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二意”考辨

余作胜

提　要：《律历意》《乐意》是蔡邕“十意”中的两种，曾被收入《东观汉记》，同时也有“十意”单行本流传，大约在宋元时期散亡。不过，《律历意》比较幸运，因以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的名义附载于范晔《后汉书》而得以较为完整地流传至今；其“律”部资料源于京房《律术》，记载的主要内容是京房六十律和候气之法。《乐意》则完全散亡，现在能见的只有“汉乐四品”等少数几条佚文。蔡邕《叙乐》与《乐意》不是同书异名，二者也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是各自独立的两种音乐著述。于文华《十意辑存》中的“二意”辑本，规模虽大，但严重背离辑佚学术规范，既歪曲了文献原貌，又掺杂了诸多误辑之文，须审慎待之，不可轻信。

蔡邕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人、学者，同时又是成就卓越的音乐家。蔡邕的音乐著述颇多，《律历意》《乐意》（以下简称“二意”）即是其中两种。由于散佚时代很早，致使“二意”面貌比较朦胧，人们对“二意”的认识也较模糊。清人于文华对此“二意”有所辑佚，但由于不守辑佚规范，导致辑本存在严重的问题，产生了不少误辑和附会之文，歪曲了“二意”的本来面目，难免对今天的研究产生误导。本文钩沉索隐，对“二意”的文献问题予以考证辨析，以求最大限度地廓清“二意”状貌，方便读者认识、研究和利用这两种乐书。置论不当之处，祈请方家同好指正。

《律历意》《乐意》系蔡邕为《后汉记》所撰“十意”中之二意。蔡邕“十意”不见公私书目著录，最早为《后汉书》卷六○下本传所记载：

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1]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2]

“十意”之“意”，实即史书之“志”。唐刘知幾《史通》卷三《书志》说得很清楚：“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3]蔡邕为何改“志”为“意”？清惠栋《后汉书补注》对此有所解释，该书卷十四释“十意”云：“‘意’犹‘志’也，避桓帝讳，故作‘意’。赵戒本字志伯，后避讳改字意伯，见《孔庙置守庙百石碑》。”卷一五释“戒字志伯”云：“蔡邕作《汉记》十意，‘意’即‘志’也，亦因避讳所改。”^[4]关于“十意”的撰作目的和缘由，蔡邕的《戍边上章》有明确交待：

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其难者皆以付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5]

至于“十意”的具体篇目，蔡邕此处没有列举，《后汉书》本传李贤注提到“六意”，即“《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6]。此外尚有“四意”，其目未详，诸家之说甚多，因无关本文主旨，此不详述。据《戍边上章》所载，蔡邕撰写“十意”，在任职东观之前即已着手，其资料基础是乃师胡广所传之“旧事”。进入东观后，正式获准撰写“十意”，但不久便因罪流徙朔方，“十意”全部撰成当在蔡邕戍边期间。

一、《律历意》考

《律历意》是“十意”中撰写最早的一种。蔡邕《戍边上章》云：

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道至深微，不可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7]

司马彪《续汉志》“论”曰：

光和元年中，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邕能著文，清浊钟律；洪能为算，述叙三光。今考论其业，义指博通，术数略举，是以集录为上下篇，放续《前志》，以备一家。^[8]

以上两则材料告诉我们，《律历意》编撰于光和元年（178），其编撰者为蔡邕与刘洪，而非蔡邕一人。虽然是二人合作完成，但任务分工非常明确，即蔡邕撰律而刘洪造历。

《律历意》最初的篇卷情况，今已难详知。据上引《续汉志》之文，司马彪曾将《律历意》分为上下两篇，以成其《续汉志》。司马彪“集录为上下篇”有仿效《汉书》的目的，《汉书·律历志》即作一卷，分为上下两篇。然司马彪所“集录”的“上下篇”是否意味着《律历意》原本即分上下两篇呢？虽难下断言，或亦相差不远。因为《律历意》由“律”和“历”两部分构成，且此两部分不出一人之手，而由蔡邕、刘洪分别撰成，故《律历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载律，下篇言历，当是符合情理的。及至刘昭注补范晔《后汉书》之时，“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9]。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分为三十卷，具体到《律历志》，就是将原本的上下两篇分为上中下三卷。因此，附于今本《后汉书》的《续汉志》分卷更非《律历意》之旧。

《律历意》在后世有两个别称。一是《律历志》，前文所引司马彪《续汉志》云“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即是此例，《文选》李善注所引亦径称“蔡邕《律历志》”（见下文）。二是《律历记》，如袁山松《后汉书》云刘洪“检东观著作《律历记》”、“与蔡邕共述《律历记》”即是此例。^[10]又如：

