所培养的妇女,必然是品德高尚、身体健康、热心公德,努力革命的妇女解放的先驱者。《女界钟》可以说是中国女子教育史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妇女解放运动已经摆脱改良派的藩篱。除陈天华和金一外,另一位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陈以益(1871一?)于1909年撰写并出版了《女论》。他在女子教育方面也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认为解决妇女问题是根治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因此,他主张提倡女学,扶植女权,作为社会改良的基石。他强调妇女要自立,认为男女都有天然自立权利。通过实行男女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培养妇女的爱国心,使全国的女子都成独立自营大国民。他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女子教育大纲”要求女子教育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要与男子教育相同,彻底实现男女教育平等。陈以益强调妇女人格独立是难能可贵的。

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注视着女子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多次强调实行女子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男女平权的重要手段。他认为,远观历代,横览九州,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都与教化有关。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国家得以强大。文盲众多,妇女中能识字者很少,这是人才贫乏,风俗衰颓,国家积弱的重要原因。他还指出,同是社会成员,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不能受教育,相当数量的男子能够得到一定的教育,而多数女子却无法享受这项待遇,这也是十分不公平的。要消除教育上的不平等,除消弭富者与贫者在教育上的差别之外,重要的是还应使女子与男子一样,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并且他把发展女子教育提高到“回复人格”的高度。“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主之权。今民国既已完成,国民希望甚大,然最要者为人格。”而“中国人民受封建专制已有数千年,近二百六十年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所以,

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位须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人,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

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重要之事。^[33]

他认为:“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男女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34]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将普及女子教育与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当时一部分知识女性要求男女在政治上都享有发言权,女子同男子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翁。这种合理的要求遭到官僚政客、立宪党人,甚至一些革命党人的反对,但孙中山却对此采取了理解和支持的态度。1912年1月,孙中山在《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函》中说:

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

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35]

他赞扬女界共和协进会会员“才学优美,并不遽求参政,而谋联合全国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实业,以协助国家进步,愿力宏大,志虑高远,深堪嘉尚”^[36]。他进一步阐明男女平等的思想:“我们主张民权革命,便铲平那些阶级,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所以我们革命之后,便实行男女平权”^[37]。对国民党党纲中删去“男女平权”一款深表遗憾,认为这是多数男人的意见,少数人无法挽回。因此,提出:“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38]坚信“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致”^[39]。然而这一切均取决于女子受教育的程度。显然,女子教育在他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杰出的代表人物蔡元培是男女平权的鼓吹者与实践者。他从小就赞同晚清启蒙思想家俞正燮、宋恕等人的男女平等的主张。后来,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权、人权学说的影响,融通中西后,形成了他的妇女观。他从“人人宜受教育”这一观念出发,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第一:“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40]他的“自立”的含义是“自己有一定职业,以自谋生活”。他认为,妇女之所以不能自立,是由于“不讲女学”。所以,“正本清源,自女学堂始”。第二:“欲令人人受教育,当以女学为最重要。”^[41]蔡元培从母性的特殊作用考虑,认为人之受教育于母亲者最早,影响也最深。如果母亲无学问,必将影响子女后代的身心健康。

辛亥革命胜利后,蔡元培担任了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统管全国教育工作,上任伊始,即显露出重视女子教育的倾向。1912年,他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指出,教育普及者,人人受同等之教育,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权利与义务应当平等。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于1912年1月9日颁布了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宣布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反复论证了女子受教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他不赞成梁启超提出的“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母良妻的教育宗旨。认为女子教育仅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是不通之论,其结果必然把女子重新束缚在家庭之内。

在女子教育问题上,蔡元培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超过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教育学者。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男女平等思想的鼓舞下,中国女界也开始觉醒,开始了自主的争取平等教育权的抗争。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开始形成,出现了曾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的两位女界革命先驱唐群英(1871—1936)和秋瑾(1879—1907)。她们的斗争实践表明:要把长期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桎梏下的女子解放出来,唯有教育。

唐群英,字希陶,生于湖南衡山一武将门第。她生性豪迈,不似女性,从小聪明好学,能诗能文,人称“女中奇才”。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深感天下兴亡,人皆有责。1903年,在其《书怀》一诗中,写有如下诗句:

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

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

表明其关心国家命运,不再甘居“斗室”,立意走出家门投身“换风”的志向。1905年5月加入华兴会,是唯一的女会员,8月,华兴会与兴中会等合并为中国同盟会,便成了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唐群英积极倡导“女子参政”,成为以实现。“男女平等,实行参政”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会长,并主持起草了十一条政纲,其中她把“实行男女权利均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列为首要位置。当女子参政运动接连受阻时,他便转而致力于兴办女学女报,先后在北京创办了《女子白话报》和《亚东丛报》。与此同时,还先后设立了“南洋女子法政大学”“中央女学校”和“女子工艺厂”,借以提高女子知识水平,提高参政能力。她的后半生,以“使女界知识普及”为己任,为发展女子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

