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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分层理论

时间:2022-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对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探讨比以往更加深入也更加广泛。
当代社会分层理论_社会学教程新编

二、当代社会分层理论

“二战”以后(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传统分层理论之争转化为功能论分层理论与冲突论分层理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分层做出的相互对立的解释。它们的视野和观点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分层结构的认识,促进了社会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在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者与韦伯主义者的传统对立逐渐淡化,两派的理论之争不再居于分层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不过,两派理论的后继者们仍在致力于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分层理论,以使原有的理论适应于新的社会现实。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对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探讨比以往更加深入也更加广泛。同时,分层研究领域中传统理论模式和传统研究论题在逐渐转变,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

(一)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解释

现代西方社会分层研究有两种理论范式——功能论范式和冲突论范式,分别为以迪尔凯姆、戴维斯和摩尔、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论分层观点及以马克思、韦伯、达伦多夫为代表的冲突论分层观点。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冲突论与功能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对于人们全面地了解社会分层问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受帕森斯影响的功能主义理论把社会等级看成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社会特征。直接或间接受马克思影响的冲突论社会学家把社会分层看做是可以避免的和不必要的,是人类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1.功能论对社会分层的理论解释

功能论认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因素会对社会的稳定和生存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功能论者论证道:如果社会分层具有普遍性,那么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作用。他们认为,某些形式的社会等级是社会的必然产物。

戴维斯和摩尔关于社会分层的功能论指出了社会分层的两个功能:其一,社会奖赏的不平等分配对于激励个人完成某些重要角色是必要的;其二,复杂的社会分工要求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因为分工和协作需要一个人管理和控制其他人的活动。在他们看来,某些社会角色需要特别的天赋或者相当的培养训练。这种社会报酬的不均等分配对社会有积极作用,因为那些需要特别才能的角色是由最能干的个人承担的。所以,社会等级是社会的必然产物。总之,戴维斯和摩尔认为,社会分层是不可避免的,是有益的、有功能的。

戴维斯和摩尔对社会分层的这种理论解释曾经在美国社会学界流行多年,但是,有些批评家论证说,这一理论在许多方面脱离现实,它忽视了某些世袭的而不是自己取得的社会地位,还忽略了社会分层的功能失调,所以认为功能主义的这种分析有严重的缺陷。

2.冲突论对社会分层的剖析

冲突论反对把社会看成是由各种不同因素起着稳定作用的均衡的制度。它认为,社会价值观念和各等级之间的利害冲突是社会内在制度的产物。冲突论的主要理论思想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和动力,认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将最终会建立起一个生活资料公有、财富按劳分配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分层是所有社会共有的特征,社会等级起源于竞争、冲突和对别人的征服。伦斯基(Lenski)论证道,自从有剩余产品以来,社会不平等就存在着。随着技术的进步,剩余产品越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趋向于定居,这就更有利于精英群体积聚财富和攫取权力,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的共生就成了社会持久存在的一个特征。[2]

社会分层并不总是有益的。对整个社会来说,社会等级的存在阻碍着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等级的存在是因为有权的阶级运用权力和武力(如警察、军队和政府等)取得自己所想要获得的稀有资源并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外的原因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客观上接受了不平等的事实。

(二)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

在社会学家最初开始讨论社会分化、社会冲突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度居于主导性的位置。然而,工业社会的兴起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近几十年,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最重要的理论修正是有关中产阶级的各种论述。在新马克思主义派别内部,对于当代社会的中产阶级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并形成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构成了当前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研究的主要内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一些过渡性质的阶级(如地主)、类阶级群体(如农民)和阶级内部的分支(如流氓无产者)等等。但是,马克思期望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将消除这些复杂成分,而最终简化为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两极分化的结构并没有出现,中间阶级没有消除反而日益增长。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的,老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确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衰落,但由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和非体力工人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则在发展壮大。新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中产阶级现象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观点仍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趋势的看法,认为当今的中产阶级仍有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另一派则对原有的两极阶级结构模式进行了修正,把中产阶级纳入阶级分类框架。[3]

