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思潮与社会变迁

很高兴和东莞的朋友们讨论一些问题。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当代思潮与社会变迁”。

第一，先讲思潮的作用。

我们有时候会低估思潮的作用。社会变迁，最深刻的变迁或者很重要的推动力，是思想的变迁、思潮的变迁。结合历史来讲，过去我们将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因为这一条，弄到中国人几十年间受了很多苦，国家也发展不起来。后来要发展市场经济，也非常困难，经过很复杂的辩论，最后在很特殊的环境下，政治强人邓小平出来讲话，才确立这么一个观念：市场经济是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容的。他讲话以后，整个中国面貌大变。所以，不要低估思潮的作用。思想是可以杀人的，也可以误国。所以，我们应该关注思潮的变迁。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意思。

第二，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是哪一些思潮？

我们当代的思潮其实是历史上的一些思潮的延续。回过头来看，19—20世纪的中国，与21世纪的中国，应该讲是一个整体。它总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在转型，从传统的社会——用我所喜欢讲的概念讲就是“中世纪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个转型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还没结束。在这个过程里面，知识阶层有各种各样的主张。那些主张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就是历史上的那些主张相互斗争、相互冲撞、相互融合的结果。

这100多年来，究竟是哪一些思潮支配着中国呢？

首先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集中表现在哪里呢？中国是世界上典籍最多的国家，一直到19世纪为止，中国青少年，从儿童时代就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们的主要知识框架是四书五经，加上二十四史，加上历史上的经、史、子、集各个方面的东西。主要是跟科举制度结合起来的四书五经，以及由此延伸的一些知识。

这些知识在社会结构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呢？它们对建构中国传统社会作用很大。中国的传统社会归根结底以三纲为基本架构。这跟自然经济基础息息相关。一个农业社会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但是，国外同样是以自然经为济基础的社会，没有像中国这样完整的所谓三纲的架构。这里面，有文化的影响，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儒学，特别经过东汉的“白虎观会议”，编出一部法典《白虎通义》，以后所定的法律，从现在完整保留下来的《唐律》，一直到大清律例，都是巩固和发展它的精神和具体的规定，并且演变成为社会的规矩和风俗习惯。从此以后，你要是对孔孟之道有所非议，你要是对皇上或者是尊长有所不敬，都是大逆不道，是要砍头或坐牢的。

一进入转型期以后，麻烦就来了。中国老是发展不起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经济，原因在哪里呢？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允许你发展这些东西。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讲西方的中世纪也是有专制的，甚至有人讲是“黑暗的中世纪”，其实西方的中世纪不完全是黑暗的。它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中国没有的。以知识结构来讲，它对青少年的教育有一些内容是我们根本没有的。它有数学教育，我们没有。它有形式逻辑教育，我们没有。它有法学教育，我们也没有。科学技术发展，除掉社会原因以外，很重要的是要讲形式逻辑。否则，科学技术很难发展。此外，西方没有科举制度，甚至日本人学中国，也不学科举制度。所以，精通各种各样学问，你都可以上升。在中国，你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做官吧，读四书五经吧，考科举吧，途径非常单一。这样一来，社会发展动力不足，压抑了创新的力量。传统文化扼杀了生机。

再加上我们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所定义的封建制度。日本有封建制度，用我们的讲法是分封制度，我们没有。分封制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权力能互相制约。西方中世纪，国王和下面的诸侯是有契约关系的。我们则全是中央集权，皇帝乾纲独断。日本在幕府掌握中央大权的时候，地方各藩可以学习西方，发展新式经济，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中国大一统，办个工厂什么的，都要皇帝批准。

中国现代经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呢？因为中国没有地方自治，没有城市的自治制度，商人的财产和经营自由没有充分的保障。在西方，国王是不能侵犯诸侯的权利的。13世纪，也就是我们南宋的时候，1215年，是世界历史上很重要的日子，英国各路诸侯带兵进入伦敦，迫使国王签署了《大宪章》63条。其中规定国王不能随意乱来，要增加税收，必须经过会议同意；要遵循传统，保障每个城市的自治，保障公民的自由。但是，中国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包括市民的自由权利，都没有。19世纪，我们为什么转型那么困难？别讲学习西方的社会改革，就是物质层面上学习西方也很困难。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左宗棠，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了。他做江浙总督的时候，向皇帝报告，说西方的枪炮，还不如我们的台枪。什么是台枪？就是中国原来造的土枪，威力比一般的鸟枪大一些就是了。

