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教育的导入“孕育”着中国近代教育学科

西方近代教育的导入“孕育”着中国近代教育学科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

2.2　西方近代教育的导入“孕育”着中国近代教育学科

西方近代教育导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著述的方式从书本文字上进行介绍、宣扬，其主力是来华传教士，偶尔也包括曾赴洋考察的清廷大员和极少数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二是通过办学的方式从实践上直接引进“洋学堂”，其主力通常是清代各类新式教育机构的举办者或策划者，主要包括参与教会学校办学活动的传教士以及参与“洋务学堂”办学活动的洋务大员、外籍教习以及民间士绅等。[10]两种方式导入的西方近代教育，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学科的“孕育”，其意义可能是多重的。首先，对西方近代教育的文字介绍和描写（很多时候是出于有意无意的“渲染”[11]），一方面为国人提供了关于西方教育学知识的先期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国人欧洲教育想象的重要来源，这种常被美化的欧洲教育想象[12]，又成为“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据以倡言变革传统教育、创立新式教育的有力武器！19世纪末不少关于师范教育的议论亦多由此出。其次，西方近代教育在实践层面上的导入，启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它既为“孕育”中国近代教育学科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又为国人获取抽象的、有条理的教育学知识提供了必要的实践的和感性的基础与参照。

详言之，西方近代教育最早是在明清之际，即第一波西学东渐的高潮中导入中国的。其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艾儒略、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原名王丰肃，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傅汎际等人的中文著（译）述，为国人提供了关于西方教育学知识的最初资源。

“《西国记法》或称《记法》，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著于南昌。”[13]《记法》凡6篇，它从记忆的生理构造入手，以形象记忆为要诀，总结出“生动有致”、“鲜明起观”、“疑似宜分”、“象所宜称”[14]等十条具体方法，详说如何通过“养记”以达“善记”和“广记”之目的。有人说，把《西国记法》视为第一部“记忆术教本”或“教学法专题”之类的论著，并无不妥。[15]

1623年，艾儒略在杭州刊印《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两书，均为明末介绍西方教育的力作。其《职方外纪》虽以叙述世界地理为主，但对欧洲学校制度和文化设施亦有专论。《西学凡》以耶稣会1599年公布的《教学章程》（Ratio Studiorm）为蓝本，对当时西方教育（实则以耶稣会学校为例）的学级编制、学校设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考试方式等作了比较全面而又扼要的绍述。耶稣会派的教育体系在当时确实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学校不仅统一拟有详尽的学科计划（包括教学内容与方法），还十分重视教师的选拔和培养，所以，美国教育史家格莱夫斯（F.P.Graves，1869—1956）说，良好的教学法和优秀的教师一直是“耶稣会高等学校最称特色的地方”。[16]《西学凡》曾详细介绍过观测法在教育上的运用，作者将“文科”的“议论之法”归纳为“五端”，其首端即为“先观物、观事、观人、观时势，而习觅道理以相质”[17]，强调察物以寻理的方法；“理科”旨在“格物穷理”，“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砂，如玉在璞，须淘之剖之”[18]，故须“依显测隐，由后推前”[19]；医学亦必须“辨外体百肢之殊、内脏诸情之验，及万病之所以然，而因设其所用疗治之药”[20]。它还介绍说，修习理科，“三、四年可成”，其学程为：“初一年学落日加”，“第二年专学费西加”，“第三年进斐禄所第三家之学，所谓默达费西加者”，“第四年总理三年之学，又加细论几何之学，与修齐治平之学”。[21]可见，《西学凡》对教育方法和学程的议论已相当具体而深入，有人甚至声称，它“是耶稣会士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唯一专著”[22]。(www.guayunfan.com)

1620年，高一志的《童幼教育》刊印于澳门，后随作者重返中国内地而流布。《童幼教育》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教之原、育之功、教之主、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学之始、学之次、洁身、知耻；下卷含：缄默、言信、文学、正书、西学、饮食、衣裳、寝寐、交友、闲戏，凡20篇。

