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阁惜字组织及惜字实践

据学者考证，中国以惜字为由而组成的“社”或“会”，至迟在康熙年间已出现。惜字组织的出现，标志着惜字的行为已经从个别文人的单独修身，进入到有组织的集体惜字阶段。^[17]惜字组织在形成惜字的社会习俗方面，扮演至为关键的角色。

综合海内外惜字会资料，惜字组织皆以雇人日常捡拾字纸、清洗后焚烧，并将字纸灰送入江河湖海之中为基本职能。譬如美国旧金山的文华社，社内设有焚纸炉，雇请专职的管理人员及捡收字纸夫。拾纸工人“每晨开始工作，负着灰色布袋，沿街捡拾字纸，挨户造访，收集字纸。至下午五时许，返回社内，卸下所有各色各样之纸”，燃烬的字纸灰由文华社的马车，每周一次，运往海旁，用小艇载往金门港口，投之于海。^[18]在中国，不少惜字社另由社出资购买字篾，分送各家，劝人惜字。在资金方面，惜字会一般采取由会内成员捐款集资的方式，筹措运作资金，旧金山文华社“有社员一百五十名，每月缴纳社费”^[19]，常州的惜字会也由“成员定时捐款”。^[20]

作者根据报章资料判断，崇文阁是一个以具体落实敬惜字纸信仰为宗旨的华人民间惜字会组织。这样的记载颇多。例如，1889年6月19日《叻报》载有：“本坡有崇文社，系专为敬惜字纸一事而设，雇有工人多名，每日四出捡拾字纸……”又1892年3月3日《星报》载有：“闽籍绅商所设惜字会，每日捡得字纸，洗洁焚之”，等等，皆表明崇文阁兼具惜字会组织的形态和功能。下文仍运用报章与碑文资料，具体分析崇文阁的组织形态及其惜字实践。

（一）崇文阁惜字组织

建会。与中国和台湾地区惜字会组织通常由文人主导不同，新加坡崇文阁惜字组织由商人主导，反映了华人社会早期商业社会的特质。根据《兴建崇文阁碑记》，崇文阁由新加坡闽商集资创设，发起创始人为陈金声。^[21]1849年，陈金声“鸠众力而襄盛举”，倡捐880元巨款，260余位富商共捐集9 418元建筑崇文阁。陈金声因此荣任崇文阁大董事之位，捐金居次的洪俊成和黄崇山分居副董事之位，再居次5位捐款人出任总理，250余名赞助捐款人为普通信士，形成建会时期以陈金声为首、包括大董事、副董事、总理在内的组织管理模式。

领导权沿革。在19世纪的新加坡，英殖民政府对华人社会采取“半自治”的统治政策，除立法、司法、税收、财政、治安、鸦片及烟酒专卖、市政建设等关键性部门归属政府管辖以外，剩下的生、老、病、死等基本生存问题与宗教、信仰、教育、教化等精神需求，则相当程度地留由华人社会自己解决。因此，出资创设文教、慈善、公益事业是华商确立华社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按照早期华人社会组织领导权的一般规则，在创始领导人去世之后，领导权由其直系男性后裔优先继承。故当陈金声于1864年去世，崇文阁领导权由其子陈明水继承，并在其后于1880年崇文阁的重修工程中，陈明水个人倡捐400元，发动90余名闽商捐集4 090元，将崇文阁修葺一新。此项行动，再次确认了陈氏家族对阁务的领导权。^[22]1884年陈明水去世，阁务再传至其子陈若锦。1910年，在惜字习俗江河日下、崇文阁惜字功能出现“空洞化”的背景下，陈若锦致函天福宫，将崇文阁及所属公业一并献出，由天福宫统一管理，“以归一律”。^[23]由此，崇文阁转归天福宫名下，成为天福宫属下之产业，陈氏家族延续60年对阁务的领导权随告结束。