第二，当时丹麦商人要在福州办电报公司。那个时候电报是有线电报，左宗棠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不需要，所以他就出钱将丹麦人的设备买下来了。买下来干什么？堆起来放到仓库里面去了。

左宗棠不是顽固派，为什么他对西方东西的态度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再教导中国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成就最高的华夏文明，是划分人类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的标准。这就是所谓“夷夏之辩”。夏是华夏，最文明的是中国人。夷是蛮夷，不接受中国的文化，不接受中国的道德，你就是野蛮人。所以，中国根本不需要学外国的那些东西。电报是这样，其他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要进入中国都非常困难。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再加上教育制度上，我们传授的只有传统文化，即使你想学西方办工厂，根本没有合适的人才。中国原来的基础就是这样。100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支配性的基础。

现在流行一个论调，说新文化运动将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罪该万死。究竟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呢？它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因为新文化运动是自由讨论的。几个书生只是提倡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无权强制你信这信那，也不可能用武力或者暴力将文化遗产和书拿来砸烂或烧掉。你信则信，不信则不信，自由讨论。你认为哪一个讲得有道理，你就信吧，每一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它必然促进文化自由发展，该死的死，该活的活。现代文化的基本特点，就是自由讨论，自由更新。传统文化消逝的东西，应该认真检讨自身是不是还有生命力，不应本末倒置，埋怨新文化运动。

从清末废除科举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它的强制力削弱了。对现状不满的文人一再兴风作浪，一次又一次反扑。他们说作为中国人不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失去中国特点，那你就不成为中国人。这个问题提得最尖锐、最集中是1935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授意10个教授发表一个宣言说：从文化的角度看，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中国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就等于没有中国人了，国家也等于灭亡了。这个观念是很极端的，但是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一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分子，基本论调还是这样。他们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完全西化了。要保持中国特点，该怎么办呢？从小要读经！

当然，经过100多年的冲击，没有人敢讲，我们不要再学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了。他们说，我们要学西方文化，但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要保持中国特点，从小就读经吧。问题在哪里呢？一个国家，一个文化要保持自己特点，究竟依靠什么？一个国家对待文化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所有的文化都保护。比如在广州，有基督教的教堂，有天主教的教堂。著名的石室，是一座石头砌的天主教教堂，在亚洲算是很独特的。这个100多年的文物，你不能破坏吧。广州也有伊斯兰教的文化建筑，光塔寺，历史更加悠久，这你也不能破坏吧。广州还有儒家的建筑，传统的学宫。学宫是传播儒家文化的一个政府机构，这个不能破坏吧。

但是，在广州，你知道学宫在哪里吗？广州原来分为两半，一半是番禺，一半是南海，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合为一个广州市。东边是番禺，西边是南海，番禺的学宫，现在保留下来了。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有一个地方一讲，我相信多数人都知道——农民运动讲习所。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在那里办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过是几年光景，人家学宫已经办了几百年。传统的东西，借用几年办了一个训练班，就变为你的了，是不是太霸道了一点？那个番禺学宫，当然应该保护。广州市区另外一个学宫是南海学宫，康有为石自述年谱里就讲到跟随他的祖父在南海学宫读书。南海学宫在哪里呢？对不起，没了。原因在哪里呢？1949年以后，广东省委统战部要了那个地方。那个破破烂烂的学宫要来干吗？拆掉，建高楼大厦。现在，旧建筑没有了，就剩下广东省委统战部非常漂亮的办公大楼。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有两条是要紧紧守住的。