前一派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他认为,中产阶级仍然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他们也是受雇佣的领取薪金的劳动者。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新中产阶级的底层部分正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他提出的劳动者“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说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去技能化”是指用机器取代工人的技术工作。布雷弗曼认为,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包括白领工人将被“去技能化”和“无产阶级化”,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成员趋向于落入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在相对规模上还将继续扩大,它仍然保持着以往所具有的政治能量和社会作用。阿罗诺维滋和迪法齐欧(Aronowitz and Difazio)提供了这一派观点的最新说法,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技术变迁在工薪人群中制造了一大批失业者、半失业者和间歇性就业者。

另一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尼科斯·波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他认为新中间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脱离出来了,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受剥削,他们不能再算是工人阶级。波兰查斯及这一派别的其他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剥削定义,即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榨取,他们所认定的工人阶级概念也严格按照马克思所做的界定。根据这一概念划分出来的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很小,这使得那些把工人阶级看作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学者大失所望。[4]

后来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对布雷弗曼和波兰查斯的两派极端观点进行修正,以发展一些新的阶级分类框架,从而确保工人阶级的比例不至于太低。赖特(Wright)、罗埃默(Roemer)和索内森(Sorensen)等人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剥削定义加以修正,并提出一些其他分类标准,如技术和自主性等。其中,赖特的阶级分类框架影响最大。赖特等人采用多元指标划分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做法,使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与韦伯主义的阶级划分越来越接近,从而导致两派理论日益融合的趋势。

(三)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

目前,最有影响的韦伯主义分层理论并不是传统的多元分层取向。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一些分层理论家从另一角度来吸收和理解传统多元分层理论,这一批学者被称为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家。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和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等人。这一派理论主要依据的是韦伯在一篇论文“开放与封闭的关系”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社会封闭”。文章指出,社会封闭是指社会群体设置并强化其成员资格的一种过程,其目的是为了以垄断手段来改进或最大化自身群体利益。帕金对“社会封闭”概念的进一步解释是:“社会集群通过把资源和机会获得局限于有特别资格的人的范围之内以达到最大化自身报酬的过程。”新韦伯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在宏观结构层面运作的这种排斥性过程,导致了阶级和身份群体的产生。这些理论家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并不存在某种正式的制度规则禁止就业者跨越阶级边界进行流动,但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制度力量限制了人们的代际的和代内的社会流动,这正是“社会封闭”机制的作用。这种排斥性机制不仅仅使封闭性的阶级(往往是居于优势地位的特权阶级)最大化了自身的报酬和机会,而且,其持续的影响也导致了各种不同的阶级文化,并使这种文化在代际延续。吉登斯还指出,这种机制不仅是阶级结构化的根源,而且还有助于阶级认同的形成。目前,新韦伯主义取向的分层研究还在继续发展,许多研究者基于这一理论取向开展对阶级结构化、社会流动、阶级认同等问题的研究。在阶级分析领域,它与新马克思主义取向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5]

(四)新理论取向引发的争论

不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新韦伯主义者,阶级及阶级结构概念都是他们开展社会分层分析的基本工具,直至今日,这一研究传统仍在分层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工业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支持者分别对这种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提出挑战,他们对传统阶级分析模式的批评和阶级分析理论家们对这些批评的驳斥,成为近年来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理论争论。这场争论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快速变化时期,阶级的重要性是否已下降或者它是否还是社会分层的一种重要形式?后工业和后现代理论家们认为,阶级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已不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阶级分析家则认为,阶级分析在对当代社会的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1.后工业化主义的挑战

后工业自由主义社会分层理论家特里·克拉克和西摩·李普赛特(Clark and Lipset)在《国际社会学》(International Sociolog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的文章,在美国社会学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文中指出,随着传统的阶级等级体制的消亡和新的社会区分的出现,“阶级越来越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他们考查了三个领域中阶级衰落现象:政治、经济和家庭。这三个领域的变化证明,“社会阶级死亡”,“社会分层的新形式出现”。克拉克和李普赛特认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可以描述为“分层的碎片化”。克拉克和李普赛特的看法也与其他的一些后工业主义理论家的观点相呼应。丹尼尔·贝尔(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导致了职业结构升级,无技术体力性就业减少,高专业技术性的非体力就业上升,从而,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平等开放。以往社会存在的严格的阶级结构变为更加温和的、更加流动性的等级结构。英格勒哈特(Inglehart)则分析了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政治领域的变化。他在《沉默的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当前的社会变得更加灵活了,政治的特性从过去的带有阶级性的物质利益的关注转向非阶级性的后物质主义的关注。政治争论不再围绕着与工人阶级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是转向中产阶级关心的生活方式、环境保护以及维护和平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一批学者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分层体系的变化趋势,提出了与早期的自由派后工业主义者完全相反的解释。格仑斯基(Grusky)把他们称为悲观的后工业主义者,因为他们预言,后工业社会将会“复兴无产化的底层阶级”,并在底层阶级中形成对社会具有威胁性的群体。[6]

