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信仰的发展历史

一、祭祀政策、民间信仰、地域社会

至此，笔者以中央祭祀政策的变迁与民间信仰的变化，以及民间信仰和地域社会的关联为中心，考察了人格神（关羽、周雄、胡则等）信仰的发生、传播及地方神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前面几章的内容大略可概括如下：

第一章：北宋末（徽宗朝）为止，关羽信仰还没有在包括浙江省在内的东南地区传播、扎根。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关羽神被改造并吸收到道教系列神中去，由此道士阶层开始推广关羽信仰，浙江省境内终于出现了关羽祠庙。由于关羽的忠义性格与明朝的儒教原理主义观念非常吻合，洪武年间，在废除武庙制度的同时，关羽专庙首次被列入了中央一级的祀典。以此为契机，关羽神被视作军神，成为明朝军队的崇拜对象，由此浙江境内又出现了一批由军队建设、管理的关羽庙。明中期以后，可能由于受道教的影响，成化皇帝开始重视关羽庙的祭祀活动。到了弘治初年，在明朝中央的主导下，各地严格推行了取缔淫祠的活动。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关羽庙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反而被作为正神得到官僚士绅、广大读书人的扶持。在这样的情形下，道士们更加不遗余力地在全国各地鼓吹、推进关羽信仰。到了万历年间，关羽神被皇帝授予了道教的帝号。同时，作为正神的关羽，由于与儒教的观念十分般配，皇帝、官僚、读书人等都在积极推崇、鼓励关羽信仰。最终，皇帝、官僚、读书人与道士站在了一起，共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促进关羽祠庙的兴建活动。以此为背景，关羽信仰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到了天启四年（1624），王朝中央正式认可了关羽神的道教封号。清初对关羽信仰的重视，可谓是继承了明朝的传统而已。清王朝为了从文化方面支配汉族，从雍正年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整备了关羽祠庙的祭祀制度。清廷把关羽的灵力视作与孔子学说一样，期待其在精神方面起到教化的职能。

第二章：周雄是南宋中期临安府新城县人，死后被当作五显神的从神，在东南地区广受信仰。到了明代，其信仰虽然在持续，但由于生前的周雄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英雄事迹，作为五显神从神的他并没能被列入到浙江省各地的祀典中去。随着中央打击淫祠力度的加强，周雄庙被当作淫祠处理的危险在增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浙江地区的人民，也许是受苏州府常熟县孝子周容信仰盛极一时的影响，吸收了元代新城县孝子周德骥的事迹，重新创作出了周雄孝子传说。有了该传说后，周雄的生前事迹不但得到了充实，而且通过该孝子传说，历史人物周雄的形象贴近了明王朝的中央祭祀政策。此后，周雄神虽然没有被正式列入到王朝祀典中去，但地方官已不会把周雄庙当作淫祠来禁压，甚至转而支持、鼓励其信仰的发展，由此周雄信仰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到了明末清初，在其他水神信仰的影响下，周雄神的灵力传说中，出现了能使钱塘江风平浪静的传说，由此周雄神转变成了钱塘江的江神。此后，除了生活在陆上的农民、商人之外，在水面上从事运输的水运业者及捕鱼生活的渔民也成为其忠实的信徒。随着商人、水运业者、渔民在钱塘江流域各支流的活动，其信仰范围在浙江省境内不断延伸。

第三章：胡则是一位活跃于北宋初期、有一定才能的官僚，但在道德品质方面却备受争议，并不符合传统儒家的价值标准。尽管如此，在他去世后，出现了因其上奏，婺州、衢州身丁钱被免除的传说，由此金衢地区诞生了胡则神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增加了别的有惠于浙江其他地区人民的传说，胡则神与金衢以外的人民之间产生了因缘关系；或者被附会成符合儒教价值观的别的其他人物，胡则成为了各地应予祭祀的人物。就这样，通过其形象的不断变化，胡则神越过了金衢地界，传播到了浙江其他地区并扎下了根。在胡则信仰的形成、扩大过程中，僧侣们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参与了胡则庙的建设、修理及传说的伪造，藉此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与此同时，士大夫出身的胡则神，也获得了当地士人阶层的关心、支持。士人阶层除了不断美化胡则神的形象外，还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伪造胡则的经历，并向王朝游说，使得胡则神陆续得到了王朝授予的爵号、庙额，并编入了当地的祀典。因此，数百年来，胡则信仰能在当地持续繁荣并获得发展。

第四章：浙江省的各个区域，都存在其地独特的自然灾害、交通状况、经济类型及乡土意识、巫术文化、移民等要素。由于这些因素在各地的不同组合，使得各个区域的民众对地方神的形象、灵力的期待都有所区别。在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平原地区，蚕神、潮神、航运保护神、财神等神灵在民间很受欢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区域有发达的蚕桑业、频繁的潮灾、普及的水运、繁华的工商业等，当地民众对前述神灵的需求就较为强烈。在金衢严三府盆地、丘陵区域，对被附会成与儒教价值观相一致的历史人物胡则、徐偃王、周雄等乡土保护神的崇拜发达，这其实与当地较强的乡土意识以及容易发生干旱的自然环境相一致。温台处三府的马夫人、陈夫人信仰的盛行，则与该地域发达的巫术、道术文化以及接受较多的福建移民等因素有关。该地平水大王（周凯）信仰的推广，也是与该地沿海平原容易遭受台风侵袭、海水倒灌等自然灾害相关，同时也反映出该区域的早期开发历史。总之，这些地方神都与当地特有的状况相对应，满足着各个区域内的民众的心理欲求。

通过以上四章的考察，中央祭祀政策对民间信仰形态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形得到了实证分析。特别是明中期严厉实行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之时，各地的民间信仰形态产生了重新组合。具体而言，与儒教观念高度一致的关羽信仰，由于道士与读书人、官僚甚至皇帝的鼎力推崇，此时其信仰迎来了根本的转折点。同时，原本与儒教观念不太相吻合的周雄信仰，也通过主动的传说改编，一下子与儒教的祭祀政策相接近，获得了官方有力的保护、表彰。在道德方面备受同僚批评的胡则，也通过当地读书人的美化、改造，其个人形象与儒教的祭祀观念产生了一致性，因此转变成为儒家正神，享受着国家保护、民间支持的荣光。

另一方面，各地的民间信仰，都与各个区域特殊的环境相对应。在浙江省各个区域范围内广受崇拜的各种地方神，都与该区域特有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相一致。也就是说，只要地方神的生前事迹、死后灵异传说与各个区域的自然、人文环境相适应，其信仰就有延续并扩大的可能。即便在原理主义祭祀政策高度盛行之时，这些神灵也能通过改编传说、美化生前事迹等手段，逃脱王朝政策的打击，继续在浙江各地得到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