第一条是自由交流，自由讨论，自由发展。

第二条是个人自由选择。

我喜欢儒家，我喜欢基督教，我全盘西化，行不行啊？得罪你什么啦？我没得罪你啊！也不妨碍国家发展，是不是啊？所以，凡是拿中国传统文化大做文章、扬言排斥其他文化的人，其实不过是通过这个来谋私。但是他们冠冕堂皇地说，我是为了整个民族，为了整个国家。要真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你就要有这个胸怀：将全世界的好东西，都吸收进来，哪个会保留下来，哪个会淘汰，自由争论，自由交流，让平民百姓自由选择。老百姓不要的东西，图书馆、博物馆就要保护这些文物，都要收藏下来，保存下来，这是政府的责任，研究机关的责任。冯骥才写的《三寸金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现在女孩子没有人那么傻去绑小脚吧？但是小脚的缠脚布，我认为应该搜罗一点当文物收藏。有关的文献和实物作为历史研究资料、作为文物应该保留下来。

现在有些人老是吵着说我们中国人要穿汉服。要是我们的总理穿上他们设计的汉服去参加国际会议，会很好玩啊。不过我猜温家宝总理可能不会去穿那个东西，让别人惊呼：哇，好特别，好奇怪！文化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又是个人的习惯和爱好。现在官方举办的国际会议，除了偶尔作秀外，绝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场合，官员们都穿西装。遵守这个习惯，无损国家利益，何必故意标新立异？在座的各位按照国粹派的观点，个个都是洋奴。你们穿的服装没有哪一件是所谓的汉服。我们原来的服装工作起来不方便。我们的军队，要是穿上传统服装，怎么打仗啊？所以，对待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要紧紧抓住两条：第一，自由交流，自由讨论，自然淘汰。第二条呢，自由选择。你穿你的长袍马褂，我穿我的T恤牛仔裤。个人的爱好必须尊重，不要借国家啊、民族啊这样的大帽子来吓人。一定要守住这两条。

这样的道理，我想大家多数人都会同意的。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有人，甚至是留学回来的、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一些人，还是反对这一条。

我们讲讲当代思潮吧。我讲一个具体的人。香港大学有一个研究员叫甘阳，他提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民，以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就是要搞社会主义。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儒家文化加社会主义”，我们要保留特点，就要这样。那跟我刚才讲的两条就背道而驰了。这样的讲法，有没有道理？这就要涉及这100多年来的另一个重要思潮，就是激进的革命思潮。

激进的革命思潮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开始，从孙中山开始。孙中山原来是学医的，但是他不想做医生，他说自己很关心农业。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一年，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上李鸿章书》，那时叫《上李傅相书》。这封信经过他的同乡——香山的一位前辈郑观应修改，并由郑观应介绍，找到盛宣怀。盛宣怀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让他到天津拜会李鸿章。在那封信里，孙文说：我很关心农业，治理国家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四个方面。这些是管子的意见，你说不对吗？都对。但是，客观地说，孙文的这封信，在当时属于中下水平，没有达到时代发展的高度。时代发展的高度体现在哪里呢？集中体现在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这部书里面。那部书里面说到要开国会、办学堂、修改法律、练新军，还主张要跟外国进行商战，即经济上要同外国竞争。他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治国和改革开放的纲领。在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里面却没有谈到这些治国安邦的关键问题，思想水平跟郑观应差一大截，那封信水平是不高的。

当时朝鲜的局势很紧张，甲午战争前夕，要打仗了，李鸿章顾不上接待这个小青年。另外，这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要来干什么呢？他说要去考察农业，发展农业。这很好，满足你的要求，李鸿章就给他开了封介绍信，你老老实实考察去吧，并没有得罪他。孙文看到此路不通，就跑到檀香山去组织兴中会。

然后他一直搞革命，他收罗了一些人，特别是收罗一些新军，还有一些帮会组织。当时所谓革命，就是一种军事活动，有一些人是有革命信念的，特别是新军，他们不满清代的腐败的统治，但是总的说来还是缺乏完整的革命纲领，同盟会的基本纲领包括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驱除鞑虏”就是将满族人赶出去，恢复汉人的天下。这种主张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辛亥革命胜利了，孙文他百忙中特地抽一天跑去拜朱元璋的陵墓，说我恢复了你开创的光复汉族的光辉传统了。

但是，革命思潮一发展起来以后，有它的正面作用，也有它的负面作用。正面作用在哪里呢？将2000多年来的统治形式改变了，推翻了帝制，但那还只是形式，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它的负面作用是动不动就拿起刀枪干革命，造反。二是革命的形式——用武力夺取政权没有同建立民主法治制度紧密结合。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有把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作为首要任务，所以一碰到什么问题，老子就拿起枪来说话。

