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结构的变迁_社会转型与人们的幸福感

那么，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呢?

1958年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1）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建设的高度计划性；（2）企业组织的公有制；（3）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单位制；（4）集体主义思想意识的强化教育。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很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均具有很强的同质性。比如，1978年之前的30年间，职业阶层仅仅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企业组织仅仅存在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再比如，1978年以前的30年间，支配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以一元价值观为特征，具体表现为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或者“精神至上主义”。^[4]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以来，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还是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均已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

一、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分化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由于篇幅关系，下面仅从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年龄、学历及家庭结构四个方面，阐述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变迁。

（一）就业结构的变化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就业机会的扩大。如表3-2所示，在1978年至2013年的35年间，全国就业人员的总人数逐年增加，1978年为40152万人，1980年增加到42361万人，1990年增加到63909万人，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增加到76704万人和76977万人。1978年至2013年的35年间，一共增加了36825万人。

表3-2　1978—2013年就业人员的状况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但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却呈现不同的变化倾向。从表3-2中可以发现，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1978年为28318万人，1980年增加到29122万人，1990年又进一步增加到38914万人，但是1990年以后逐年减少，2000年减少至36043万人，2010年减少至27931万人，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又进一步分别减少至25773万人和24171万人，2013年比1978年一共减少了4147万人，比例也由1978年的70.5%下降至2013年的31.4%，下降了39.1个百分点。但是，与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相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均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其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由1978年的694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3170万人，35年间增加了16225万人，比例由1978年的17.3%提高到2013年的30.0%，提升了12.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由1978年的4890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9636万人，35年间增加了24746万人，比例由1978年的12.2%提高到2013年的38.5%，提升了26.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的就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分化的基本趋势是：从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逐渐减少，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逐渐增加，从而导致就业结构逐渐由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为中心的就业结构演变为以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尤其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为中心的就业结构。

（二）职业结构的变化

就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职业结构发生转变。表3-3表示的是，2003年至2013年的10年间城镇单位中，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研与技术服务六大类别职业领域的就业人员的数量。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大类别职业领域的就业人员呈现不同的变化倾向。

表3-3　2003—2013年城镇单位不同类别职业领域的就业人员状况（万人）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93—95页。

其中，以农林牧渔为职业的人员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具体体现是：2003年为484.5万人，2005年减少至446.3万人，2007年减少至426.3万人，而到了2013年进一步减少至294.8万人，2003年至2013年的10年间一共减少了189.7万人。

制造业的就业人员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具体体现为：2003年为2980.5万人，2005年增加至3210.9万人，2007年增加至3465.4万人，而到了2013年进一步增加至5257.9万人，2003年至2013年的10年间一共增加了2277.4万人。

批发零售业的就业人员并没有呈现一贯性的增加或者减少的趋势，具体体现为：2003年至2009年的6年间呈现逐年减少的态势，2003年为628.1万人，2005年减少至544.0万人，2007年减少至506.9万人，而2009年至2013年的4年间又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其中2009年为520.8万人，2011年增加至647.5万人，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增加至711.8万人和890.8万人，2013年的就业人员比2009年增加370万人，而比2003年的就业人员增加262.7万人。

另外，金融业、房地产业、科研与技术服务业三个职业领域的就业人员均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具体体现为：从事金融工作的就业人员，2003年为353.3万人，2005年增加至359.3万人，2007年增加至389.7万人，而到了2013年进一步增加至537.9万人，10年间一共增加了184.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近20万人；房地产业的就业人员，2003年为120.2万人，2005年增加至146.5万人，2007年增加至166.5万人，而到了2013年进一步增加至373.7万人，10年间一共增加了253.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5万人之多；科研与技术服务业的就业人员，2003年为221.9万人，2005年增加至227.7万人，2007年增加至243.4万人，而到了2013年进一步增加至387.8万人，10年间一共增加了165.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将近17万人。

职业结构的变化，同时导致我国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如前所述，1978年以前，我国的职业阶层仅仅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但是早在1989年，由于农村的个体经济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除农业劳动者之外，还出现了诸如农民工、雇工、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的社会阶层。^[5]而到了2004年，根据不同社会阶层占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的状况，我国已经分化为十个职业阶层，分别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6]可以说，在现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的职业结构与阶层结构仍然处于不断的变迁分化中。迄今，以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为中心的职业结构，以及以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为中心的阶层结构（金字塔形结构），正在逐渐演变为以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研与技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职业为主的职业结构，以及以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为中心的阶层结构（橄榄型）。

