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和解释社会变迁的理论

二、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和解释社会变迁的理论

（一）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

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有许多，但有些因素似乎是每一个社会都有的，这些因素如果发生了变化，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迁，因为社会结构正是建立在对这些基本因素的选择性组合上。这些基本因素有四个：第一个因素是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又不依赖社会而能独立存在的、既影响到社会又受到社会影响的自然环境因素，即自然因素。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因素，社会为满足其生存就必须解决基本方面的需求，如吃、穿、住、行方面。虽然不同的社会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所解决的办法也不同，但不管是哪种社会，经济方面基本需求的满足都是必须考虑和处理的。第三个因素是与政治组织有关的权威因素。不同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是不同的，因而权威关系也就很不相同，有的就很简单，如简单社会中，社会的分化就不明显，所谓的首领在平时与其他的群体成员没有什么区别，这与现代的社会就很不一样。最后一个因素是文化因素，即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和在处理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一套观念、社会价值、知识和技术等。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所享有的文化部分来自于前辈的积累，并通过各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被传递下来，部分是他们自身在成长过程中新经验的累积，这些也都是可以继续传递给后代的。这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在每个时段上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稳固性，这种稳固的关系如果在另一个时段发生了变化，使之与前一时段区分开来，就发生了社会变迁。

具体来说，自然因素对不同的社会类型以及不同社会类型的不同时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简单社会，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决定着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人们力图改变他们的社会组织正是来适应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的。在现代条件下，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已经很难说是纯自然的了，这些自然已经变成“社会的”，已经成了社会的产物，更广泛、深刻地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为人类所建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从长时间来看，自然界事物之间的内部规律并没有被取消，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比如说自然灾害。虽然说不同时段的人们所面对的自然是不一样的，但并不能说科技的进步使得自然因素在现代发达社会中不重要了，只是起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经济方面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它视之为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力量，或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经济方面的变化表现在经济活动的方式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等方面，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再如经济结构的大规模变化使不同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等转变的发生。在现阶段，由经济因素引起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上面所说的两种：一是经济体制，二是同一体制中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后者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多是由于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变化所引起的。在一个以市场作为资源的主要分配渠道的社会中，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于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重新分配有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与之相应的不同社会群体的相对地位的变化，因此这种因素引起的变化是根本性的。

政治因素的变化有时是经济领域中所产生的变化的反应，但并不总是如此，它有其自身的轨迹。在中外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类型产生于同样的经济类型的例子。政治领域的变化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政治的基本体制的变化、政府对待经济政策趋向的变化、对待处于经济领域中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的态度的变化和政治组织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等。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政治组织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变迁常常是由政治组织特别是政府发起或推动的。

政治领域中，引起社会变迁的力量除了政府和政府的领导人外，还有人格魅力很强的民间领导人以及群众性的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种类很多，有传统的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运动，也有争取某种社会权利或者要求改善某种社会状况的运动，如环保运动。但社会运动也有由政府发起的、旨在号召群众参与某种社会改善的形式。

文化领域中的变化也可能是独立发生的，并不仅仅是经济或政治的简单的表达，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文化领域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观念的变化上，特别是社会或群体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认知模式的变化，不同社会观、世界观的合法性和领导地位的变动。观念变化的发生既体现在一些领袖人物身上，又更多地体现在普通群众身上。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范例。在不同时段对传统的不同解释与态度也属于这种类型。文化领域中另一个变化主要体现在知识和技术的变化上，如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变革、传播等。知识的类型很多，其中包括纯自然的知识如关于物理、化学、数学的知识以及关于社会的知识。同样，技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利用物质的技术，二是管理的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和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而且由于世界上通信手段和交通工具的发达，知识和技术的传播速度很快，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也就很大。文化领域中的这两种变化又是紧密相连的，对于人们观念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点可以在电视下乡对农村社会变革的促进中充分地看到。

（二）解释社会变迁的理论

对于社会变迁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在这些解释中历史悠久、影响很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即进化论、循环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1．社会进化论

进化论在其发展变化中有新老之称，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是孔德、斯宾塞、摩尔根和涂尔干等人。孔德认为社会的变迁正如同自然界中其他的变化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知识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最后到达实证阶段。斯宾塞明确地将社会比拟为一种生物的有机体，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自然主义的进化观，认为社会地位的功能分化会导致社会的变迁。他从社会组织的类型出发，提出了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概念。他的关于社会的基本看法，特别是关于社会变迁的基本观点成了后来社会学中功能学派的理论基础，对帕森斯影响很大。摩尔根的社会变迁观关注技术领域中的变化，将社会变迁的最终动力放在了发明和发现上。他的一些观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重要的影响。涂尔干对于社会分工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进化的主要方向能够在劳动的分工、任务、职责和职业角色的分化中找到，提出了著名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认为社会的类型是从以前者为特征的社会转变到以后者为特征的社会。