秋瑾,字璿卿(璇卿),小名玉姑,别名竞雄,又称鉴湖女侠。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尽管如此,她仍无法逃脱整个社会加于妇女的苦难。个人婚姻的极大不幸以及那种“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闭深闺莫奈何”的生活,使她深刻体会到广大的中国妇女所受的无穷痛苦是和腐朽的封建家庭制度、宗法思想密切相连的。认识到要摆脱这种十八层地狱的生活,必须坚决地和腐朽的社会决裂,走民族民主革命的大道,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这较之梁启超运用教育和改良的方式,提高妇女地位的主张显然要高一筹。1903年她东渡日本。在日期间,她和陈撷芬等发起成立“共爱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妇女爱国组织。1905年她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浙江主盟人。回国后,于1906年3月到浔溪女校任教,教授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注重用革命思想熏陶、启发同学,深受学生欢迎,但也因此遭到顽固守旧的校董所不容,不久她便辞职离校。1907年年初,她接替徐锡麟督办大通学堂,并在绍兴创办大端女子学堂,积极参与创办上海天足会女学堂。1907年7月被俘,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重视女子教育,不遗余力地倡导女学。她认为,使女子受教育,唤起她们的解放意识是救国救民的一剂良方,希望通过兴办女学使中国妇女也能享受到西方妇女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许多权利。她在痛陈女子所遭受的种种束缚的同时,提出“自立”“学艺”“合群”的教育主张。认为天生男女、四肢五官、才智见识,聪明勇力都是相同的,“天赋人权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42]。她强调“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43]。

秋瑾指出:大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就可有一个自立的基础。号召女同胞们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要事事仰仗男子。她在弹词《精卫石》和其他许多文章中,希望各阶层妇女群策群力,各尽所能大兴女学,她主张:

有钱的太太奶奶们发个慈悲心,或助钱财,或助势力,开女工艺厂也好,开女学堂也好,使女子皆自己学习学问手艺,有了生业,就可养活自己。^[44]

而对那些没有能力出钱的女同胞,则要求她们把子女送到学堂去,号召无论是贫者富者,无论老者幼者,大家都要共同来发展女子教育事业。秋瑾认为,在风云变幻、曙光微露的20世纪初,只有发展女子教育,才能唤醒闺梦,催发妇女的社会参与意识,通过智识和学问的历练培养一部分女子成为恢复江山的国民女杰。秋瑾把发展女学和反清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符合妇女自身解放的要求。

在革命热潮鼓舞下,也有许多热血女青年和秋瑾一样,满怀着救国的热情和提高女权的愿望到外国学习。她们深感女子教育的重要,指出:

教育者,文明之母,一切学术思潮,又皆依皈教育而养成发达。若我国半数女子,得熏陶于文明教育,学术自高,思想亦远,海内一呼,闺阁皆应,虽数千年恶习不难一扫而空之。^[45]

因而,她们要“肄业他邦,开新耳目,拓其心思,张其能力,他日兴国救民,免为奴隶之惨,谁谓女子不能扬眉吐气为我祖国兴耶”^[46]?学习目的如此明确,所以她们刻苦用功,“于学程皆能自奋,无假督率”。给日本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等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及”^[47]。他们也赞扬中国女留学生不卑不亢,“行止自由,论学讲学,一如男子”^[48]。

总之,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想其影响深远而又广泛。他们已经从清末维新派的富国强兵、保种保国的角度转向了男女平权的角度来提倡女子教育,从而使得女学理论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理论色彩。但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封建势力的强大都使得女子教育中民主精神没有得到大力倡导。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结合只有到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

四、以提高妇女自觉意识为主导的激进民主主义的女子教育观

虽然经历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妇女解放斗争也曾掀起一阵阵高潮,但不久即堕入低谷,直到“五四”时期,妇女教育的状况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客观上是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强大,而革命力量相对较弱,还不足以彻底推翻反动势力的压迫,封建思想还依然牢牢禁锢着广大妇女;主观上则由于在激烈的阶级政治斗争中,激进的革命思想虽风靡一时,但在广大的妇女中一直缺乏一种深入彻底的思想启蒙。他们虽然提出过一些振奋人心的口号,但多是随感而发。只有新文化运动主将们才从深层意义上分析了产生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从而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他们用民主与科学作为武器,尖锐地批判了封建文化中那些最腐朽、最禁锢妇女思想和意志的部分。陈独秀猛烈抨击“儒家三纲之说”,指出封建道德中的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49]。对于中国妇女遭受的罕见的压迫,胡适极为愤慨,他说:

“把女子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对待女子的残忍和惨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上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他们去做苦工。^[50]

叶绍钧在《女子人格》一文中更为深刻地指出:“什么‘纲常’,什么‘三从四德’,都是诱惑女子的一种利器。”^[51]