运作资金。《兴建崇文阁碑记》捐款开支项记录显示，9 000余元捐款，除了建筑费用开支以外，还包括购置3处屋业共计1 700余元的开支记录。1880年崇文阁重修工程中，又有“对补还历年祭费不敷去大银壹佰陆拾元壹角陆占”并“充入萃英书院去大银壹仟叁佰拾三元三角陆占”两项开支记录。从不敷数额不大且尚有余款充作萃英书院经费的情形判断，屋租基本可以满足崇文阁日常运作的资金需求。运用屋租来维持阁务的日常运作，反映出华人社会商人建会的突出特点。

日常管理。从报章资料分析，崇文阁日常管理主要由值理负责，值理在董事、总理中推选产生。此外，崇文阁当年建有围墙，雇有门丁守护，专门负责日常收取字纸和清洗焚化的工作。并雇有工人多名，每日“荷筐而出”，捡拾字纸。在以上各职中，大董事拥有最高领导权和决策权，并负有在需要的时候倡捐和发起劝捐的责任。值理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大董事、总理、值理属于不受薪义务职，门丁和拾字纸工由阁方支付月酬，各司其职。

（二）崇文阁惜字实践

从上文分析可知，崇文阁是一个颇具规模、功能完善的新加坡华商惜字会组织。它不仅有分工明确的领导管理机制，也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从而保证了其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惜字实践。从现有资料来看，崇文阁宣传和实践惜字主要通过以下3种途径：

第一，通过崇文阁惜字会组织，具体落实敬惜字纸所要求的日常捡拾字纸、向各店字纸篮中收取字纸、焚烧字纸及组织年例送字纸灰入海仪式等各项惜字工作。

第二，与乐善社分工协作，宣传和实践惜字。乐善社创设于1881年，是一个活跃于新加坡华人社会20余年之久，以宣圣谕、惜字纸、启发颛蒙、维持风化为宗旨的华人民间宣教组织。^[24]其主要活动是于每月朔望日在各街设置讲场，聘请讲生宣讲，并雇有工人一人，每日奉行捡拾字纸。由于在宗旨上与崇文阁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又同属闽帮组织，故乐善社创立之初即附设于崇文阁，只是两者略有分工：乐善社主要以街头宣讲的方式，将圣谕十六条及敬惜字纸的观念传达给社会成员；崇文阁则以日常捡拾、焚烧字纸和仪式行为，为人们提供惜字信仰的实践场域。两者相辅相成，在传播中国传统的惜字文化和形成新加坡华人社会敬惜字纸的社会风尚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组织举办送字纸灰入海仪式，升华学童和民众对中国惜字文化的认识。中国民间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说的是人们于捡拾字纸之外，还必须履行将字纸洗净、焚化的程序。焚化时的片片纸灰，化作一只只蝴蝶，翩翩飞到天上，告诉仓颉人们对他的感念。而剩余的字纸灰烬，则于每年文昌诞日举行送字纸灰仪式，或埋于净地，或送之江河，使归清流，这便是“过化存神”，为惜字信仰的最高境界。崇文阁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日举行送字纸灰仪式，由董事、值理组织闽帮学童参加。1892年《星报》报道：“董事诸君及萃英书院院长率各学童威仪整肃，徒步跟随。”^[25]又1908年《叻报》载有：“我福帮道南学堂、崇正学堂各校长教员，躬率学生三百多人，于是午至阁，行礼唱歌，以存纪念”等。^[26]祭仪队伍庄重肃穆，由鼓乐前导，伴以旗伞、香亭、衔牌，旗帜上写有“始制文字、奕载讴歌”8个大字，衔牌有“仓颉先师”字样，“鲜明映日，蔚为壮观”。仪式具有使人“闻其声，想见其人；触于目，更感于心”的文化震撼力。送字灰入海仪式表达对仓颉先师的崇敬，意在劝学，使“后生小子，知制字之功为不可忘，与学之志自不容已”。^[27]通过惜字信仰的仪式表达，有助于树立海外学童对于中国文字和文化的亲近感和尊崇意识。