晋灼曰：“蔡邕《律历记》‘候钟律，权土炭，冬至阳气应，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先后，五日之中。’”（《史记》卷二七《天官书》裴骃《集解》引；《汉书》卷二六《天文志》颜师古注引）^[11]

晋灼曰：蔡邕《律历记》“凡阳生阴曰下，阴生阳曰上”也。（《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上》颜师古注引）^[12]

晋灼所引蔡邕《律历记》两条文字，与《续汉志》所载大致相同，略有删节，故此处《律历记》当系《律历意》，而非蔡邕在《律历意》之外还撰有他种律历书。晋灼、袁山松为两晋时期人，他们同称《律历记》而非《律历意》或《律历志》，说明《律历意》在当时确曾题名《律历记》，而非征引者的临时改称。《律历记》之名首见于晋人称引，此后在宋元明清典籍《群书考索》《玉海》《郝氏后汉书》《喻林》《天中记》《后汉书补逸》等书中一直被沿用。

《律历意》在后世形成了多种不同版本。《律历意》作为“十意”之一，曾被编入《东观汉记》。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志，取《律历意》而更其名为《律历志》；梁刘昭注范晔《后汉书》，病其无志，遂取司马彪八志注而补之。故今本《后汉书·律历志》所载实即蔡邕、刘洪之《律历意》。^[13]就此而言，《律历意》在流传中，至少形成了《东观汉记》本、司马彪《续汉书》本、范晔《后汉书》本三种版本。

此外，还当有单行本流传，理由是：（一）古人引述《律历意》，常与“蔡邕”连称，作“蔡邕《律历志》”或“蔡邕《律历记》”。《律历意》若以《东观汉记》《续汉书》《后汉书》内置篇卷的名义被引述，是无须特别标出“蔡邕”二字的，但若作为单行本被引述，则有此必要。（二）典籍所引，尚有不为《续汉志》所取的《律历意》佚文。《文选》卷五六陆倕《新刻漏铭并序》李善注：“蔡邕《律历志》曰：凡历所革，以变律吕，相生至六十也。”^[14]这条佚文既不见于《续汉志》，又被直接引作“蔡邕《律历志》”，应当是出自《律历意》的单行本。综上可知，《律历意》虽被编入后汉史书，但在唐时仍有单本流传。下文所述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律历意》之文而单言“蔡邕云”，亦可为此左证。

《东观汉记》《续汉书》早已亡佚，《律历意》主要内容赖司马彪《续汉志》和范晔《后汉书》而得以留存。从《续汉志》所载可以知道，《律历意》之“律”部内容主要为京房《律术》的六十律及候气之法。对于这一资料来源，《律历意》说得很清楚：

房言律详于（刘）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故总其本要，以续《前志》。^[15]

京房《律术》原本早已不存，因此蔡邕《律历意》就成了保存京房六十律及候气法理论的功臣，使得中国古代律学史上如此重要的理论不致遗失。

《续汉志》又是保存《律历意》内容的功臣。但《续汉志》所载亦非《律历意》足本，其中有所删削，上述《文选》李善注所引《律历意》佚文不见于《续汉志》即可为证。因此，清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律历意》遗文予以辑录，今见辑本有收入《四库全书》的《东观汉记》^[16]本（以下简称“四库本”）、清严可均《全后汉文》^[17]本（以下简称“严本”）、清于文华《十意辑存》^[18]本（以下简称“于本”）、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19]本（以下简称“吴本”）。四个辑本中，四库本、吴本仅录《文选》李善注所引佚文一条，严本辑得佚文两条，于本则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辑本。

于本规模虽大，但问题很多，其要者约有如下数端：

其一，舍刘洪所撰之“历”不录，代以源自他书的蔡邕论历文字。前文已述，《律历意》为蔡邕、刘洪二人合撰，任务分工也很明确，司马彪、刘昭及蔡邕本人对此均有具体交代，于文华《十意序》及《叙录》也采用了这些采料。但于氏明知《律历意》为蔡、刘二人所撰，却在重建《律历意》文本时不录刘洪之“历”，这种做法有些令人费解。因为这不单改变了《律历意》的著作权属，也失去了蔡邕、刘洪所撰《律历意》之旧貌，距离辑佚宗旨甚远。

其二，分卷欠妥。于本取法刘昭，分《律历意》为上中下三卷。关于分卷依据和各卷资料来源，于文华有所说明：

据（司马）彪说，则邕、洪之书各集上下一卷，兹故舍洪说而录上篇，以复其旧而还其真，仍题上中下三卷。上卷则全录今之《续志》，中卷则刺取邕议，其散引他书与文出蔡邕，可节以备考，录之以为卷下云。^[20]

