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当代社会思潮

哲学对人类生活的标准与选择的思考，既直接植根于每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又深层地规范每个时代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标准的选择，所以，在讨论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时，最有现实意义的，就是思考当代社会思潮中的标准与选择问题。

当代社会思潮的首要特征，可以称之为“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之中，人们总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问题。传统哲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思想中的现实”，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两极对立的生存方式及其思维方式，即总是试图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绝对对立中去寻求某种绝对的确定性。这就是“没有选择的标准”。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日益深刻地消解掉了这种“绝对确定性”的灵光，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

为了理解这种“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让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当代世界的政治模式形成了“从对抗到对话”的多元化和多极性，“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当代世界的经济模式发生了“从对立到合作”的变革，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当代世界的文化模式发生了“从对峙到融合”的变革，“欧洲中心主义”已被多元文化模式的共存、交流与融合所取代；当今人类的思维模式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深刻变革，把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已逐步成为当代人类的共识。这又是“弱化了标准的选择”。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使人类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僵死凝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它标志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然而，由于“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也“消解”掉了传统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绝对确定的种种思想的根据、价值的尺度和行为的标准，因此，面对这种“两极对立模式消解”的社会思潮，需要当代哲学重新寻求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尺度和标准。

当代社会思潮的另一个特征可以称之为“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神圣形象”，“英雄”则是“神圣形象”的世俗化存在。历代的帝王将相、圣人先哲都涂抹着“神圣形象”的灵光，以超世或救世的“英雄”的方式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并被描绘成创造历史的主人。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实质上是一种“人格化的标准”或“标准的人格化”，就是以“英雄”作为榜样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不仅消解了“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而且也消解了“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普通的个人，又都可以是显示个人能力的“英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已不再是超然于历史之上的救世主式的“英雄”，而是承担重要责任的“公务员”；现代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已不再是凭借个人才智而给予人类以划时代发现或发明的“英雄”，而只能是依据某种科学范式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集团中的“优秀分子”；现代文学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日新月异，以及接受主体的“解读”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使得当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已不再是“鹤立鸡群”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巨匠，而是不断地超越自我的“探索者”；同样，现代思想的日新月异和丰富多彩，也使得当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再是某种不可质疑的思想伟人，而只能是不断地向人们展现新的可能世界的“思想者”；随着现代人的“公民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公德”的普及，各种各样的行为楷模也失去了往昔的难以企及的神圣性，而愈来愈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优秀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的现代含义表明，生活意义的标准已经不再是某种“神圣形象”，因此人们才能真正地选择生活的意义了。

“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英雄与奴隶、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把人们从“英雄创造历史”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追求实现自我和在社会中作“优秀分子”的社会成员，使得“公民意识”成为每个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意识，它标志着人从“传统人”变成了“现代人”。然而，这种市场经济所形成的“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因此，只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体会一下当代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我们就会重新思考“标准”与“选择”的关系问题。

当代社会思潮的又一个特征可以称之为“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在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中，“文化”是在教育不发达的状态下，将“文化”分为“化”者（教人者）与“被化”者（被教者）对立的两极，从而把“文化”视为向“被化”者灌输至高无上、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真理”。这种“真理”直接地构成人们生活的“标准”。然而，以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的“三位一体”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状况。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程度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等众多因素，使“文化”变成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在“文化”的意义上弱化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然而，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同样体现的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以文化商品化为基础的泛审美形象的全面增殖。广告形象、时装模特、明星效应、通俗作品日益成为文化的主体。这种商品化的文化又以工业化的方式而得以最广泛的生产与推售，并通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媒体得以极为迅速和广泛的传播。“接受主体”已经变成这种商业化的文化的“被动客体”。市场经济文化已经成为“平面化”的大众化、“媚俗”的商业化、“控制”的工业化和“渲泄”的世俗化的统一。现代人的“选择”又陷入现代社会所构成的模式化的“标准”的困惑之中。

在当代社会思潮中，“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和不容回避的显著特征。现代西方哲学的“消解哲学”，就是这一特征的集中表达。在以“哲学文化”取代“神学文化”的近代“后神学文化”中，哲学和科学取代了神学，从而使“理性”成为人类普遍的自觉意识。这种“理性”的观念发展到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则成为一种取代“上帝”的“绝对精神”。对此，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当这个黑格尔发现，他借理性不能得到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时，他是多么为理性而感到自豪，以致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这样，作为“非神圣形象”的“理性”就变成了“神圣形象”的“上帝”，人挣脱了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却又陷入了“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以“理性”为标志的哲学，首当其冲的是黑格尔哲学，遭到了现代哲学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以“现实的理性”（实践）对黑格尔的“抽象的理性”的批判，科学主义的以“谦虚的理性”（科学）对黑格尔的“狂妄的理性”的批判，以及人本主义的以“丰富的人性”（文化）对黑格尔的“冷酷的理性”的批判。被近代哲学奉为圭皋的“理性”的权威，在现代社会及其哲学中被不断地“弱化”了。

“理性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弱化”，首先是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的觉醒。当黑格尔把“理性”视为人的全部丰富性（感觉、情感、意志、想象、目的等等）的深层统一性时，他便以一种泛逻辑主义的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了。当他进而把人的“崇高”归结为“个体理性”对“普遍理性”的认同时，他就把“崇高”异化成了非人的、超历史的存在。对近代“理性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的批判，表现了现代人类及其哲学对于“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批判。然而，这种以“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和“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为前提的“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却使当代人类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之中。这就是“现代人的困惑”。

“现代人的困惑”，是寻求人类“精神家园”的困惑。市场经济把它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全部社会生活当中，并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由此便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无休止的攫取造成的“全球问题”），人与社会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扭曲），人与他人的异化（金钱关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人与自我的异化（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而造成的自我的失落）。现代人的这种“物化”或“异化”，使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精神家园”的失落。世界的符号化和自然的隐退所形成的“无根”的意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成为当代哲学最为关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以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当代社会思潮，表明当代人类的生活世界处于深刻的“意义危机”之中。当代哲学作为当代“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它需要对这种时代性的“意义危机”作出全面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应当说，20世纪哲学，正是在这种理论自觉中演进的；新世纪的哲学，则是以这种深刻的理论自觉开始的。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在哲学的层面上，我们应当凸显“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在哲学理论中的重要意义，并用这种范畴去重新理解人的生活、历史和发展，为人的理想、信仰和追求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