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结构变迁及相应的理论进展

一　当代社会结构变迁及相应的理论进展

“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学理论界，这两个概念一直处于复杂的纠葛关系中。从字面意义看，“社会结构变迁”应属于“社会变迁”的范畴，而“社会变迁”则是一个相对而言边界更为广泛的概念，它表明的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变迁可以分为社会的整体变迁与局部变迁，进步的社会变迁与倒退的社会变迁，还可以包括社会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价值文化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等。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其实是可以等同的，因为“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包括“社会元结构”“社会一般结构”和“社会基本结构”等层次，在“社会元结构”层次上，社会结构指人与自然各要素形成的社会实践化、社会关系化、社会组织化和社会制度化的过程。在“社会一般结构”层次上，社会结构也可以包括生产、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机制。^[1]

事实上，目前的理论研究中人们普遍采取这样的观点，即社会变迁的含义更广一些，它可以包括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变迁又特指社会结构的变迁。^[2]反过来也一样，当人们讨论社会结构变迁时，往往会扩展到更宽泛的社会变迁的范畴。作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尽管不够严谨，但就法人行动理论而言却比较恰当，因此，本书在运用“社会结构变迁”这一概念时也将遵循这种概念的规定性。

社会变迁涉及经济、人口、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许多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社会不断变迁的历史。农业社会以前，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初级群体内，由家庭和邻里提供绝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诸如食物、衣着、教育、福利、职业、娱乐等等”。^[3]在那个时代，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主要是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和主要场所进行的。但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具有特定目标的工商企业等社会组织逐渐取代了家庭、宗族一类的社会群体而成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在现代社会，人们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需要都要通过陌生人所组成的各类社会组织而得到满足，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次级关系的基础上，而且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大型组织，如公司、公立大学、互联网、电视网、政府机构和科学文化机构等等。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之中，学习、工作、娱乐……几乎都是在组织中进行的，每个人都与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纵横交错、互相关联，构成了社会的主体部分。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任何个人和社会如果脱离了组织都是不可想象的”。^[4]组织社会学的一般理论认为，在常规状态下，“由于社会人口总数的增多和社会需求的增多，组织总得不断地添员，由此必然造成组织规模增加，进行扩大再生产。”^[5]这样，组织所开拓的行动范围会越来越广，它们与周围环境和人群打交道的次数日益增多，对社会的影响也就愈来愈大。

由于组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地位逐渐增强，人们对组织的研究兴趣也一直持续着，不过，不同的研究者各有其侧重的方面。一方面，如前所述，有人不断研究组织的结构与特性，分析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关注组织的生存发展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组织理论”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一些充满社会使命感的学者则看到了组织对现代人的困扰和在社会中产生的弊病，这方面的探讨就应属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领域。许多学者都意识到，现代社会正在日益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这种社会变迁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严峻现实。在社会学历史上，从迪尔凯姆、韦伯、马克思到哈贝马斯、吉登斯，人们都从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出发，以不同的视角考量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核心问题，许多富有见地的思想火花也随之不断出现。

迪尔凯姆对组织和社会变迁的分析是在“社会团结”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迪尔凯姆的思想中，“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种形式分别对应于两种极端的社会形式，“机械团结”是古代社会的特征，“有机团结”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迪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其中的每个人都按照社会分工履行某种专门的职能，因此他们也都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可见，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不仅是组织研究的一个思想源泉，而且也包含着对当代社会变迁的深刻理解。

韦伯在提出科层制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科层制正在日益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成为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主要标志。他曾经指出，在一个官员、职员和工人与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以及纪律和训练有素都不可或缺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官僚体制的机构，对所有的人来说，现代的生存可能性都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韦伯也意识到，科层制的效率优势需要以社会个体的需要和价值作为代价，从而表露出他对科层制所竭力体现的工具理性的担忧。

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是极为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从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商品化，如何使得现代人在社会中处于疏离的状态。同时，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变更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最终会使这种社会形态趋于灭亡，人类社会将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尤其是后资本主义社会里，以科层制为架构的行政机关所产生的权力形态，是如何与市场机制相辅相成一起控制现代生活的。故此，哈贝马斯借鉴了韦伯的一些观点，提出“生活世界殖民化”这一概念来描述现代社会的病态局面。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观点是对现代社会变迁的认识和批判，其主要思想是，那些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动，日益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所侵蚀，在生活世界理性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体统到最后全面控制了生活世界，人类的自由和生命的意义因此而失落。^[6]哈贝马斯的理论同时具有方法论和社会批判的双重含义，在方法论意义上，哈贝马斯说明，系统是个人行为的结果，但却拥有一些凸显的性质，它反过来会对个人行为产生制约，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传统社会学微观—宏观解释框架的整合；在社会批判意义上，他的思想则超越了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将问题引申到了哲学的批判层面。

与组织发展紧密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话题，帕森斯曾经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那些具有专门职能的组织在相对较大的范围内占有优势，组织框架的特征是个人在组织中的职务、地位与责任与其私人事务分离开来。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对科层制也十分关注，在他看来，“科层制”已经成了表示政府的浪费和繁琐拖拉的办事程序的特用语。“美国政府机构的扩大，集中化和专业化是在管理手段和所需人员两方面并行发展的。总统、州长、市长和市政管理者们把管理手段和人事与监督权握在自己手里。这些官员已不再是主要对立法机关进行管理的简单的政治人物，他们已成为要全力对付官僚等级制中的下属的总指挥。现代政府的行政分支机构已成为能动性的部门，它在损害立法和司法的条件下增加着它的职能并扩充着它的人员规模”。^[7]同韦伯一样，米尔斯也把科层制看成一套行政管理的运转体系和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社会变量，他们都认为科层制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深远性的社会发展趋势之一，它日益庞大并操纵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科层制组织是研究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社会变迁乃至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总之，在人类社会的结构变迁和发展趋势这一问题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位学者的讨论与预测都离不开各自的生活环境、学科背景、价值取向和学术范式的制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理论思路的差别，而没有绝对的是非之分，相反，正是这些差别可以引领人们从多个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现实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