《童幼教育》先从“原”、“功”、“主”而论父母和家庭之教育，继从“助”、“法”、“翼”而论贤师和学校之教育，并举“以贤德之亲不能攻其子之恶，而贤师之教能攻之”之例，来说明“善师之功大矣哉”，“师不急乎哉”的道理，其用意在于强调“贤德之亲”（家庭教育）和“贤师之教”（学校教育）应互为补充，相协调而致平衡。此外，《童幼教育》有着明显的德育中心倾向。其中“学之始第七”一节开宗明义地指出：“凡学贵以序而进焉，则先立乎其本，而后及其末。本者，仁也，修齐之根而诸善之母也，则始学体仁者，径道也”。“洁身”、“知耻”、“缄默”、“言信”等节，讲的是童幼教育的道德要求；“饮食”、“衣裳”、“寝寐”、“交友”、“闲戏”等节，则从日常当中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方面（类似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小学”）讨论儿童当执之行为规范。[23]据此，明儒韩霖作序称：《童幼教育》与朱熹所言“亦多符合”，“谓此书为厄弟加之全书可也”。[24]“厄弟加”（Ethica），即今之“伦理学”。《童幼教育》与伦理学有如此密切之关联，这与《论语》和《大学》之类的中国典籍既言教育又言伦理、为言伦理而言教育，何其相似！然其“教”、“育”、“学”之分，“原”、“功”、“主”、“助”、“法”、“翼”、“始”、“次”之辨，却不为中国古籍所重，其“教”之内容的广泛和“教”、“学”分立的倾向这两条，亦为中国古籍所不取。[25]

鸦片战争前后，在第二波西学东渐的高潮之中，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1827—1916）等人的中文著述在进一步介绍、传播西方教育文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学校论略》（以下简称《论略》）成书于1873年，是花之安来华后最先撰写的著作之一。全书共分7章24节，其中有6章论述德国的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略述泰西各国学校教育的概貌过后，花之安即依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顺序，详论德国近代教育。他介绍道，当时（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初等教育分“乡塾”和“郡学院”两段；中等教育有所谓“实学院”和“仕学院”两类，实学院又分上、下院两级，仕学院则与实学院的上院属同一层次，“上实学院首班考出，可入太学院……下实学院，虽首班考出，亦不能入太学院，可入技艺院”；隶属高等教育的“太学院”，则以“博古穷经”为志，“院内学问，分列四种，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26]此外，《论略》还述及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入学要求、考课与升学路径等。——这岂不是一幅活脱脱的德国近代学制系统图吗？更有意思的是，花之安对德国各类中、高等学校的介绍既广且详、着力甚多，他曾借用宋代“书院”之名，创造性地将德国各类技术或专门学校译作“技艺院”、“格致院”、“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等，这些译笔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独到之处。

《论略》问世以后，在中国知识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郑观应对“学校”的丰富议论（主要见于《易言》和《盛世危言》二书），“不仅所用名词术语与《德国学校论略》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其内容也多是抄录后者或对之加以概括提要”[27]。王韬读了郑的《易言》之后又将它誉为“救世之药石”[28]。当然，《论略》一书的意义决不限于对西方教育的简单介绍和肤浅认识上，它甚至启发了人们对于“治乱之源，富强之本”的追问，并最终把矛头指向学校变革。郑观应即是在研读了此书之后，突然悟到：“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29]此外，康有为（1852—1927）、黄遵宪（1848—1905）、郭嵩焘（1818—1891）等人的教育改革思想，都可能深受花之安《论略》一书的影响。[30]

此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第325卷（1875年2月27日）和第653－656卷（1881年8月27日至9月17日）上分别发表《论西学设科》与《学校振兴论》两文；1882年，丁韪良《西学考略》书出；1889年，李提摩太所撰《新学》一文在《万国公报》发表，后又更名《七国新学备要》，并以单行本印售。这些著述或重在介绍西国设学之详情，启国人所未知；或意在倡言教育改革，给变法派造势，它们在导入西方近代教育上真可谓不遗余力。

从16世纪末开始，经过长达3个世纪的“冲击”与“反应”，从书本文字上的宣扬、介绍，到办学实践上的摸索、仿效，通过这两条途径导入的西方近代教育总算在中国稍稍立住了脚跟。其过程虽然充满了曲折和斗争，但国人对于西方近代教育的认识终究是得到了拓宽和深化。这些认识既是获取西方教育学知识的先期资源，又可以成为批判传统教育、催生近代新式教育的“利器”。由此来看，西方近代教育的导入，在知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滋养”和“孕育”着近代教育学科。随着传统教育体系变革的深入以及新式学堂的迅猛发展，近代学制应运而生。1904年1月，癸卯学制的颁行，第一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宗旨、肄习年限、课程设置以及相互间的统属衔接关系，使得全国教育的发展有了体现国家意志的、统一的法律保证。而随着近代学制的颁行，很快又迎来了中国近代教育学科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