最明显的就是宋教仁案。说到这个案件，不得不提到袁世凯。袁世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他做的坏事里面，最突出的一条是暗杀政敌，将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暗杀了。第二条是恢复帝制。这两条是最主要的。要是动动脑筋，你会发现：哦，袁伟时没有讲袁世凯卖国，没有讲“二十一条”哦。签订“二十一条”不是袁世凯的罪过，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被迫的。而且他也想尽办法抵制，将有些最损害国家利益的，所谓第五项，坚决拒绝，不予讨论。其他条款，他也故意透露出去，想让世界各国对日本施加压力。另外，他还拖延时间，到最后才不得不签。所以说，他的责任不大。

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当时所谓的革命者，没有现代的革命观念，现代文明的观念没有学进脑子里面。宋教仁案，大家都认为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但孙中山反对。那个时候上海的地方检察院发出传票，说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很大嫌疑，因为当时搜查出来有他跟暗杀者来往的电报，要他到上海来讲清楚。一个地方的检察院，传唤当朝在位的“宰相”到检察院来讲清楚，交代清楚。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空前绝后的。辛亥革命以前，在我的记忆里面是没有的。赵秉钧不敢直接抗拒，但是他装傻。他说：我身体不好，有医生证明我生病了。我不能到上海，你到北京来问我吧。算是客客气气的。后来袁世凯说，你别做国务总理了，去做直隶总督。不久他就被毒死了。一般人认为是袁世凯干的。接着孙中山就要拿起武器来进行“二次革命”。虽然“二次革命”一个多月便失败了，但这次“革命”却开始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以后，不通过法律、法治的途径解决政治矛盾的道路。

美国为什么长治久安呢？美国人喜欢打官司，“政治问题司法化”。有问题，法院见，他们就走向正轨了。20世纪以后，革命者都说你这个政府腐败专制，我要革命，我要造反，社会一直动荡不安，而新的掌权者还是腐败。于是再革命，不断革命。而且革命往往和狭隘民族主义结合起来。

这个是第二股思潮。提倡革命的思潮。后来，革命发展到共产党，搞社会主义。这又要讲甘阳的一点意见了。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既要传统文化，又要社会主义。那怎么搞社会主义呢？他说，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多数人的利益，穷苦人的利益，为他们谋利益，继承革命传统。可是，改革开放30年就是改掉前30年闭关锁国、“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那些政策和制度，你说得明白一些，究竟要继承哪些东西？

革命的极端潮流里面，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叫新左派。新左派提倡的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以民众的利益代表人、以受苦受难的民众的代表人的姿态发言。随之出现一个问题：想继承革命造反的人不多了。你再造反，再拿起刀枪打土豪分田地，必然弄得老百姓没饭吃。这一条，我相信很多人会不同意。好了，实行社会主义，保护劳工利益，保护多数贫苦人的利益好不好？没有人敢说不好。甘阳讲的，一是儒家，二是社会主义。那进一步追问，什么叫社会主义？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讲，什么不是社会主义。

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呢？生产资料国有化，全民所有的，以实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那种经济不是。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大家读马列主义，读《共产党宣言》，书中明明说所有理论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那公有制就对了。但另外有些人则说《共产党宣言》讲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要恢复个人所有制，那我们必须搞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一套。其实不必这样争论。马克思讲过，你就不能反对啊？他没有讲过，就不能讲啊？他不是神，为什么不行呢？一切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坚持计划经济，坚持生产资料都公有，中国已经实行很多年了，结果有两条：

一条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还有一条呢，不能讲个人自由。受灾了，农民要到外面去讨饭，必须到大队去打个证明。没有证明，还去不了。你得罪了大队长、大队书记，不给开证明，你要讨饭都有问题。80年代有一次在夏威夷开研讨会，一些港台的学者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跑到哪里去了？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批评那些倒行逆施？不久前逝世的王元化先生在会议上讲了一句话：我们有顾准。顾准说了话，很了不起。这是即席问答，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观点，他没有说：当全国只有一个老板的时候，你敢随便说话吗？你要是有反对的意见，得了，你别吃饭了。开除你的公职，到街道工厂去糊纸盒吧。糊一个几分钱，如果你没有家庭负担，饿你不死，也吃不饱。一个社会，有少数人，是可以舍生取义的。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耿介之士。命可以不要，事事求个水落石出，分清是非黑白，心直口快。但是，不能以这个标准来要求多数人。多数人，首先要吃饭，要生存。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再讲其他。在只有一个老板的大一统制度下面，必然鸦雀无声。所以，这个不是社会主义。对不对？