后工业主义者的“阶级消亡”观点立即遭到另一批社会学家的反驳,这些社会学家坚持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阶级。在这场关于后工业社会是否还存在着阶级的争论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总体来说,认为阶级仍然是当代社会分层的核心概念的主张占了上风,采用阶级概念来分析当代社会分层体系的取向在分层研究领域仍是主流。

2.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对于传统阶级分析模式的另一个冲击来自后现代主义分层理论。后现代主义者基于文化主义的立场来讨论当代的社会分层问题,这与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取向完全不同。长期以来,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结构主义取向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工业化理论、后工业化理论等都带有明显的经济结构决定论的倾向。新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虽然考虑了社会行动对结构的建构作用,但仍然强调阶级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后现代主义者采取了不同的取向,他们对阶级结构不感兴趣,他们所关注的是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对社会分层的独立影响力,以及主体的自我选择对社会分层的建构作用。

后现代主义者很怀疑阶级的分类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他们更强调后现代消费的碎裂化的、挥发性的和反省性的特征。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消费行为是个性化的或个体化的,受到个人的多元身份的影响。阶级或身份的归属并不能机械地决定人们的消费实践,消费实践是通过个人偏好不断地创新、再生和特别化的形式而主观建构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当代社会的消费实践正在脱离阶级区分的影响,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人们的态度和生活方式。[7]

后现代主义者中另一个更为激进的派别也对传统分层理论提出挑战。这些学者的关注点不是描述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态度差异,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这些理论家一方面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思维方式——把集体行动与社会变迁相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传统阶级理论家的观点——把阶级冲突看做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在当代社会,新的社会运动正在兴起,它们对于人们的集体行动更具有号召力,因为这些运动所关注的是生活方式、价值认同和社会规范方面的问题。这类新社会运动可以作为“形构未来现代社会”的一种力量。关于这场理论之争,有一部分研究者(再生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的支持者)得出的结论是,在当代社会,阶级效应仍然突出而且普遍存在。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大众文化的出现是解构阶级的重要力量,但它是否足以使阶级概念失去以往的效力,争论仍在继续。

3.新迪尔凯姆主义

后工业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不仅导致了阶级分析研究走向衰落,而且也使整个分层研究在社会学界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格仑斯基和杰斯珀·索内森(Grusky and Sorenson)提出的新迪尔凯姆主义无疑给当代分层理论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们期望以此来“挽救阶级分析”。

格仑斯基和索内森从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论著《劳动分工》中吸取思想,发展了他们的新迪尔凯姆主义的分层理论。他们指出,在当代社会,职业的概念及其分类已经被制度化,职业群体转化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政治联合体,这些联合体(比如工会、行会等)在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新迪尔凯姆主义者认为,应该根据职业的分类来划分阶级。新迪尔凯姆主义学者做了一系列的经验研究。基姆·温登和格仑斯基(Weeden and Grusky)采用log-multiplicative model分析20世纪最后25年美国社会是否出现了阶级解构的现象。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阶级结构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大分类阶级层面,而不是微观阶级层面。

新的理论取向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有两种理论潮流在当前的分层研究领域中盛行,一是新结构主义理论,二是文化主义取向。新结构主义理论给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分层机制分析和分层系统变迁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文化主义取向在最近十几年里迅速发展,有关消费实践、生活方式、价值态度、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的研究成为分层研究领域的热点。为了回应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挑战,阶级分析理论家们也开展了大量的宏观比较研究。面对变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理论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即阶级观念模糊、社会分层维度的多元化、职业分层模式得到强调、社会流动原因获得了多重解释、获取性因素受到重视、社会分层学派杂出,分层理论呈现出从冲突走向综合的趋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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