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阁属性辨析

崇文阁“学校论”观点的提出，起因于1970年该阁创建碑铭的发现。在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对新加坡华文碑铭“抢救式”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该观点的主要提出者、已故著名侨史专家陈育崧及其助手李业霖发现了重要的《兴建崇文阁碑记》。该碑内载有一段有关崇文阁来历的文字：

（崇文阁）于道光己酉年兴建，至咸丰壬子年落成，其巍然在上者所以崇祀梓潼帝君也，其翼然在下者所以为师生讲受也，侧为小亭以备焚化字纸，每岁仲春，济济多士，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祭毕并送文灰而赴于江，因颜之曰崇文阁。

……期阁也，背冈峦而面江渚，左连凤寺右接龙门，山川既已毓秀，文运遂卜咸亨。从兹成人小子，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优柔德性，培养天真，化固陋为文章，变鄙俗为风雅，则斯阁之建，其有裨于世道人心者岂鲜浅哉。^[3]

根据上文“为师生讲受”、“读孔孟之书”等语，陈育崧断定它为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校。在随后编纂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中，他特别提及，“侥幸得很，李君于复勘天福宫时，在偏殿发见了崇文阁碑，这是新加坡的第一间学校，经始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在萃英书院碑铭纪年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之前十二年”，并将“崇文阁碑铭”置于该书九大类别之一的“书院”类别之首，从而确定了崇文阁早于萃英书院^[4]作为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校的地位。^[5]1972年，陈育崧进一步撰写“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校的发现：创办时期较萃英书院早五年”一文，发表在当年1月11日的《南洋商报》中。^[6]自此，崇文阁为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校的说法广为流传，几乎成为业界常识。

2001年，新加坡历史学者庄钦永首次就崇文阁“学校论”的观点提出质疑。在“新加坡崇文阁非学校考辨”一文中，他重新对《兴建崇文阁碑记》做出解读。依据碑文敬惜字纸信仰的相关内容，他批评陈育崧断章取义，并提出新见解，认为“崇文”意即“崇敬有带字的纸”。“师”指宣讲生，“生”指聆听敬惜字纸教导的听众，合起来即为碑文中的“成人小子”；而非陈育崧解读的“塾师”和“孩童学生”。由此，他大胆得出崇文阁是“敬惜字纸信仰传播站”的结论。不过，在没有史料引证的情况下，庄钦永对于自己的结论亦不甚确定。^[7]再者，庄文也存在明显欠缺。有关台湾地区敬惜字纸习俗的研究表明，敬惜字纸的活动也常依托书院进行，不少书院专设敬字堂，由专人负责捡拾字纸并进行焚化，有的书院每年制作竹篓分送，又催院丁各处收拾字纸，焚灰送海，形成一种常规。^[8]由此可见，单以碑文为据，尚难给崇文阁定性。

那么，崇文阁究竟是书院，还是敬惜字纸信仰的传播站？在此，我们不妨先读一篇登载于1890年新加坡《星报》上的“惜字”报道：

惜字之戒，华地为严。而我华人之旅于叻者，见有剩纸遗书即一点一书，亦无不懔懔然敬之、惜之，恐其或坠之地也。故闽籍乐善诸君曾于道光己酉年间捐资倡建崇文阁于直落亚逸街，凡诸色人等所有捡拾字纸以及断简残编，均许携之阁内炉中聚而焚之，至其灰烬系于每年二月初三日传集各塾师徒及铺户之有名望者，以鼓乐、彩旗抬送海外，投于江中，使悉归清流，免邻溷浊。数十年来潜移默化，南洋各埠虽属巫妇亦知崇惜，不谓有因。

惜字转而惜花者，亦足异矣。日昨于天色微明之际，忽有僮仆辈手携纸包，该阁之门丁见之谅为字纸，因着其置放箩内，及启而视之，则尽是枯花，红绿参半，讶而问之，该僮则谓：恪奉主人之命，着将此物携至投于字纸炉中，而其包皮经写有字样，请详视之。缘认其包皮，果有字迹。略云：此花乃敬神之余，不忍弃置，盖恐防秽亵也，敢烦收入炉中，以便焚化，实为恭便等语。即此可见，惜字、惜花一为敬神，一为敬圣，事虽殊而敬则一耳。想花神有知，亦当含唇微笑矣。^[9]

此篇报道令人印象深刻地道及崇文阁之功用及当年叻地^[10]惜字风俗之盛行。不仅如此，报道也一并回答了碑记中不及详明的送字灰仪式的时间（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即文昌帝君诞辰）和“成人小子”的所指问题（各塾师徒及铺户之有名望者）。据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崇文阁的确非为学校，而是当年敬惜字纸信仰习俗的遗迹。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惜字信仰习俗，起源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淮南子·本经》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通神明、类万物”，具有灵异的“魔力”，人们对于文字的崇拜应运而生。^[11]文字崇拜始限于文人。《颜氏家训·治家》曰：“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12]对文字的敬惜，进而转化成为民间信仰和社会习俗，是在科举考试制度确立以后。宋元时期，为了迎合科考及第的社会心理，原本司“命”的文昌星神（含有“文运昌盛”之意）与四川梓潼地方神张恶子（屡有中举灵验故事），逐渐融合，合二为一。至元仁宗延佑三年获朝廷崇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俗称“文昌帝君”，分司文运和仕禄，最终演化成为儒生的职业神祇。^[13]明清以降，在科考竞争的压力下，人们于文昌信仰之外，更将惜字思想融入进来，藉日常奉行惜字，增加科榜筹码。此一时期，民间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文昌惜字降笔善本，以“功过格”劝人惜字。对文字的崇拜，迅速习俗化和迷信化。^[14]敬惜字纸的信仰习俗，也因契合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助于维护“士人”的统治，而得到官方和民间士绅的合力推动，敬惜字纸遂不独在文人士子间流行，亦成为深入乡间僻壤、与祸福相系、盛极一时的社会风尚。敬惜字纸的信仰习俗又伴随移民行为而传至台湾、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各地。

敬惜字纸信仰习俗与流行于中国古代的其他信仰或习俗不同，它是一种因士人需要、为士人服务、又为士人所推动，最终实现全民性遵奉、日常化奉行的民间宗教信仰。在敬惜字纸信仰习俗形成的过程中，文昌信仰、惜字习俗与读书人追求学问和功名，三者之间形成中华文化结构上的“共生”关系，并进而反映到建筑的空间格局——古人将文昌庙、惜字亭、学校或书院相依而设的例子并不鲜见。梁其恣指出，“惜字组织与学校及书院，即当地儒生的主要聚集场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5]在惜字文化保留相对完整的台湾地区，类似例子亦属不少。《台湾教育四百年》载：“通常在文昌大庙，学校正门对面，会设有一座石造的字纸亭，专以焚烧字纸……每年阴历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辰，学子衣冠整齐，与耆宿护送字灰入海。”^[16]新加坡将崇文阁、惜字亭与萃英书院相邻而建的建筑格局，与台湾的上述情形如出一辙，反映了三者在中华传统文化结构上的“共生”关系和教育教化功能上的一致性，也是中国古代文教建筑空间的普遍格局。在新加坡，陈金声通过倡建崇文阁，设立惜字亭和萃英书院，在直落亚逸街的特定区域营造了相辅相成的文教空间。就此而言，崇文阁固然与读书成才有关，但并非为学校，而是昔日惜字信仰的实践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