这样的分卷并不妥当：正如前文所论，司马彪将《律历意》集录为上下篇，虽不一定即是《律历意》原貌，但较刘昭分为三卷更接近原貌。刘昭为“合范史”而改变了《律历意》的卷数，他的变更服务于特定目的，对此我们不能苛责。但于本旨在重建《律历意》，就应当尽可能恢复《律历意》原貌，包括其篇卷。然而于本没有取法司马彪，而是片面沿袭刘昭的三卷分法，严重偏离了《律历意》篇卷原貌。

其三，误辑之文多见。（1）卷上“《前书》十志下尽王莽”至“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一段，系《续汉志下》刘昭注所引蔡邕《戍边上章》文字。^[21]（2）卷下“《前汉志》但载十二律，不及六十律尺寸相生”两句，系《宋书·律历志上》所引蔡邕《戍边上章》文字。^[22]（3）卷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至“小寒、大寒居之，齐之分野”一段，系《续汉志下》刘昭注所引蔡邕《月令章句》文字。^[23]以上数段文字，或出《戍边上章》，或出《月令章句》，虽是蔡邕手笔，也与律历相关，但终究不是《律历意》之文。于氏录入《律历意》，实属误辑。

其四，有些佚文编排不当。卷下“《前汉志》但载十二律”和“凡律所革”两条，均是论律文字，与该卷论历内容不协，应入于专门论律之卷上为宜。

综上可知，于本是一个不符合辑佚学术规范的本子，质量很差，几乎无法取用。

辑本之外，《史记》司马贞《索隐》也引有《律历意》之文，中华书局点校本对其中一条文字的下限的判断似有不当，有必要予以辨析。《史记》卷二五《律书》司马贞《索隐》云：

蔡邕曰：“阳生阴为下生，阴生阳为上生。子午已东为上生，已西为下生。”又《律历志》云：“阴阳相生自黄钟始，黄钟至太蔟，左旋八八为五。”从子至未得八，下生林钟是也。又自未至寅亦得八，上生太蔟。然上下相生，皆以此为率也。^[24]

点校本《史记》将“蔡邕曰”以下四句均断为蔡邕之语。按《索隐》仅标以“蔡邕曰”，未明出自蔡邕何书。核诸文献，首二句“阳生阴为下生，阴生阳为上生”见于《续汉志上》^[25]，当系《律历意》文。此下“子午已东为上生，已西为下生”二句，则不见于《续汉志》，是否亦为《律历意》文，值得商榷。

单从司马贞《索隐》文本环境看，“子午已东为上生，已西为下生”二句的出处有两种可能：其一，系司马贞引蔡邕《律历意》文。之所以不见于《续汉志》，或是《续汉志》因疏忽而漏录，或是《续汉志》有意删而不录。其二，是《索隐》自身文字，旨在对前引《律历意》二句作补充性解释。我们认为，此二句是《索隐》之文，而非出自《律历意》。

检诸文献可知，“子午已东为上生，子午已西为下生”两句，在司马贞《索隐》之前，已见于《周礼·大司乐》贾公彦疏：

据《律历志》而言，子午已东为上生，子午已西为下生。上生为阳，阳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为阴，阴主减，故三分去一。案《律历志》，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大簇为人统，律长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尽于中吕。阴阳生于黄钟，始于左旋。八八为位者，假令黄钟生林钟，是历八辰，自此已下皆然，是八八为位，盖象八风也。^[26]

相同的说法亦见于《周礼·大师》贾公彦疏：

云“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者，子午已东为上生，子午已西为下生。东为阳，阳主其益，西为阴，阴主其减，故上生益，下生减。以三为法者，以其生，故取法于天之生数三也。^[27]

贾疏两处提及的《律历志》，均指《汉书·律历志》，而非蔡邕《律历志（意）》，因为“三统”之说的文字见诸《汉书·律历志》所载。“子午已东为上生，子午已西为下生”两句系贾公彦据《汉书·律历志》总结而来。^[28]贾公彦的总结不为无据，因为《汉书·律历志》明确将十二律与十二辰方位对应，并一一说明十二律的上下相生关系。然而《续汉志》（《律历意》）则完全没有提及十二律与十二辰方位的对应关系，因此从内容上看，“子午已东为上生，已西为下生”当非《律历意》之文。

司马贞著《史记索隐》在孔颖达注《礼记》、贾公彦注《周礼》之后，或是吸收了孔、贾二公的成果。司马贞《索隐》吸收他人成果对所引之文作进一步申述，其实并非仅有此例。如上文所列《索隐》引用《律历志》“阴阳相生自黄钟始，黄钟至太蔟，左旋八八为五”数句，系出《汉书·律历志》^[29]，其下有注：

孟康曰：“从子数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钟。数未至寅得八，上生太蔟。律上下相生，皆以此为率。伍，耦也，八八为耦。”^[30]