鲁迅作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妇女所受的痛苦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他说:

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当作私产,当作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做高等阶级的玩具,……^[52]

深刻揭示了唯有封建制度本身才是妇女受凌辱的真正根源,而封建的意识形态对妇女的侵袭和腐蚀,更起着杀人不见血的作用。“五四”时期,反动政府曾以“男女授受不亲”“有伤风化”为借口,在学校中极力推行一种“坚壁清野”的教育方法,企图把女学生禁锢起来和外界隔绝。对于这种奴化教育,鲁迅指出:“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也无用……壁虽坚固,也会冲倒的。”^[53]而这种教育方法的实质,说穿了就是让女子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54]。

其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出于“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目的,对妇女自身的弱点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如果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受到压抑、没有觉悟和愚昧无知,那么她们就一定会成为一切前进中的绊脚石,对革命事业有极大损害,对妇女自身解放的阻碍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了。鲁迅以其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无情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下劳动妇女们的愚昧、驯服、麻木和软弱。在其小说《祝福》《明天》和《离婚》中塑造了祥林嫂、单四嫂子和爱姑这些下层劳动妇女的形象,反映了妇女的弱点给自身的解放造成的危害。所以通过教育来提高妇女自身素质对于中国妇女意识的觉醒就显得更为重要。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残害妇女的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深刻批判,对妇女自身弱点的无情揭露,为广大的妇女受教育造成了强大的理论氛围,从而鲜明地指出了“人民”这个名词,绝不是男子所独占的,“那半数的妇女也包括在内”^[55]。李达认为“男女两性结合为个人。社会是个人的有机体的集合体,男女两性结合的大系统”^[56]。这样,女性第一次作为个人登上了历史舞台。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述了六项主张,其首项就是要求国民确立,独立自主之人格。为此他大声疾呼“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57]。“五四”时期女权运动认定:“女子教育为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问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说:“男女同学的教育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妙法。”^[58]因此,追求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作为实现妇女人格独立的先决条件,成为“五四”时期女子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

在男女平等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的时候,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个叫李超的普通女学生,因反抗封建家庭的压迫,备受家庭经济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折磨,忧愤成疾而死。对这样一个普通女学生的悲惨境遇,社会进步人士表示出十分的同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参加追悼会发表了演说,并在李超遗像横幅上题了“不可夺志”四个大字,以表彰她的反封建精神。胡适觉得李超的一生很有做传的价值,“替这样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传重要得多”。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为此,胡适撰写了《李超传》。它对于唤起女性从封建压迫歧视中挣脱出来,积极争取受教育权,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要实现妇女人格独立,争取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重要的还在于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的显著特点便在于此。“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妇女开始对自己的主体地位有了比较确切的认知,并成为社会妇女整体的表率起着领导作用。在“五四”爱国运动高潮中,最敏感的是女学生,名为国民,却不能理直气壮地为国出力,使她们深感身为女子的屈辱。“五四”时期,北京各女校的代表讨论并发出了向全国女界的通告及致巴黎各专使和上海南北和会的电报,其通告中说:

呜呼!我中国女子,遂无生气乎!何数日之吞声缄口寂然无闻也。青岛为中国人之青岛,中国为四万万人之中国,非独男子之中国……当千钧一发,存亡危急之秋,各男生本爱国之热忱,起而抗争,则我辈女子,宜振奋精神而响应,庶共辅爱国诸君子之进行。按之良心人格,实属义不容辞,责无旁贷。^[59]

显示了妇女的觉醒和坚强的斗争性。在运动的发展中,她们自觉组织并参加了女界同盟。1919年年底,全国各地成立了几十个妇女团体,这些团体基本上都是妇女自建自创的,如“女界联合会”“中华妇女协会”“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会”,等等。她们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已从单纯的女性立场转向了广阔的社会。

中国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使她们深深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如果没有自身素质的提高,何谈妇女人格独立?因此她们强烈要求大学开女禁。当时,甘肃一个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

我国数千年皆沿防隔内外之陋习、欲一旦冲决藩篱,实行男女接席共事,阻力必多,且女子无能力,何堪任事。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60]

她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同年一个署名“新青年一分子谢楚桢”的人又写信给蔡元培,声称代表全国女界请求北大开放女禁。^[61]《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一文中要求中国妇女的自动,号召中国妇女自决。于是1920年年初,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王兰请求入北京大学旁听,即获允准。邓春兰也援例入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共接收旁听女生九人。同年暑假,北大正式招收女生,接着,北京其他各高等学校以及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也先后招收女生。1922年,据中华教育社的调查,除教会学校外,全国入高等学校的女生达665人。^[62]与此同时,全国中等以上学校男女同校的也日益增多。1922年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草案》确认了不分性别的教育制度,使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至此,中国女子教育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