因此，光光从生产资料里面，或者生产经营里面来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是行不通的。老百姓有句顺口溜：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这个是观察实际生活得出来的结论。比较一下私营企业和国有的企业就知道了。中国的汽车满街都是国外的品牌，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人要造汽车，拿不到牌照。只有国有工厂，以及国有和外资合资厂可以造汽车。改革开放十几年，民营资本仍然不准造汽车，一直到90年代后期，才发了几个牌。但是现在汽车工业最有生命力的就是那几个民营工厂。什么吉利、奇瑞啊，那些厂资本不雄厚，但出口最多的是它们，价格最便宜的也是它们，质量也不错。

这就是民营经济的活力。这些东西，一些人革命一辈子都没有搞清楚。19世纪70年代，一个广东人郑观应就看清楚了。他在那时写文章就讲，搞企业，不能靠官营，官家办事是不行的。应该将官家的轮船这类东西交给私人去经营。为什么？商人经营得好不好，是他身家性命所在，搞不好他就要破产，不能不搞好。130多年前，这位出身买办的商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个很简单的事实，你推翻不掉。全盘公有，肯定不是社会主义。

好了，从分配领域来讲社会主义好不好？现在到处讲贫富差距很大，老左、新左互相呼应，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世界历史。从世界历史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开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慢慢融合了。罗斯福搞新政，他提出四大自由。什么叫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先驱都是这样提倡的，这两个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罗斯福加了两个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

先讲免于匮乏的自由。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免于匮乏。那是不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吧。不过，社会主义不光是物质啊，好像喂猪一样，喂饱以后，只准在猪圈中打转，这个叫社会主义吗？所以他加了一条，免于恐惧的自由。人要活得自由自在，爱说什么，爱干什么，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就可以说，可以干。这是针对当时的恐怖统治提出来的。恐怖统治的主要代表，一个是希特勒，你是犹太人，就要杀你，不管你有没有犯法。另外，你发表不利于纳粹党的言论，他要控制思想，也要惩罚你，搞意识形态恐怖。纳粹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你违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志的，跟他意见不一致的，就要威胁你，要处理你。另一个是斯大林，动不动就说这个那个人是反革命，是叛国。他把共产党70%的中央委员都杀掉了，很多高级将领也杀掉了，好恐怖啊。恐惧统治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对吧？这个没有什么错吧？免予恐惧的自由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

是不是福利制度越多越好？是不是福利越多就是社会主义程度越高？这有点道理，但有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里面说，资本主义制度里面有社会主义因素，从恩格斯到列宁都承认这一条。包括股份制在内，好多领域都有社会主义因素。还有分配上的福利，都是社会主义因素。所以说，免于匮乏的自由里面，带有社会主义性质。这没问题。那这样讲是不是社会福利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呢？这里就有一个界限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怎么样保持适当的比例、适当的界限？这条线在哪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福利都很好，但是有一些地方的经济不能快速、持续发展。比如西欧的经济发展比较慢，原因在哪里？他们是福利国家，税收很重。他们的税收通常占GDP的30%～40%，甚至50%。政府支配了那么多财富，可以大搞福利，生老病死都给你包了。有些国家甚至失业跟不失业收入也差不多。这样的话，一般人的积极性哪里来啊？经济活力就差了。现在公认的发达国家里面，经济上最有活力的是美国。美国的活力怎么得来？它税赋轻，只占GDP 的30%左右，人的积极性就比较高，加上其他制度上的因素，活力就大了。在分配领域里，财富再分配是一门大学问。什么叫社会主义，就有文章在这里了。