（三）组织结构的变化

1.不同所有制组织的变化

在1978年以前，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所有制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在类别上仅仅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性质的企业组织。1978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经济格局，在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外，相继出现了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不同所有制的组织形式。

表3-4表示的是，2000年至2013年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组织数量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组织数量呈现不同的变化倾向。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组织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具体体现是：2000年为42426个，2002年减少至29449个，仅仅2年间就减少了12977个，而到了10年之后的2013年则减少至6831个，与2000年相比，竟然减少了35595个，13年间平均每年减少将近2800个。

集体工业企业组织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具体体现是：2000年为37841个，2002年减少至27477个，仅仅2年间就减少了10364个，而到了10年之后的2013年又进一步减少至4817个，与2000年相比，竟然减少了33024个，13年间平均每年减少将近2600个。

另外，股份制工业企业组织也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具体体现是：2000年为10852个，2002年略微减少，变化为10193个，而2004年至2013年，每年的数量也呈现逐年减少的态势，2013年减少至2384个，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8468个，13年间平均每年减少650个之多。

表3-4　2000—2013年不同性质工业企业组织的数量（个）

数据来源：
1.国有工业企业组织、集体工业企业组织、股份制工业企业组织、私营工业企业组织、外资工业企业组织的数量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14年版，第401、459、488、501、487、499、473、397页。
2.2002—2006年个体工商户数据出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08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情况报告》，www.saic.gov.cn，2009年3月20日。
3.2008—2012年个体工商户数据出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12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总体情况》，www.saic.gov.cn，2013年1月10日。
4.2013年个体工商户数据出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度全国市场主体发展、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和消费维权有关情况》，www.saic.gov.cn，2015年1月23日。

但是，私营工业企业组织、外资工业企业组织，尤其是个体工商户，除个别年份略有不同外，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其中，私营工业企业组织的数量2000年和2002年分别为22128个和49176个，而到了2010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增加至273259个、189289个和194945个，2013年比2000年增加了172817个，13年间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3293个；外资工业企业组织的数量2000年和2002年分别为3730个和5717个，而到了2010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增加至23027个、17986个和18109个，2013年比2000年大约增加了14379个，13年间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106个；个体工商户的数量2002年和2004年分别为2377.49万户和2350.49万户，而到了2010年、2012年、2013年分别增加到3452.89万户、4059.27万户和5984.06万户，2013年比2002年增加了3606.57万户，11年间平均每年大约增加327万户之多。

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组织产生了显著的分化，但分化的倾向存在差异。作为传统公有制性质的国有工业企业组织、集体工业企业组织的数量，以及作为新型公有制性质的股份制工业企业组织的数量，在2000年至2013年的13年间均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而作为新兴组织形式的私营工业企业组织、外资工业企业组织，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却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2.不同功能组织的变化

在社会学领域，有关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导致的组织功能分化，有一个基本观点，即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越高，组织类型越趋于多样化，组织功能越趋于专业化，不同组织之间的依赖性越强，从而产生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7]我国自然也不例外。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组织的社会功能中，除保留生产功能之外，其他的诸如住房、娱乐、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功能趋于弱化，从而导致搬家公司、保洁公司、房屋中介、民办幼儿园、民办学校等传统体制之外的不同功能的企业组织、教育组织大量产生。

表3-5仅仅表示的是，2000年至2012年制造业企业组织，建筑业企业组织，批发零售业组织，房地产业组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组织，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数量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在2000年至2012年的12年间，制造业企业组织，建筑业企业组织，批发零售业组织，房地产业组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组织，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呈现大幅度增加的趋势。

表3-5　2000—2012年不同行业组织的数量（万个）

资料来源：
1.2000—2012年的数量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2.表中数值为四舍五入后的数值。

