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阁惜字信仰习俗的文化

敬惜字纸虽然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是一种早已消逝的信仰习俗，但对于新加坡华人社会早期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首先，敬惜字纸的信仰习俗固然被赋予浓厚的“果报”迷信色彩，却也不可否认，敬惜字纸以文字崇拜为依归的特点，包含着敬字重文、崇文重教的理性内核，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字、文化乃至文人以示尊崇的价值取向。也因为此，建筑惜字亭和敬惜字纸，过去通常被认为是地方文教兴盛、文化厚重的标志。^[34]崇文阁惜字会的建立、长期的宣传和实践，惜字“内化”为社会的文化自觉，这对于形成新加坡乃至南洋华人各埠敬字重文的社会风气方面、对于培养和树立学童对于中国文字和文化的亲近感和尊崇意识方面、对于保持华人的“族群性”方面，意义非同寻常，其文化意义尤其凸显于号称“文化沙漠”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早期。对此，我们应予以积极肯定。

其次，19世纪东南亚华人社会惜字信仰习俗的传承，其主要特点是商人建会，惜字信仰习俗也就成为由“商”主导的华人帮权社会建构的工具。具体而言，通过发起倡建崇文阁和萃英书院，陈金声家族确立了与新加坡另外两个闽籍华商家族——分别倡建天福宫和恒山亭的陈笃生家族和薛佛记家族——三足鼎立、掌控闽帮的权力格局。恒山亭以解决闽帮成员身后葬地和祭祀问题为己任，创设于大约1828年。天福宫供奉海神妈祖，提供妈祖信仰空间，它落成于1840年。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则相辅相成，共同营造了新加坡第一个以传承中华儒学为己任的华人文教空间，其深远意义不容置疑。

（本文作者为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

【注释】

[1]杨梅：“敬惜字纸信仰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苏庆华：“有关‘敬惜字纸’的习俗和碑刻文”，《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集选》（第2卷），（吉隆坡）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09年，第219—225页；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82年，第405—406页。

[3]“兴建崇文阁碑记”，转引自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283页。

[4]萃英书院为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校，由陈金声倡办于1854年。它位于与直落亚逸街平行的厦门街上，与崇文阁相邻而建。

[5]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4页。

[6]陈育崧：“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校的发现：创办时期较萃英书院早五年”，《南洋商报》，1972年1月11日。

[7]庄钦永：“新加坡崇文阁非学校考辨”，转引自李元瑾主编：《南大学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1年，第231—244页。

[8]黄新宪：“清代台湾‘敬惜字纸’习俗探讨”，《东南学术》，2009年第5期。

[9]《星报》，1890年7月7日。

[10]“叻”、“石叻”为过去新加坡华文俗称，系由马来语“Selat”（“海峡”之意）转译而来。

[11]王铭铭：“文字的魔力：关于书写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第55页。

[13]萧登福：“文昌帝君信仰与敬惜字纸”，（台湾）《人文社会学报》，2005年第4期。

[14]通过惜字可获得的善报，包括眼目光明、安乐无祸、德名光显、永无是非、多生贵子、子孙发达、科甲连绵、求子得子、求寿得寿、疾病不生、邪魔不扰等。反之，亵渎字纸必得恶报，包括薄福受刑、蒙蔽慧心、穷苦受杖、生叉指疮、生不孝子、多遭横非、不得吉祥、变成瞎子、延祸子孙、招来杀身之祸等。参见孙荣耒：“敬惜字纸的习俗及其文化意义”，《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

[15]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

[16]经典杂志编著：《台湾教育四百年》，台北经典杂志，2006年，第60—61页。

[17]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9—180页。

[18]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82年，第405—406页。

[19]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82年，第405页。

[20]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21]陈金声（1805—1864），字巨川，马六甲侨生，福建永春籍人，新呷两地华社领袖、富商。创丰兴商号，经营航运、种植、锡矿等业。生前热心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建造“金声桥”，发起创办崇文阁、萃英书院，捐巨资修建蓄水池，为当地人民提供清洁食用水。被当地殖民政府委为太平局绅、陪审员，为新加坡早期著名华社领袖和慈善家。

[22]“重修崇文阁碑记”，转引自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288—291页。

[23]《叻报》，1910年4月19日。

[24]李勇：“天福宫的领导层、组织与功能（1840—1915）：基于报章资料的研究”，（新加坡）《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0年第2期。

[25]《星报》，1892年3月3日。

[26]《叻报》，1908年3月7日。

[27]《叻报》，1908年3月7日。

[28]《日新报》，1901年5月3日。

[29]本文采用王赓武教授对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商”、“工”二分法。王教授认为，直到现代社会之前，东南亚华人社会基本不存在真正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相对等的阶层，即便受过教育的人士，“无论其文化程度如何，其社会地位都处于‘商’之下，他们要么为‘商’做工，充当文书或店员，要么被殖民政府雇佣到其‘衙门’的某些部门去工作，他们都不能真正称之为‘士’”。参见王赓武：“新马华人社会史·序”，转引自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30]《叻报》，1889年6月19日。

[31]《叻报》，1889年6月19日。

[32]《日新报》，1901年5月3日。

[33]《叻报》，1901年5月4日。

[34]黄新宪：“清代台湾‘敬惜字纸’习俗探讨”，《东南学术》，2009年第5期；鲁钊：“文化厚重与敬惜字纸”，《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