对比孟康注文，可知司马贞《索隐》“从子至未得八”以下六句系从《汉书》孟康注抄录而来，文字略有改动。司马贞抄录孟康注文是为《汉书·律历志》作注，准此文例，则司马贞抄录贾公彦“子午已东为上生，子午已西为下生”两句为《律历意》“阳生阴为下生，阴生阳为上生”两句作注，亦在情理之中。

二、《乐意》考

《乐意》与《律历意》一样，很早即已亡佚。但《乐意》没有《律历意》那样幸运，未能进入司马彪《续汉志》，加上遗存的佚文和其他资料较少，因此其面貌更加幽隐迷离。

《乐意》在后世多与《礼意》一起被合称为《礼乐志》，但《乐意》是否真曾与《礼意》合为一志，则值得考察。《后汉书》蔡邕本传李贤注云“《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可知“十意”之中，《乐意》与《礼意》二者是分立的。但在实际的文献征引中，《礼意》、《乐意》未见被分开单独引用，而是合称，在《续汉志》刘昭注、《编珠》、《艺文类聚》、《文选》李善注、《后汉书》李贤注、《初学记》、《太平御览》、《乐府诗集》、《路史》、《东汉会要》、《玉海》、《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等书、注中被引作“蔡邕《礼乐志》”。这种称引不一的矛盾即便在《后汉书》李贤注自身也存在：《蔡邕传》注将《礼意》《乐意》分开书写，而《班固传》注引“大予乐，郊祀、陵庙、殿中诸食举乐也”两句时却标作“蔡邕《礼乐志》”^[31]。《后汉书》李贤注成于众手，加之没有充裕的时间详细校订，踳驳漏略在所难免，出现这样的矛盾似可理解。然而，蔡邕《礼乐志》不见任何书目著录，也未见其他文献有相关说明，只在被征引时使用，它与《礼意》《乐意》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礼》《乐》二意并未真正合并，人们引作《礼乐志》只是出于延续传统的习惯，因为蔡邕自言其“十意”是仿续《前汉书》十志而作，而《前汉》十志中，礼、乐合撰，名为《礼乐志》。二是《礼》《乐》二意确实曾合并为《礼乐志》。从梁刘昭以下至于唐宋，人们在文献征引时只使用“《礼乐志》”之名，且在“《礼乐志》”名下征引的既有礼的内容，也有乐的内容，说明《礼》《乐》二意被合并的可能性更大。

《乐意》与《律历意》一样，也有四个辑本，即：四库全书《东观汉记》本（以下简称“四库本”）、清严可均《全后汉文》本（以下简称“严本”）、清于文华《十意辑存》本（以下简称“于本”）、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本（以下简称“吴本”）。

四库本、严本、吴本所辑均只有“汉乐四品”一条：

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中］诸食举之乐。郊乐，《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宗庙乐，《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假”，《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食举乐，《王制》谓“天子食举以乐”，《周官》“王大食，则命奏钟鼓”。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辟雍、飨射，《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社稷，《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者也。《礼记》曰“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孝章皇帝亲著歌诗四章，列在食举，又制云台十二门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云台十二门新诗，下大予乐官习诵，被声，与旧诗并行者，皆当撰录，以成《乐志》。^[32]

这是《乐意》留存文字最多的一条佚文。由于并未明确第四品乐是何乐，因此在乐府诗史上引起了很多讨论^[33]，本文不再赘述。

于本在四个辑本中规模最大，所辑佚文共十条。其中有些条目存在误辑问题，以下依次予以考辨：

（一）

王者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乐但有太蔟，皆不应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乃能感天地，和气宜应。明帝始令灵台六律候，而未设其门。《乐经》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气丰物也。月开斗建之门，而奏歌其律。诚宜施行。（此下于氏案语云：“此即蔡邕《乐意》‘各以其月祀而奏之’之事。《玉海》一百四两引此文，一列入《十二门诗》，一列入《汉月令迎气乐》，今据录。蔡邕原《意》当有此文。”）^[34]

按：这段文字系汉太常乐丞鲍邺建初二年（77）上书言乐之文，最早见于《续汉书·律历志上》刘昭注引《薛莹书》所载，其文较此为详。^[35]这段文字既非蔡邕本人之言，又未见标作《乐意》或《礼乐志》，于氏仅据“各以其月祀而奏之”一句即将其辑入《乐意》，太过主观，不可信从。

（二）

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巫山髙》《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木》《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行》《钓竿》等曲，多序战阵之事，列于鼓吹。（此下于氏案语云：“蔡邕叙乐：‘四曰短箫铙歌’，此二十二曲即其目也。从《玉海》一百四引《晋志》录补。”）^[36]