其中，制造业企业组织的数量2000年为124.36万个，而到了2012年增加至238.08万个，12年间增加了113.72万个，平均每年大约增加9.48万个；建筑业企业组织的数量2000年为11.82万个，而到了2012年增加至39.14万个，12年间增加了27.32万个，平均每年大约增加2.28万个；批发零售业的组织数量2000年为69.31万个，而到了2012年增加至263.07万个，12年间增加了193.76万个，比2000年增加了将近3倍，平均每年增加16万个之多；房地产业组织的数量2000年仅为4.84万个，而到了2012年增加至35.67万个，12年间增加了30.83万个，平均每年大约增加2.57万个；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组织2000年仅为5.97万个，而到了2012年增加至24.98万个，12年间增加了19.01万个，比2000年大约增加了3.18倍，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58万个；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数量2000年为114.66万个，而到了2012年增加至139.40万个，12年间增加了24.74万个，平均每年大约增加2.06万个。

另外，在当今，保安公司、保洁公司、搬家公司、婚庆服务、幼儿园、养老院等不同功能的专业化组织，应有尽有，遍布于我们的每一个生活领域。这些专业化组织的存在，使得人们只要付出金钱，就能够解决各种生活问题，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同时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以下两个负面影响。

第一，人们遇到生活问题（比如搬家、幼儿照顾等）时，不再需要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社会支持，人们的生活逐渐脱离血缘群体与地缘群体，从而导致已有的生活共同体逐渐解体。

第二，人们只要付出金钱，就能够购买到各种社会服务，一切社会事物均可以通过货币进行度量，从而强化了人们的金钱意识，导致人际关系功利化。

（四）年龄、学历及家庭结构的变化

表3-6表示的是，1982年至2013年的31年间人们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及家庭结构的变化情况。首先，在年龄结构的变化方面，可以发现，在1982年至2013年的31年间，全国总人口中0—1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例逐年减少，1982年为33.6%，1990年下降至27.7%，2000年下降至22.9%，而到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分别下降至16.5%和16.4%，1982年至2013年的31年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而15—64岁年龄组和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口比例均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其中15—6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例，1982年为61.5%，1990年上升至66.7%，2000年上升至70.1%，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分别上升至74.1%和73.9%，31年间提高了12.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口比例，1982年仅为4.9%，1990年上升至5.6%，2000年上升至7.0%，而到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分别上升至9.4%和9.7%，31年间竟然提高了4.8个百分点。

表3-6　1982—2013年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家庭人口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
1.不同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2.每十万人受教育程度的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3.1982—2012年家庭户人口数的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05页。
4.2013年家庭人口数的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其次，在学历结构的变化方面，每十万人中，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中和中专学历，初中学历的人数均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而小学学历的人数却呈现逐年减少的态势。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1982年为615人，2010年增加至8930人，增加了8315人；高中和中专学历的人数1982年为6779人，2010年增加至14032人，增加了7253人；初中学历的人数1982年为17892人，2010年增加至38788人，增加了20896人；而小学学历的人数1982年为35237人，2010年减少至26779人，减少了8458人。

最后，在家庭的人口规模方面，家庭户的平均人口数逐年减少，具体体现是：1982年为4.41人，1990年减少至3.96人，2000年减少至3.44人，2010年减少至3.10人，2012年和2013年分别减少至3.02人和2.98人。

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说明，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下，我国已经进入少子化、高龄化、学历高端化、家庭核心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将产生诸如教育、养老、就业、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另外，学历结构趋于高端化，说明我国已进入学历社会。在学历社会，由于产业结构的中心逐渐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劳动者从事技术服务性职业的比例提高，理论知识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愈发显现，因此人们重视学历的获得，社会组织对人们的评价、选拔等重视学历，而非社会关系。

二、社会结构微观层面的分化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导致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产生显著分化的同时，也导致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化的基本倾向是：社会交往及关系网络的功利性、选择性、表面性与即时性增强，价值取向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强化。