崇文阁日常宣传、捡拾、焚烧字纸，于每年二月初三日送字纸灰入海的惜字实践，忠实地履行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在形成新加坡乃至南洋华人各埠敬惜字纸、敬字重文的社会风气方面，潜移默化，作用不容小觑。

（三）20世纪初惜字步入尾声

敬惜字纸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养成全社会敬字重文的社会风气，出发点虽然良善，但迷信色彩浓厚且太过拘泥于形式，难以抵挡现代社会的冲击。20世纪初，在西风东渐、晚清“新政”改革、兴学校、废科举，破除迷信等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种种历史变迁中，文字的神圣性及其神秘的“魔力”神话破灭，惜字习俗每况愈下，渐趋于没落。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历来深受中国因素的影响，惜字信仰习俗在新加坡同样难逃明日黄花的历史命运，甚或由于新加坡特殊的人文与社会原因，衰落更速于前者。

归纳起来，造成惜字信仰习俗在新加坡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为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聚居环境。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同时包括马来人、印度人、欧裔人等在内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其他种族对于字纸，“莫不视之为无关紧要之物”，“糟蹋”字纸，尤以洋人为甚。^[28]多元文化交融、影响、碰撞的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到华人对于惜字的认同和坚持。其二为新加坡华人社会以“商”和“工”为主、由“商”主导的社会分层结构^[29]，“商人多而士人少，是以惜字一事，遂不甚认真”。^[30]1889年一个诏安籍人士曾撰文指出，当地华人“既离父母之邦，地异而心亦与之俱异”，对于字纸“每每不加敬惜”。《叻报》随后着长文大谈惜字果报论，劝诫人们敬惜字纸。^[31]由此可见，华人社会敬惜字纸的信仰习俗原本不如中国祖籍地盛行，因此不堪现代思潮的冲击更甚。

在新加坡，进入20世纪前10年内发生的3件事情，见证了华人惜字信仰习俗的迅速衰落。第一件事情是发生在1901年的“乐善社讲生置疑惜字”事件。是年5月，《日新报》头版刊载乐善社讲生格非子郭简波的署名文章“请决惜字之疑”。该文开篇即问：“或问字纸当惜乎？曰：不当惜。”继而再问：“何以知之不当惜也？曰：字，虽圣人遗迹，究竟非由他人而成，即由我手而作，我写圣人之物即曰为圣人，圣人那有许多？我所书之字，用后无用矣，便为废纸，焉有圣人在呼？”^[32]此文一出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反响，《叻报》用“一纸风行，万人争观”来形容。^[33]不难想象，在刚刚踏入20世纪的新加坡，惜字习俗已悄然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第二件事情是发生在1908年的“崇文阁遭讽”事件。该年二月初三日，崇文阁照年例举行送字纸灰入海仪式，《总汇报》于当天发表“文明妙想”时论，讥诮崇文阁及闽帮学童崇拜偶像，迷信神权，与文明社会相悖，实在可笑。崇文阁值理对此予以公开辩驳，实际上却于次年开始终止了仪式的举办。接下来发生的第三件事情，即是前文提及的“大董事陈若锦献阁”事件。1910年，陈若锦面对惜字习俗的衰微和实质上已出现的崇文阁惜字功能的“空洞化”，自愿放弃陈氏家族对崇文阁的领导权，将崇文阁交予天福宫统一管理。此后不久，天福宫领导人决定改变崇文阁的职能空间，将崇文阁右廊并一住屋改建为福建会馆馆舍。1915年会馆落成，并添加崇福女校，崇文阁原有的惜字功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性的会馆功能和教育功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崇文阁作为昔日盛极一时的敬惜字纸信仰习俗的历史遗迹，早已不复被人忆起。发生在今天的对于崇文阁的长时期“误读”，不难从历史的“失忆”中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