按：上述所引《乐意》“汉乐四品”确曾述及短箫铙歌，但未见记载曲名。现存文献最早记录铙歌二十二曲者是《晋志·乐志》^[37]，因此于氏将这段文字辑作《乐意》之文，缺乏证据。此外，《玉海》所引与《晋志》原文有出入：其一，《方木》一曲，《晋志》各本及《通典》《文献通考》《记纂渊海》等书所引均作《芳树》，《玉海》当是误引；其二，“多序战阵之事”一句，《晋志》各本及《通典》《文献通考》《记纂渊海》等书所引均位于“列于鼓吹”之下，《玉海》当是窜误。于本从《玉海》转引第二手材料，不核实《晋志》原文，以致沿袭《玉海》之误。

（三）

天子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一曰《鹿鸣》，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侠安》，五曰《归来》，六曰《远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气》，十三曰《海淡淡》。（此下于氏案语云：“蔡邕叙乐：‘二曰天子享宴’，《通典》谓‘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今从《宋志》所列汉太乐食举十三曲录入。蔡邕原《意》当有此文。”）^[38]

按：这段文字见于《宋书》卷一九《乐志一》^[39]，但首句“天子享宴食举乐”作“汉太乐食举”，此系于氏所改，然未予说明。《乐意》确实述及天子享宴之乐，但是否记载了此十三曲之名，没有相关材料能够证明。《宋志》记载了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之名，但未说明其材料来源，是否即据《乐意》？从《宋志》引书体例看，我们难作此判断，因为《宋志》在引“汉乐四品”时曾明确指出为蔡邕所叙，而此处则未言出自蔡邕。因此于氏认为“蔡邕原《意》当有此文”，通过主观臆测将这段文字辑入《乐意》，缺乏文献根据，不足为信。

（四）

章帝永平十八年十二月癸巳，有司奏：“孝明作登歌，正予乐。”（此下于氏注云：“据录同上。”）^[40]

按：于氏所注出处不详，“据录同上”当指此条出处与上条相同，然上条所注《通典》《宋志》均无此记载。检诸文献，此段文字实出《玉海》卷一○六《音乐·乐章》“汉登歌”所引，“章帝”作“《章纪》”。^[41]《玉海》这段文字系从《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节录而来，原文是：

（永平十八年）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圣德淳茂，劬劳日昊，身御浣衣，食无兼珍。……备三雍之教，躬养老之礼。作登歌，正予乐，博贯六艺，不舍昼夜。……臣愚以为更衣在中门之外，处所殊别，宜尊庙曰显宗，其四时禘祫，于光武之堂，间祀悉还更衣，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庙故事。”^[42]

这是一份关于明帝庙号和庙祭问题的奏议，虽提及明帝“作登歌，正予乐”的举措，但主旨不是论乐。这条文字出自《后汉书·章帝纪》而非《乐意》，加上其主旨也并非论乐，故于氏将其辑入《乐意》极为不妥。此外，于本此条佚文还存在抄录或改字错误。《玉海》作“《章纪》”，于本作“章帝”，其间虽仅一字之差，但区别很大。《章纪》是《玉海》所注的引文出处，于本作“章帝”则为帝号，二者性质本不相同。更为重要的是，“章帝”与“永平十八年”相连，则是历史常识上的张冠李戴，因为“永平”并非章帝年号，而是明帝年号。这种错误若是笔误或目误，尚情有可原；若系特意改动，则表明于氏甚欠斟酌。联系上条于氏改“汉太乐食举”作“天子享宴食举乐”之例来看，此处系于氏改动的可能性比笔误或目误的可能性为大。

（五）

《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此下有于氏案语：“蔡邕自叙有云：‘与旧诗并行者，皆当撰录，以成《乐志》。’今从《玉海》一百六引《汉志》据录。”）^[43]

按：《玉海》卷一○六《音乐·乐章》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在“汉鼓吹铙歌”条下收录“《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于氏据《玉海》而非《汉志》辑录这条佚文，在据书时代属性上是舍近求远。揆其初衷，当是因《玉海》将此“十四篇”定性为“汉鼓吹铙歌”，而《乐意》所叙“汉四品乐”恰恰提及“黄门鼓吹”与“短箫铙歌”，因为这个联系，遂将此“十四篇”辑作《乐意》之文。然而，这个理由并不成立：首先，此“十四篇”为《汉志》所录，而《汉志》本于《七略》，从文献来源上看，此“十四篇”无论如何均不出自《乐意》。其次，蔡邕撰作包括《乐意》在内的“十意”，是有感于“《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可以看出，蔡邕撰“十意”的目的是续《前志》，记录光武帝以来的后汉制度和史事，而此“十四篇”皆为前汉之作，从记事时限上看，也不当在《乐意》的范围之内。因此，这条也属误辑。