（一）社会交往的功利化

1958年至1978年的30年间，城乡居民的生活局限于国有企业或者人民公社的社区内，彼此熟知，并且住房、教育、休闲等生活各个方面的保障程度高，因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以感情维持为取向，彼此之间形成了情感性强的关系网络。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以来，生活的单位体制逐渐消失，加之组织的专业分化发展迅速，致使各种不同功能的专业机构相继产生。如前所述，在当今社会，诸如医院、学校、银行、幼儿园、搬家公司、保洁公司、婚庆公司等，几乎每一个生活领域，都有相应的专业机构存在，从而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生活问题时，只要付出金钱，就可以充分地享受（购买）到各种服务，而不再依靠各种人际网络的社会支持。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城乡居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开始萌生，并逐渐把物质利益的获得作为社会交往的指南，因而社会交往呈现出很强的功利性与选择性，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则呈现很强的表面性与即时性。

2013年10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的湖北省恩施地区的“整酒”习俗，就准确地说明当前农村居民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功利性。“整酒”就是置办酒席、宴请亲朋的意思，它原本是一种婚丧嫁娶时的礼仪，可借机联络感情，互致敬意，但是近些年来，这种原本正常的社会风俗被一股歪风所笼罩：借整酒之机，收受礼金。首先，“整酒”的人越来越多，家家攀比，送出的礼金基数是水涨船高，导致居民收入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用于赴宴时的礼金，负担越来越重。为了收回自己之前送出去的礼金，人们便找各种借口“整酒”，生日酒、祝寿酒、入学酒、参军酒、建房酒，甚至自家挖沼气池要“整酒”，有子女外出打工、老母猪生崽也要“整酒”。一年中一个家庭至少能整出3场酒，一个普通农户四五天就要接受一次宴请。“吃酒”已经成为恩施市各界群众的一大负担。从湖北恩施居民“整酒”的动机，就可以发现，利益原则已经成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人情关系日益金钱化、物欲化，经济利益成为联系人情关系的纽带。

不仅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也已呈现功利化的倾向。张云武运用问卷调查的数据，以黑龙江省大庆市和上海浦东新区为例，实证分析了不同年份人们的交往目的和交往方式，分析发现，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地区，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社会交往的动机由感情维持逐渐演变为利益交换，而交往方式也由深交型（与交际对方心交心地展开社会交往）逐渐演变为表面型（与对方进行交往，但不想交往得过深）。^[8]另外，李志宏分析了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对人们生活及社会建设的影响，指出：人际关系功利化弱化了人际关系的情感功能，抹杀了人的责任与义务，增加了人际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9]

（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价值观的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相生相长。滕尼斯、迪尔凯姆、西美尔、沃斯等经典社会学者的理论均已充分说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产生显著的社会分化，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削弱了集体意识对个人的控制力，拓展了个人意识发展的自由空间，促进了个性的发展。^[10]另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必然是一个货币支配一切的市场经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社会事物都有了价值，都可以通过货币度量，并且可以通过货币进行交换，从而导致了一个日益物化的世界的诞生，造就了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为了利益获得的理性计算的性格，一切社会行为均以某种利益的交换为出发点。另外，一切社会事物都有个价码，这培育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培养了人们玩世不恭的态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价值取向逐渐演变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世俗主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也就成为必然的发展结果。

在我国，1978年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引起的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分化，人们价值取向的变迁，也基本呈现上述倾向。

其中，邵道生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膨胀，以至于支配人们社会行为的价值观由群体本位向着个体本位，单一取向向着多元取向，理想主义取向向着世俗性、实用性、个人利益取向迅速转移。^[11]廖小平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呈现四种倾向，分别是：从一元价值观向着多元价值观转变，从整体价值观向着个体价值观转变，从神圣价值观向着世俗价值观转变，从精神价值观向着物质价值观转变。^[12]另外，蔡毅分析了当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的变迁，也提出了与邵道生、廖小平两位学者基本一致的观点。其具体观点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从一元化的价值观向着多元化的价值观变化，从集体价值观向着个体价值观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着物质价值观变化，从神圣、理想价值观向着世俗、现实价值观变化。^[13]

当代青年人的价值观的变迁，在这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有些学者（或者调查组）于不同的年份分析了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观的变化，分析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促进青年主体意识成熟的同时，也诱发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意识的滋生和膨胀；知识技能对青年发展的重要性日趋凸显，推动了青年的求知观念在不断更新的同时，他们的集体观念和国家观念却淡化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引起青年追求丰富化的个性的同时，又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追求庸俗，产生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上的盲目攀比意识。^[14]