回过头看中国，现在国家发展起来了，建立了医疗保障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种社会保险慢慢建立起来了，这对不对？完全正确。但是，我们要总结世界各国经验，掌握一个适当的度，不要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说社会主义社会福利要搞多一点。这样搞不好就会变为大包袱的。福利只能够上，要降下来是很难的。福利水平提高，没问题。要降低，马上怨声载道，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加上中国人口那么多，更加要慎重。所以，一个政治家，要有很宽的胸怀，很高的眼光，以长远的眼光掌握全局，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中国的税收到了什么程度呢？国家统计局讲，财政部也这样讲，我们是低税收的国家。他们拿出一个统计数字，说我们的税收只占GDP的20%左右。这个数字，我相信是真的。但是里面有个公开的秘密，中国不但有税，还有费，它没有统计进去。那个费才厉害，各个地方，一个小小的街道办事处随便安个名堂，就可以向你收钱。有些人讲，中国的费啊，也占GDP的10%左右。也就是说，政府收到自己口袋里的钱已经占到30%左右了，再要加的话，危险。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起呼吁：应该减税了。中国多年的税收都按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增长。这是世界罕见的。增长那么久了，现在经济发展碰到困难，你减点税好不好？

回过头来，回答什么叫社会主义。有一条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在融合，不要拿过时的意识形态来糊弄人们，说照我这个办法来做就是社会主义，不照我这个办法做就不是社会主义。应该回到邓小平的思想，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就是好东西，就是社会主义。其他东西都是假的，都是教条，不应该听。我们要警惕新左派高唱的“反对国际垄断资本将中国殖民化”等口号，这些东西听起来很漂亮，实际则很陈腐。

除掉上述两大流派以外，第三个流派就是所谓自由派了。

自由派，其实不是一个什么惊世骇俗的流派，它所坚持的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们主张一个国家要保障公民的自由，要民主，要实行法治，社会要公正，要完善市场经济，等等，都是常识，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应该没问题吧？出乎意料，反对的声音挺大的。

当前的一个大争论就是直接针对自由派的。这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的争论。

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后，温家宝总理处理得非常及时、有力，赢得了世界众多国家政府和舆论的支持和赞扬。另外，汶川地震以后，还出现一个新的现象，民间救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很多老百姓给灾民、灾区提供服务。我看到一些数据说，有登记的主动到灾区服务的志愿者有20多万人，他们自己带钱去，不要任何报酬。有些是有组织的，有些是没有组织的。登记在册的有20多万人，没有登记的不知道有多少。另外，这是到了灾区的，没有到灾区的，究竟有多少人？有两个数据，我不知道哪一个准确。有的报纸说，在各个地方，协助当地慈善组织做义工的加起来有1500万左右；另一个说法是500万人左右。不管怎么样，都出现了一个新气象，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不仅是关心自己，而且关心他人的痛苦。其中一个老板，叫陈光标的，刚好在附近地区做工程，一听到消息，马上组织了120多人，调集了60多件大型机械，什么推土机啊、挖掘机啊、起重机啊，等等，浩浩荡荡往灾区开，没有任何人要他这样做，他自己主动去。第二天，跟解放军同时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这个是草根英雄。

怎么看这些现象？《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赞扬这些救灾行动，赞扬中国政府真真正正以人为本，做了很出色的工作，肯定普世价值在中国已经起作用了。

好了，以司马南为代表，一帮人就跳出来攻击《南方周末》。司马南是什么人？前几年，他跟何祚庥联手反对“伪科学”，揭露有些所谓“神医”是怎样骗人的。《南方周末》大量发表他们的文章，反应很好。后来，司马南说，很久没人注意我了，我要发言了。他就是炒作，吸引人家的眼球。除此以外，以《北京日报》集团的一些人为代表，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攻击南方报业集团，攻击《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说你们宣扬普世价值，是歪曲我们国家的形象。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们讲的那些普世价值，说到底，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是受了帝国主义支持这样做的，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怎么证明是帝国主义支持呢？那些跨国企业在你们那里登广告，就是帝国主义变相地资助你们。你们就在那里大肆宣扬要实行民主，实行法治，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支力量。这里我不是一句一句引原话，可能没有说得那么明确，没有那么尖锐，但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这样就回到了普世价值在中国适用不适用的问题。宣扬普世价值是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重要，不能回避。