通过以上考辨，我们可以看到，于本规模虽大，但不符辑佚学标准，致使所辑佚文真伪混杂，误辑现象严重。此外，该辑本还存在重复辑佚、佚文编排随意及文字抄录错误等问题。因此，对这个辑本的文字要慎重对待，切不可轻信盲从。

三、《叙乐》与《乐意》关系辨析

蔡邕所撰的音乐著述中，还有一种名为《叙乐》。《叙乐》未见公私书目著录，其名最早出自《后汉书》卷六○蔡邕本传：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44]

今存明确引作蔡邕《叙乐》的佚文惟《北堂书钞》卷九六《谶》所载一条：

世祖追修前业，采谶纬之文，曰太予乐府，曰黄门鼔吹。^[45]

此条佚文“曰大予乐府”、“曰黄门鼔吹”两句亦见于蔡邕《乐意》。^[46]

由于《叙乐》早已淹没不存，除《北堂书钞》所引一条佚文之外，没有其他资料，因此人们对其认识比较模糊。加上《北堂书钞》所引佚文中的两句与《乐意》佚文相同，导致自清代以来，学界有人认为《叙乐》与《乐意》同为一书，也有人认为《叙乐》是《乐意》的序言。对于这两种观点，本文都不赞成，以下予以辨析澄清。

第一种观点首出严可均。严氏所辑《全后汉文》卷七一《蔡邕三》设《叙乐》一目，抄录上述《北堂书钞》所引佚文一条，其下案语云：

此即《戍边上章》之《乐意》，唯多首二语耳。本傅称邕所著百四篇有《叙乐》一篇，即此篇也。^[47]

严氏因《叙乐》中“曰大予乐府”、“曰黄门鼔吹”两句与《乐意》相同，遂认为《叙乐》与《乐意》同为一书。此说为清人于文华^[48]、姚振宗^[49]，今人钱志熙^[50]等继承。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们认为值得商榷。

严氏断定《叙乐》即《乐意》的主要根据不外三个方面：一是二书作者相同，均为蔡邕所著；二是二书性质相同，均为乐书；三是二书的文字也有部分相同。在古典文献史上，同一人所撰不同之书存在相同文字，实为正常现象，如汉刘向的《说苑》与《新序》、宋王应麟的《玉海》与《困学纪闻》等均有内容雷同者。这样的例子很多，不烦赘举。同一作者的题名不同之书，其佚文内容若有雷同，表明二者可能是同一书，但不能证明二者必定是同一书。因此，严氏认为《叙乐》即《乐意》，其根据并不充分。

更为重要的是，若将《叙乐》看作《乐意》，则上文所引《后汉书》蔡邕本传关于蔡氏著述的一段文字即有多处矛盾无法解决：其一，在这段文字中，对《叙乐》与《乐意》（按：文中总提“十意”，即内含《乐意》）同时提及。假如《叙乐》即《乐意》，有何必要重复提及？即便确有必要，何不直言《乐意》，而非更名《叙乐》不可呢？其二，《乐意》是“十意”之一篇，属史书叙述文字；而与《独断》、《劝学》、《女训》、章表等同列的《叙乐》当是单独的论议文字；《叙乐》与《乐意》的文献属性及文体特点有异，二者无法等同。其三，《后汉书》说蔡邕所撰“十意”等史籍是“多不存”，而《叙乐》等百四篇则是“传于世”，因此《后汉书》所载蔡邕两类著作的存佚状况并不相同。《乐意》与《叙乐》分属两类著作，设若《叙乐》即《乐意》，岂不前后矛盾，存佚两可？

严氏虽然提到了《后汉书》本传关于《叙乐》的记载，但他可能并未与上文记载“十意”的文字连起来对读，因此其判断难免臆测之嫌。其实，严氏虽提出此说，但在辑佚实践中并未贯彻这种观点：严氏在《全后汉文》卷七○《蔡邕二》设《乐意》一目，却又于同书卷七一《蔡邕三》设《叙乐》一目。既然认为《叙乐》与《乐意》同为一书，就应当只设一目，将出自两种书名之下的佚文合辑，又何必分设二目，徒费笔墨？这显然是视《乐意》与《叙乐》二物。

关于《叙乐》与《乐意》关系的第二种观点，出自清人曾朴。曾氏《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二“蔡邕《琴操》”条云：

案或以蔡邕本传有《叙乐》而无《琴操》，疑《琴操》即在《叙乐》中，犹《琴道》为《新论》之一篇耳。（原注：马瑞辰说如此）然今考《书钞》九十六引蔡邕《叙乐》曰“世祖追修前业，采谶纬之文，太乐曰大予乐府，曰黄门鼔吹”，其文与《续汉·礼仪志》所引蔡邕《礼乐意》（原注：原作“志”，今据《续律历志》所引《戍边上章》作“意”改）同，则所谓《叙乐》者，乃十意中《礼乐意》之序文，非别有成书也，其不能容二卷之《琴操》可知矣。^[51]