近些年来，在网络上一夜成名的凤姐、干露露、郭美美等青年的价值观，可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尤其是郭美美的人生价值观更具代表性。郭美美，是一个年仅23岁的女孩，是2011年一个因“红会”事件而一夜成名的网络“炫富女”。她的拜金心理之强、享乐心理之强、虚荣心理之强，可谓是当代某些青年严重畸形的价值观追求的形象写照。

可以说，当今社会，社会结构的显著分化，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难以建立，而粗鄙、庸俗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成为芸芸众生的价值取向。

三、断裂社会的产生

以上，通过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变迁的分析，我们发现，1978年以前的30年间，我国还是一个社会结构封闭、同质性很强的农业社会，但1978年以后短短的30多年间，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引起的社会巨变，使得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国内学者经常指出的“社会结构的断裂”^[15]，就很准确地描述了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显著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社会结构的断裂”在现实生活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方面，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社会群体，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整合机制，已经呈现固化状态。比如，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由于制度障碍，从农民工群体进入市民群体是相当困难的。再比如，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阶层流动也是相当困难的。2003年以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均在0.47以上，其中2008年和2009年超过或者达到0.49，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16]，说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其次，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1978年以前，由于一系列制度的安排，我国是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1978年以后，虽然工业化、城镇化获得快速发展，但不同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使得城乡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形成了一个多类型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体。为此，有的学者称之为“城乡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并且明确指出：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多梯度差异化社会，并没有因为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而缩小，而是形成了非同步化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多类型的区域社会，并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出现多类型的社会问题。^[17]

最后，不同社会阶层的价值取向、社会认知等心理层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我国，由于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已经呈现阶层固化的态势，因此在价值取向、社会认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已经形成明显的社会界限，已经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样的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沟通合作难以实现，善意的行为往往被视作恶意的行为，阶层之间误会、曲解、戒备、对抗甚至冲突频现于生活中，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注释】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11页。

[2]主要内容：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增长。

[3]在《户口登记条例》中，与人口流动有关的主要内容有：（1）公安局主管户口的登记业务；（2）公民必须在常住地进行登记，常住地每人只限一处；（3）公民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必须具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调出许可证明三种手续中的一种；（4）公民离开常住地在城市滞留三天以上，必须由临时住地的户主或者本人在户口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如果住旅馆，旅客登记簿即可），离开城市时，必须申请注销。由于该条例的实施，在1958年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基本不存在人口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因而大大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4]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双重后果》，《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第87页。

[5]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第9页。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7]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92页。

[8]张云武：《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关系网络——以大庆市和上海浦东新区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29、172、176页。

[9]李志宏：《人际关系功利化现象探析》，《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46—47页。

[10]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3页。　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92页。　G·齐美尔著，涯鸿、宇声等译：《大城市与精神生活》，《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第258—279页。　L.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44（1），pp.1—24.

[11]邵道生：《现代化的精神陷阱——嬗变中的国民心态》，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0页。

[12]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双重后果》，《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第87—91页。

[13]蔡毅：《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29-133页。

[14]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功利主义侵蚀“五四”遗产——纪念“五四”90周年特别调查》，《人民论坛》2009年第9期，第14—17页。　罗亚萍：《当代青年人生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分析》，《现代交际》2011年第9期，第51—52页。　周艳红：《从“郭美美炫富”看多元社会思潮对90后青年的影响》，《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第2期，第51—53页。

[15]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7页。

[16]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分别是：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马建堂：《基尼系数高　收入差距较大》，《新京报》2013年1月19日，第A07版。

[17]张鸿雁具体将当代中国划分为以下六种社会类型：（1）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典型传统封闭型区域社会类型，代表地区是四川、广西、云南、西藏、青海；（2）以传统农业为主，农业与局部工业经济混合的区域社会类型，代表地区是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南等；（3）农业与工业相辅相成发展的区域社会类型，代表地区是安徽、江苏苏北、山东某些区域；（4）以工业化为主，农业经济为辅的工业成长型区域社会类型，代表地区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某些县市经济区域；（5）新兴工业化发展的区域类型，代表地区是苏州、南京、杭州、东莞；（6）（准）后工业社会的区域社会类型，代表地区是北京、上海、深圳等。详见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识》，《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第77—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