首先应当指出，承认普世价值，维护普世价值，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而是维护中国政府的正确决策。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2001年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改造本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你的经济制度必须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还要实行法治。没有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就因为这些东西主要是总结西方的经验得出来的，你就说实行这些东西，就是颠覆中国政府，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费尽千辛万苦毅然参加呢？参加以后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大发展，进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阶段。那么，尊重财产权，保障经济自由，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不是普世价值？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没有矛盾？

另外，1997年，1998年，中国政府相继在联合国的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讲的都是怎么保障公民权利的，普世价值都体现在里面了。你说普世价值要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签字？而且1997年参加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已经完成了法定的手续，已经生效了。另一个还没有批，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说，我们是要创造条件来批准的。这些公约开宗明义就说四大自由，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说承认、宣扬普世价值，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完全是胡说八道。

让我们回到现实层面上来，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吸收、接纳普世价值，使之成为我们社会运行机制的一个部分？所谓普世价值，其实更直截了当地说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人类最近1000年发展起来的文明的结晶，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只要我们要实行现代化，我们就要接纳这些核心价值。不接纳的话，我们的社会运行机制就会歪曲，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所以，这个不是理论论争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有些人讲，普世价值应该是全世界多数人都同意的，我们中国13亿人就有很多反对意见，可见那些不是普世价值。这样说不单是胡搅蛮缠，而且缺乏常识。普世价值不是通过世界人民举手表决得来的，而是从几百年的理论辩论和实践中得来的，并且邀集各国专家参与制定，通过各国政府代表谈判，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通过确认的。它是现代人类文明的结晶。亵渎它，就是亵渎文明，亵渎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违反它，就会造成国家的灾难，会造成公民的灾难。

好，不要空口说白话，一项一项地讲。

第一，自由你要不要？

1975年，我去佛山参加三级干部会议，当时新会县有一个官员提出，什么时候没有人打锣催促，农民自动开工，那就好了。很简单，分田到户以后，要你打锣干嘛！打锣，人家会说你发神经呢！打什么锣？归根到底，这就是自由，是公民的经济自由，是公民财产权受到尊重后的威力。从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里就正式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人类有些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这就是自由权、生命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是不可剥夺的。人类之所以要成立政府，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这些权利。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这样讲的。

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布了一篇世界文明史上很著名的《人权宣言》。这个《人权宣言》讲什么东西？它第一部分17条，有10多条原则。我想，这些原则，现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和很多政府官员可能都不懂。这是中国之所以进展不理想、腐败那么严重的根源。比如，它讲到，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到现在，我们对公民的财产权保护够吗？

另外，它讲到政府是为了保护人民自由而存在的。要是把官员们集中起来考试，问他们：为什么要成立政府？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相信，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政府官员，能够有百分之一答得合格就算不错了。

它还讲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法律没有规定不准做的东西都可以做。不久前，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提倡思想解放。但这人家18世纪就讲过了，而且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识和生活习惯！200多年后，我们还作为解放思想的一个内容，中国人应该高兴还是脸红？我不知道。

还有，它还说，凡是没有分权的地方，没有舆论监督的地方，没有真正的宪政。200多年前就这样讲了，我们中国的知识阶层、政府官员懂得这一条的人有多少？还有其他一系列原则，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

有些人讲，这些西化的东西对中国是危险的。那抛弃了这些东西，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抛弃这些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苦头还没吃够吗？

有人讲，我们可以用中国的价值观念来补充普世价值。好得很，雄心壮志，应该赞成，应该支持。可是，能做到吗？将来或者可以，目前，你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将中国政府承认了的东西、签了字的东西，变为我们现实社会实实在在的运行机制。将来能够补充最好了，但那个补充是不是真的对了，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提问部分】

提问一：袁教授，您好！我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它对西方的民众和知识阶层是很好的一个教育，是不是我们中国也应该有一批知识分子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知道，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对中国的启发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许多方面可以向日本学习？