此处所引马瑞辰的观点，出自马瑞辰《琴操校本序》。马瑞辰认为《叙乐》包含《琴操》，诚然是无根据的猜测^[52]，但曾朴用以反驳的理由——《叙乐》为《礼乐意》之序文，从而不能容纳《琴操》二卷——同样难以令人赞同。曾朴因《北堂书钞》所引《叙乐》之文与《礼乐意》相同，即以《叙乐》为《礼乐意》之序文，这与上文所析严可均认为《叙乐》即《乐意》的推导逻辑相同，无须再辨。曾朴之所以没有像严可均那样将《叙乐》与《乐意》等同，乃是因为他将《叙乐》之“叙”作为文体看待，如《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四即云《蔡（邕）集》佚目“赋有《零雨赋》……叙有《叙乐》（原注：《书钞》九十六）”^[53]。然而仅从字面上作解释，难以据信。我们可以设想，蔡邕所著之书甚多，当不止《礼乐意》有序，仅就“十意”中今存的《律历意》而言，即有序文。为何《后汉书》蔡邕本传舍他书之序，而仅录《礼乐意》之序——《叙乐》呢？这很难说得通。若承认曾朴的说法正确，何由《北堂书钞》引用时只用《叙乐》之名而不用《礼乐意》的名义呢？为何《北堂书钞》所引文字，又比今存《礼乐意》文字多出“世祖追修前业，采谶纬之文”两句呢？可见曾朴只看到了《叙乐》与《礼乐意》佚文相同的部分，而未注意到有异的部分。

据上分析，我们认为，《叙乐》与《乐意》并非同一篇文字，《叙乐》也非《乐意》的序言，二者应是蔡邕所撰的各自独立的两种音乐著述。

结　论

《律历意》和《乐意》是蔡邕“十意”中有关音乐的两种著述，其性质是史书的律志和乐志。它们曾被收入东汉刘珍等人编撰的《东观汉记》中，同时也随“十意”单行本流传。“十意”单行本大概宋代以后即已失传，《东观汉记》则在元代散失，自此以后，蔡邕“二意”就淹没难闻。

不过《律历意》比较幸运，它除了被收入《东观汉记》和“十意”单行本外，还被司马彪较为完整地收入《续汉志》，嗣后《续汉志》又被刘昭成建制地附载到范晔《后汉书》，由此至少形成了《东观汉记》本、司马彪《续汉书》本、范晔《后汉书》本以及“十意”单行本等四种版本。尽管《东观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及“十意”单行本尽皆亡佚，但由于范晔《后汉书》尚流传于世，因此《律历意》名亡而实存，其基本内容得以保留至今。

《律历意》由蔡邕和刘洪合作编撰，成书于光和元年（178）。在后世流传中，《律历意》常被称作《律历志》和《律历记》。该意原始篇卷当是两篇，而非现在见于《后汉书》的上中下三卷。其中“律”部的资料来源于西汉京房的《律术》，记载的主要内容是京房六十律和候气法。由于京房《律术》早已散佚，《律历意》遂成了保存京房六十律理论的功臣。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条史源学线索：京房《律术》→蔡邕《律历意》→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范晔《后汉书·律历志》。

《乐意》则不如《律历意》幸运，未能进入司马彪《续汉志》，“十意”单行本散佚后，《乐意》也彻底散亡，我们现在能见的只有“汉乐四品”等少数几条佚文。清代以来学者认为蔡邕所撰《叙乐》就是《乐意》或《乐意》序言的说法，都不合理；我们认为《叙乐》与《乐意》是蔡邕所撰的各自独立的两种音乐著述，二者不是同一事物，也不存在隶属关系。

《律历意》与《乐意》自清代以来，都形成了四个辑本，即：四库全书《东观汉记》本、严可均《全后汉文》本、于文华《十意辑存》本、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本。四个辑本中，以于文华辑本规模最大。但该本不是依据严格的辑佚学术规范产生的辑本，既歪曲了文献原貌，又杂糅诸多误辑之文，不利于我们对《律历意》与《乐意》的认识、研究和利用，没有多少文献价值，须审慎待之。

基金项目：四川省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团队（川社联函［2015］17号）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余作胜，文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注释】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003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2007页。

[3]［清］浦起龙撰，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4]［清］惠栋《后汉书补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嘉庆九年冯集梧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0册，第586页下、第591页上。

[5]见《续汉书·律历志下》刘昭注所引，［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3083页。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2004页。

[7]见《续汉书·律历志下》刘昭注所引，［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3083页。

[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3082页。

[9]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第2页，见《后汉书》附录。

[10]见《续汉书·律历志中》刘昭注引《袁山松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3043页。