这些古典的进化论者，尽管存在着差异，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核心假设。第一，他们假定人类历史的整体有一种独特的模式，这个模式是能够被发现的，进化理论的目标就是要重构它。第二，正在进行着的客观的变迁被当成一个单一整体的人类社会。第三，这个整体被用有机体的术语来构想，被看成是一个由成分和子系统构成的紧密的整体。社会变迁的关注点就是这样的有机整体。第四，社会的变迁被看成是一个独特的、自然的、必要的、社会现实的和不可逃避的品性。稳定或停滞被作为例外或被解释成阻碍。第五，社会的变迁被看成是有方向性的，从原始到发展的形式，从简单到复杂的状态，这个运动是连贯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进一步地讲，进化的变迁被构想成单线的，沿着单一的模式或轨迹进化。这个共同的进化轨迹被分成为不同的阶段，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跨越。而且，进化的变迁被想象成渐进的、连续的、积累的，整个过程是平滑的，没有急剧的断裂、中断或加速。第六，进化有一个普遍的和一致的机制，在所有的阶段都有同样的过程、同样的原因在推动着这个过程前进。推动变迁的、固有的冲动位于人类社会的“本性”中，来源于他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转化的基本需要。因此进化被想象成社会内部的潜质的解放，进化过程被看成是自发的。最后，在大多数进化论者中，进化过程被等同于进步，认为它会导致社会持续地改进和人类生活的改善。

古典进化论的这些基本的假定在很长时期内遭到了批判。反对者认为：（1）历史性结果很多是偶然的和随机的。虽然在特定的范围内存在着某种规则性或模式，但这并不能应用到所有的人类社会。（2）所有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经历进化性的变迁的假设，与人类学家所发现的人类群体的多元性、异质性不符。（3）社会的过分整合和有机体的图像也与大量观察到的冲突、紧张以及一些社会制度和模式的反功能和社会的一些方面或部分的相对的功能自主的现象相矛盾。（4）社会变迁的主要部分和特征是在同一种社会类型中，而不是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之间。单一的独特的变迁过程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本体论的基础。真实的情况是许多过程可能是相平行、相交叉、相重叠和相矛盾的。（5）进化的方向也是有问题的，观察到的更多的是倒退、危机甚至是国家或文明的整个崩溃。单线的进化观念也受到了文化相对论的批判。逐渐增长的变迁观念也与人们遇到的断裂、分裂等历史事实不符。（6）这种变迁的观念忽视了社会变迁的外部原因，诸如征服、殖民、扩散、文化接触、环境变迁和自然灾害等。变迁的自发性的观念忽视了人的努力在型塑和重新型塑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7）这种进化的变迁观将进化等同于进步也是有问题的。进化并不一定会带来人类生活的完善，也可能是灾难。

2．历史循环论

历史循环论与进化论不同，这种理论强调的是社会现象的重复出现，它不认为社会和历史是沿着一条线发展的，而是在一个循环始终的圆圈中运动。这种看法在中国较为有名的就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战国时代的邹衍将五行说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认为历史是按着“五行相胜”的循环顺序进行的，由土德开始，木德继之，以后依次是金德、火德、水德，然后再回到土德上，接着循环下去。意大利的维科提出了历史三阶段说，认为历史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世界各个民族都要经过三个历史阶段，即神的统治（神灵时代）、贵族统治（英雄时代）、人民统治（凡人时代），社会在经过这三个阶段后，又回到起点，循环不已。德国的施本格勒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任何文化都是一个相对自主和自明的系统。每一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形态，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都要经过青年期、壮年期，以至衰老灭亡，文明是最后的阶段。

此外，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压力”说也是一种循环论的主张。他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它受到的压力很有关系。文明的持续的动力，体现在挑战和压力上。环境（起初是自然的，后来也是社会的）不停地挑战社会，社会通过创造、发明工具来回应挑战，一旦挑战被回应，新的挑战就会接着而来，于是，新的回应就会随之而生。在文明成长的时期，这种回应是成功的，人们用史无前例的努力来回应史无前例的挑战。但是在崩溃瓦解的时期，他们不再有创造性。文明随着它对新挑战的回应的无能，就从内部衰落了。他所研究的21种文明绝大多数最终的命运都是消亡。