袁伟时：对于要不要进行启蒙教育的问题，有些人是反对的。这是错误的。世界各个国家迟早必须适应普世价值。现在一些国家为什么那么动荡不安？它们抵抗现代文明，国家没有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启蒙教育，要与实际情况结合。空洞地讲启蒙，已经远远不够了。实际生活已经前进了。中国最好的公民教育就是抓住一项一项具体案例，讲清道理。延安的警察抓老百姓看黄碟，后来引起全国舆论批评，说这是侵犯人权，是违反宪法。结果是警方道歉，赔偿。这就是启蒙教育，中国的宪政就从这里开始了。政府的作用就是保护公民自由，他在自己家里面看黄碟的自由都没有，这个算什么？家是堡垒，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随便进入，是不能随便搜查的。

后来，重庆市彭水县一位教师写诗讽刺当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政府动用警力把他抓起来了。舆论哗然！“彭水诗案”不是闹得很大吗？后来当地官员撤职，中学教师平反。而今年的辽宁“西丰县案件”，县委书记要抓记者，后来不是记者被抓，而是县委书记被撤职。原因很简单，新闻自由必须保障。你说她是诽谤，那就应该到法院去告她。你不告，却下令公安局去抓人。人家是《法制日报》办的杂志，是懂法的。况且人家没有“诽谤”你公安局，又不是刑事案件，关你什么事？即使是诽谤，公安局也不是诉讼的主体。一群法盲干了违法的勾当，结果只好撤职。这个就是法治教育。

你要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他要跟你辩论，这个是公民的权利。任何公民彼此都是平等的。现在的启蒙教育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案例告诉老百姓，政府的作用是什么？老百姓的权利在哪里？这是生动、出色的启蒙教育。

跟日本学什么？逐步改革，不要造反。中国当年多耻辱啊，又有租界，又有治外法权，都是外国侵略的恶果。但是日本也有，所谓居留地，就是租界。他们也有协定关税，关税不能自主。明治维新从1868年开始，外国和外国人的特权到什么时候才取消呢？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发展起来了，法制也建立起来了，治外法权也解决了。但日本一直到辛亥革命那一年才真正实现了关税自主，所谓不平等条约才消除。

中国到什么时候才达到这种自主的程度啊？晚了几十年。关税自主到1931年实现，迟20年。租界全部取消，是1942年的事了。不过你急什么？发展自己，改革自己，不平等的东西自然会消除，会收回来。首先要学日本这一条：要好好改革。

但是，日本也有个大教训，我们要吸取。日本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它允许军队独立于民选政府控制之下，军部直属于天皇管理，内阁总理无权管理，结果军队常常干政。军队捣鼓，天皇出面，侵略的决策就是这样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元老干政。不受选民控制的元老院干政，这说明日本没有真正实行民主，也是它后来侵略的根源。还有一条，日本不对公民进行自由教育。1890年实行《教育敕语》，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的。强调一定要忠君爱国，实行儒家的道德。儒家的道德是什么呢？乖乖地听话。结果呢，日本后来发动侵略战争，既给亚洲、太平洋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也给本国带来巨大的灾难。要从日本吸取经验教训的话，政治体制一定要改革，要真正实行民主宪政。不然，像战前的日本那样，实行表面的民主，有宪法，也有议会，但没有真正的民主，迟早都会带来大灾大难。

提问二：东莞市政府提了一个提案，希望把低素质的外来工赶出去。东莞外来工在这里做出那么多的贡献，东莞市政府怎么那样对待他们呢？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袁伟时：其实很简单，政府越权了。这是市场经济应该解决的问题。政府越权，对经济发展不一定好。政府可以提倡，但好多东西你应该让市场自己去运作。这又回到学日本的问题。日本战后本来发展得很好，但是从90年代开始，出现10多年经济停滞不前。原因在哪里？就是政府和企业走得太近了，日本的通产省，相当于商务部，管理经济参与很多大企业的决策，干预经济活动的决策太多。日本的官僚集团，虽然是世界上最能干的官僚之一，但也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比如设置很多障碍，抵制开放，不让外国公司和商品进入，保护民族产业，等等。其结果就是停滞了10多年。东莞要提高，就要尊重市场，让企业家去决策。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家，政府官员可以提建议。但房租涨不涨，是房主的事，跟你政府有什么关系？假如政府认为涨租关系到人民的福利，你要开人代会来决定。因为这个关系到市民的福利问题，当然要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

2008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