[1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342页；［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300页。按：“律历记”，中华书局本《汉书》作“历律记”，当是排印之误。

[12]［汉］班固《汉书》，第966页。

[13]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缀言》胪列六大证据对此问题进行详考，可参。见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第21—24页。

[14]［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中华书局，1977年，第777页上。

[1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3001页。

[16]［汉］刘珍等撰，［清］姚之骃辑《东观汉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70册。

[17]［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影印清光绪年间王毓藻刻本，中华书局，1958年。

[18]［清］于文华辑《十意辑存》，《二十四史订补》影印《东阳于氏丛书》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册。

[19]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2版。

[20]［清］于文华辑《十意辑存》，《二十四史订补》影印《东阳于氏丛书》本，第4册，第794页下。

[2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3083页。

[22]［南朝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12页。原文为：“蔡邕从朔方上书，云《前汉志》但载十二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司马彪皆已经志之。”今按：于氏在引用时因遗漏“六十”下之“六”字，导致了断句错误和文意改变。

[2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3080—3081页。

[24]［汉］司马迁《史记》，第1251页。

[2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3001页。按：两“为”字，《续汉志》均作“曰”。

[2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788页中。

[27]［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796页上。

[28]按：在贾公彦之前，《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孔颖达疏亦有类似说法：“云五下六上者，谓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皆被子午已东之管，三分减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谓大吕、大蔟、夹钟、姑洗、中吕、蕤宾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54页中）据《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载，贾公彦曾奉诏参与孔颖达主持的《礼记正义》七十卷的撰写，当时其身份为国子助教。（《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433页）又据《旧唐书》卷一八九上《贾公彦传》，贾公彦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官至太学博士，撰《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590页）贾氏撰《周礼义疏》当在参撰《礼记正义》之后，其《周礼义疏》中“子午已东为上生，子午已西为下生”两句或是参考了《礼记正义》的成果，或者《礼记正义》中的那些论述本来就是由贾公彦撰写而成。又据《新唐志一》，贾公彦尚独撰《礼记正义》八十卷，则其作此论述更不足为奇。

[29]［汉］班固《汉书》，第965页。按：今本《汉书·律历志》无中间“黄钟至太蔟”五字。

[30]同上，第966页。

[3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1376页。

[3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五，第3131—3132页。

[33]可参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25—232页；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167页；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92—96页；钱志熙《论蔡邕叙“汉乐四品”之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第50页。

[34]［清］于文华辑《十意辑存》，《二十四史订补》影印《东阳于氏丛书》本，第4册，第797页下。

[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5015页。

[36]［清］于文华辑《十意辑存》，《二十四史订补》影印《东阳于氏丛书》本，第4册，第797页下。

[37]［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01页。

[38]［清］于文华辑《十意辑存》，《二十四史订补》影印《东阳于氏丛书》本，第4册，第797页下—798页上。

[39]［南朝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538—539页。

[40]［清］于文华辑《十意辑存》，《二十四史订补》影印《东阳于氏丛书》本，第4册，第798页上。

[41]［宋］王应麟《玉海》，影印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广陵书社，2007年，第1940页上。

[4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130—131页。

[43]［清］于文华辑《十意辑存》，《二十四史订补》影印《东阳于氏丛书》本，第4册，第798页上。

[4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2007页。

[45]［唐］虞世南编撰，［清］孔广陶校注《北堂书钞》，中国书店，1989年，第368页上。

[46]按：“大予乐府”，《乐意》作“大予乐”，是，“府”字当是《北堂书钞》引《叙乐》时所衍。

[47]［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影印清光绪年间王毓藻刻本，中华书局，1958年，第876页上。

[48]［清］于文华辑《十意辑存》，《二十四史订补》影印《东阳于氏丛书》本，第4册，第797页上。按：于文华于“汉乐四品”文字之下，辑《北堂书钞》所引《叙乐》文字，作为《乐意》异文。

[49]按：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卷二“蔡邕《乐志》”条照录严可均之案语，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2363页下。

[50]见钱志熙《汉魏乐府艺术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222—223页。

[51]［清］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第2481页中下。

[52]马瑞辰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其起因是蔡邕《琴操》不见著录，也不见《后汉书》本传有载，故疑其包含在《叙乐》中。然古人之著作不见于目录著录和本传记载者所在多有，不得以此而否认《琴操》独立成书。再者，古人引书，或称书名，或举篇名，或书名、篇名连用，而今存的蔡邕《琴操》佚文，广泛分布于唐宋以后的众多典籍之中，却无一例引作《叙乐》或《叙乐·琴操》。古人称引《琴操》方式的如此一致，也说明《琴操》不可能是《叙乐》的一部分，否则就与古人的引书习惯完全不符了。

[53]［清］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第2547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