在社会学中持有循环论观点的人物是美国学者索罗金。他认为文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感官的文化，另一种是理念的文化。中间类型的文化形态则代表了理念和感官因素平衡性的混合。索罗金承认他的划分是一种理想类型。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覆盖了2500多年的历史，他用循环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变迁，认为社会文化变迁的最主要的一般模式是不停息的、变化的和不同的再现过程，这些过程经常翻转它们的方向和重复它们自身。他依据文化精神和文化系统的更替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在西方的历史上，这种更替实际上就是三种类型文化的循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是理念型的文化，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是一种理想的文化类型，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罗马则是感官型的文化，公元4～6世纪的欧洲是理想的文化，公元6～12世纪的欧洲则是理念型的文化，公元12～14世纪的欧洲则又转变成理想型的文化，而从公元14世纪到现在则是感官型的文化。

3．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种试图解释社会变迁的宏大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于社会变迁理论的表述是很丰富的。他系统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变动关系，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发展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适应，则社会发展；如果不能适应，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力必会冲破这种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基础就会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就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在探讨社会变革中，他非常强调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的能动作用。

纵观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社会历史变迁观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世界历史的层次、社会结构的层次和行动的个体的层次。对于这三个层次，马克思都分别有详细的论述，这三个局部相互连接的理论也就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最上面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中间层次的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最低层次的是人类个体的理论，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等级性大厦。这三个层次的运动方向都是可以用进步这个术语来测量的，但是有各自的具体的运动过程和运动目标。在世界历史的层次上，运动是从共同所有和原始的自我管理的形式经过私人所有制和政治统治，到共产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平等。在社会结构的层次上，从以前阶级共同体经过阶级分化的社会到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在个体的层次上，从原始的自发性经过异化到达解放和自由。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因果决定的模型。在世界历史的层次上，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避免地到达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很强的决定论。在社会结构的层次上，决定的色彩较弱，阶级采用集体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情况很复杂，这种论述避开了经济决定论。在行动和个体的层次上，有很强的意志论的成分，强调自由选择、自发决定、偶然性和机会。人们是理性的，他们的经济计算提供了他们行动的意图、动机和目的的基本前提。但即使对个人来说，仍有一种集体性的经济决定论存在，在他们的行动中，不得不认识到他们置身于其间的结构性条件，他们最经常地将他们由结构性赋予的经济利益计算在内。经济利益的相同性将这些个体连接起来，形成一种社会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的成员。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历史被看成是由人类行动和结构性条件（阶级划分和社会经济形态）构成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历史的不同层次的相互连接是用“实践”这个范畴来表达的。但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是受到限制的。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类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像他们随心所欲的那样做，而是在直接遭遇到的被给定的和从过去传下来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这些条件，也就是限制他们目前活动的结构自身，就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他们过去的行动或者是他们的前辈的行动的结果，是人类的创造。也就是说，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塑了起初的条件并改变了被历史创造的下一个阶段开放的可能性场域。实践是在早期的实践留下来的环境中运作的。推动这个运动的复杂的、系列的和最终的因果力量是有着超越和自我超越特性的人类的能动者。

4．关于社会变迁的其他理论

以上所介绍的这三种社会理论关注的都是人类社会长时段的、整体的和宏观的社会历史的变迁，这些理论的一些重要的假设常常是一种信念，在西方的社会学家看来，往往很难进行验证。而且，这样的理论趋向对于具体的实证研究来说，往往过于空泛。因此，一些理论家试图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一些适宜实证研究的解释性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功能的解释理论和冲突的理论，再后来还出现了新的理论观点，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在很长时间内被埋没的埃利亚斯的型结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也得到了强调。这些理论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希望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着社会学的微观与宏观、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前社会学的研究往往顾此失彼，特别是在帕森斯的理论中和在20世纪60年代极为盛行的结构主义的理论中看不到人的创造性活动，将人看成了文化或结构的木偶。这些理论对此极为不满，它们倾向于认为社会结构是和社会行动者一起在不断变动发展着的，社会是在不断再生产的，社会体系的变迁是一种缓慢变动的过程。这样就将社会结构的变动、再生产与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了，社会的变迁不再被认为是与普通人的行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