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衰微

五、墨家的衰微

墨家极盛时，可谓与儒家中分天下。《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可是至秦始皇统一前夕，墨家却已急剧衰微。近人孙诒让曰：“墨氏之学亡于秦季；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学绝。”那么，墨学的衰落其原因是什么呢？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各述其理。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理想过高，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实际难以实现

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非命等主张无疑是方向正确而崇高的，墨家的勇于实践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首先应该给予肯定的。

其实，墨子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墨家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有学者认为，《礼记·礼运》“大同”之说，实则为墨子之说，乃孔子后学援墨入儒耳。今考《礼记·礼运》大同说与《墨子》书，不但意义多符，即文句亦相似。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兼爱”、“尚同”也。“选贤与能”，则“尚贤”也。“讲信修睦”则“非攻”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则非“别爱”而“兼爱”也。“货恶其弃于地，力恶其不出于身”，则“节用”、“非命”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之文也。“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则“余力相劳，余财相分，良道相教”之意也。“诈谋闭而不用，盗贼窃乱不作”，亦“盗贼无有”、“谁窃”、“谁乱”之语也。《礼记·礼运》论“大同”约百余字，大抵摭拾《墨子》之文而成，其为墨家思想，甚为显著。

然而，“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纠结，一时是难以解决的。“小”者私也，“康”者安也，“小康”思想是力求在私有制为主的社会里尽可能得到大体的安定，墨子生活的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土地由国家占有的分封制而变成为封建兼并的所有制，当时战乱频繁，社会不安定，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与墨子同时的儒家，认为现在姑且先行禹、汤、文、武等六君子的谨慎礼治，使社会“小康”安定，再慢慢等待时机成熟，企于理想“大同”。而墨子则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大同”社会为理想，且希求实现于今日、明朝，故汲汲惶惶以奔赴之。墨家的愿望确实善良美好，其勇于实践的精神也确实令人钦佩，但客观实际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会造成“欲速则不达”、“其进锐者其退速”的结局。

庄子在《天下篇》评论墨子说：“墨子真天下之好（美善）也”，然“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墨子为实现他心目中的“大同”理想，要求他的弟子及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像大禹一样同心协力，艰苦（《墨子·节用》、《墨子·节葬》、《墨子·非乐》）奋斗：“以裘褐（粗衣）为衣，以跂（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所以庄子说，这种要求“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其实，岂独在墨子当时不易实现，就是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实行呢？

理想距现实较远。理想的实现，要有阶段，要有步骤，要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方案也要经过逐步试验，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用集权的强制手段。两千多年前的墨子所追求的理想过高、过于美好，就难以实现；难以实现，又要急着实现，就只能硬来；要硬来，就得尚同集权，甚至借助鬼神力量强行统治。结果是“其兴焉勃，其亡焉忽”，这是我们从墨学的兴衰存亡中应吸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2.墨学自身存在矛盾

墨子有《天志》、《明鬼》二论。近人章太炎评说墨子明鬼神，“以为神道设教之助，亦有所不得已”（《诸子学略说》）。但这在学说上正造成了矛盾。汉代王充早就指出：“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废而不传，盖有以也。”（《论衡·案书》）

再如，墨子作《非命》篇，否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这是正确的；但墨子又作《天志》篇，认为“天”有“赏善罚恶”的意志，而这赏罚当然可以传至子孙后代，也即是“天命”。这就造成两者的矛盾。固然，墨子的主观动机是为教训统治者须行兼爱、非攻之道，但经不起追义推敲，其客观效果又如何呢？

尤其，“尚贤”与“尚同”二者，若追究其深义，亦有矛盾。墨子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他还提出了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能人士参加政治管理的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反映出墨家一定的平等、民主思想。而所谓“尚同”，即“上同”，意谓人们的思想都要统一于他们的长官，下级要统一于上级，一级一级逐级上同，直到“天子”。“凡国之万民，皆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中》）那么，这“天子”是民选还是天选？那时，不可能是全民普选，当然只能是“天选”。天选的君主是否个个都绝对善良、十全十美呢？事实上，贤君毕竟是少数。假如有一个君主，不听“天命”，为非作歹，上天不能及时撤换，万民又只好“尚同”，那么，这不就是专制集权统治吗？这不就与尚贤的平等、民主相矛盾吗？

要之，墨子欲借助天鬼威力来推行兼爱仁政，其良好的动机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他“有所不得已”之处，但在学说理论上，不得不说是一项缺陷。这在先秦时代就不如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说；不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也不如荀子的《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3.学派的分裂，组织的破坏

墨子理想过高，且“知其不可而为之”，当时就有学派分裂的迹象。《墨子·耕柱》记：“后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岂有罪哉？吾反后。’子墨子曰：‘是犹三军北，失后之人求赏也。’”（有个背叛墨子又返回墨子门下的人说：“我难道有罪吗？我不过是回头晚一点罢了。”墨子说：“这好比军队打了败仗，逃跑在后头的人要求奖赏一样。”）

《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韩非子·显学》篇亦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在墨子死后仅20年左右的时间，墨家巨子孟胜就依附于楚国贵族阳城君门下，成为他的心腹，而且后来巨子及其弟子185人相随集体自杀以表愚忠。（据《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这与墨子的“义利天下”的精神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墨子所创的墨家学派，还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墨子死后，其学派团体一经分裂，危害就更大了。同时，墨家为振世救弊，须协力行动，团队就有一种“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以武抗暴的侠烈精神。这正如《韩非子》所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必然更会遭到封建强权的严酷镇压。

这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导致了墨家这一“显学”经200年而后的灭亡。

但是，墨学之在中国，是否真亡或尽亡呢？方授楚认为：“墨学非真能亡也，其直接影响而发为行动者，有许行及任侠一派，而其尚同重功利，见取于法家，节用平等见取于道家，儒家受其影响尤深。”“尤以《易传》之《文言》，《礼记》之《大学》与《礼运》大同之说，最为彰显。王夫之曰：‘一圣人死，其气化为数十贤人；孰谓墨子、禽滑釐诸人之学，一朝而斩焉以尽，澌焉以亡也耶！’”（《墨学源流》）

直到清朝末年，墨学又一度复兴。仅就墨家重行动、尚侠义这一点来看，从谭嗣同、秋瑾到民国时期的一批刺客，都是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和自我牺牲精神来激发民众推翻腐朽清王朝的热情的。由此可见，一种古老的精神传统，一旦有适当的历史机缘，仍有再度复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