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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惜字纸”信仰的发展和衰微

时间:2022-04-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大约从宋代开始,尤其是在明清,这一观念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观相结合,认为“敬惜字纸”相当于行善,会有善报。反之,“不敬惜字纸”则等同作恶,会受到神明的惩罚。到了清代,“不敬惜字纸”的现象日益严重,甚至皇帝亲自出面来劝诫也未必有效。“敬惜字纸”信仰本来也不那么坚定,因此也很快衰微下去。

大约从宋代开始,尤其是在明清,这一观念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观相结合,认为“敬惜字纸”相当于行善,会有善报。至于善报的清单,则有“眼目光明、安乐无祸、德名光显、永无是非、多生贵子、子孙发达、本身增寿、子孙昌盛、增寿一纪、永远富贵、百病不生、转祸成福、其人昌达、得安乐、获福必多、得享清福、转世富贵、科甲连绵、瞽者转明、愚者转智、求子得子、求寿得寿、功名富贵皆能有成、疾病不生、邪魔不扰等等”(孙荣耒,2006)[4]之报。

例如,明刘宗周《人谱类记》有一则应验的例证:“(北宋)王曾之父生平见字纸遗弃,必拾而以香汤洗之,然后焚化。一夕梦至圣抚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之勤也。恨汝老矣,无可成就,当遣曾参来生汝家。’未几生一男,即沂公(王曾)也。三元及第,为宋名相。”(卷下)这说明只要“敬惜字纸”持之以恒,就能感动“至圣仓颉”,生下的儿子可当宰相。

反之,“不敬惜字纸”则等同作恶,会受到神明的惩罚。归结起来,可得“薄福受刑、蒙蔽慧心、穷苦受杖、生叉指疮、穷年窘迫、生不孝子、恶病夭折、多遭横非、受枷锁刑、不得吉祥、生逆忤子女、得晕眩拘挛之疾、变成瞎子、来世遍地愚钝、延祸子孙、招来杀身之祸等等”(孙荣耒,2006)[5]之报。

例如,《太平广记》记载了一则“现世报”的故事:

宋尼智通,京师简静尼也,年貌殊少,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岁,家甚贫穷,无以为衣。智通为尼时,有数卷素《无量寿》《法华》等经,悉练捣之,以衣其儿。居一年而得病,恍惚惊悸,肌体坏烂,状若火疮,有细白虫,日去升余,惨痛烦毒,昼夜号叫。常闻空中语云:“坏经为衣,得此报也。”旬余而死。(卷一一六“尼智通”条)

在这个故事中,那位还俗的尼姑由于“家甚贫穷”,七岁的儿子“无以为衣”,就把一些写有佛经的绢素加以捣练后重新织成衣料,“以衣其儿”,结果一年之后受到神明的惩罚,体生恶疮,痛苦而死。看来,所谓“我佛慈悲”也是有限度的。

又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也记载了一个因前世抛弃字纸过多而来世变成瞎子的例子:“……即前日瞽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以生前抛弃字纸过多,罚作瞽,彼自欲医人疾苦,以赎前愆,故托游廛肆耳。”(《司文郎》)

清末无名氏志怪体善书《青云梯》中有一篇《敬字说》[6]则为敬惜字纸提供了理论依据:

字诚天地之灵机,万世之法则也,是故天无日月不明也,地无江河不通也,世无文字不立也。朝廷无字,从何而能治理?儒门无字,从何而取科名?商贾无字,数目从何而记? 释门无字,戒律从何而持? 道门无字,丹诀从何而授?极之天文地理,无字难知;天经地义,无字不显;圣贤教训,无字难遵;经史流传,无字不远;三纲五常,无字不达;忠孝廉节,无字不彰;一技一术,无字不传。

不过,对于这些连哄带吓的报应故事以及“理论根据”,实际上也是信者信之,不信者照样不信。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一方面是这一类善书故事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却是“不敬惜字纸成为明清社会的普遍现象”(杨梅,2007)[7]

清朱彝尊《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记》在回顾北京南泉寺建立“惜字林”的缘由时指出:

翻刻流传日多,士子得书易而怠心生。又科场定制经书各有专门,程子、朱子、胡氏、蔡氏、陈氏诸家而外,帖括罔敢逸出。于是经书义稍有异于诸家者,多束而不观。至于士子揣摹时文是习,坊间选本盈屋充栋,人之意见各别,非所好者,土苴视之,或覆酱瓿,或糊蚕箔。至若京师,五方所聚,一有委弃,辄溷于粪壤中。(《曝书亭集》)

由此可知,当时读书人普遍的习惯还是乱用、乱扔废字纸,其原因是考试用的“复习材料”大量涌现,相关书籍的保存价值降低。

于是,南泉寺指派了几个“拾字僧”带着篾筐去街上捡拾,存放在名为“惜字林”的仓库内,然后每逢初一、十五将废字纸放进焚烧炉烧掉。这有点像当今的“环保志愿者”,当然出发点完全不同。

到了清代,“不敬惜字纸”的现象日益严重,甚至皇帝亲自出面来劝诫也未必有效。例如,康熙《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训令曰:“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当收而归于箧笥,异日投诸水火,使人不得作践可也。尔等切记。”到了雍正时,则更是训令道:“凡字纸俱要敬惜,无知小人竟掷在污秽之处,尔等严传,再有抛弃字纸者,经朕看见,定行责处。”(《国朝宫史》八编八册)

看来,当时“读书者”和“无知小人”乱丢字纸的现象并不稀奇,甚至还发生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康熙爷“尔等切记”的谆谆教诲看来无效,还非得雍正爷疾言厉色地再来个“定行责处”不可。

现代以来,随着民智的开化,汉字也已走下神坛,还原其工具身份。“敬惜字纸”信仰本来也不那么坚定,因此也很快衰微下去。

不过,世纪之交以来,文化复古主义盛行,不少人热衷于从传统文化的糟粕中来个“沙里淘金”,试图挖掘其中的“合理内核”以及“现实意义”,以便“化废为宝”、发扬光大。结果,“敬惜字纸”信仰居然也成为“宝藏”之一。甚至有人重新提倡“敬惜字纸”,批评“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随着文化的广泛普及以及文字的工具性增强,文字载体的多样化,文字的神圣性被逐渐消解,许多人不知敬惜字纸为何物,更不知文字的神圣”(杨宗红、蒲日材,2009)[8],实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

这些口口声声要继承传统文化的人,倒是更应该好好看一看当年孔子对待汉字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鲁迅.门外文谈[A].且介亭杂文[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 万晴川.“敬惜字纸”的民俗信仰[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3).

[3] 桑良至.中国古代的信息崇拜——惜字林、拾字僧与敦煌石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3).

[4] 孙荣耒.敬惜字纸的习俗及其文化意义J.民俗研究2006 2.

[5] 孙荣耒.敬惜字纸的习俗及其文化意义[J].民俗研究,2006,(2).

[6] 王见川,林万传.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11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

[7] 杨梅.敬惜字纸信仰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8] 杨宗红,蒲日材.敬惜字纸信仰的嬗变及其现实意义[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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