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期（―）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

转向期（—）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

第五章　转向期（1920—1927）

191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由于受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的新文化运动之激荡，思想领域一时风起云涌，异常活跃：一方面，封建儒教权威作为旧思想之核心遭到了彻底的清算，它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已经被'垮；另一方面，各种“主义”、“学说”或以新思想的面目，或以新方法的名义，纷纷输入国内，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实用论、怀疑论、未知论以及辩证唯物论，它们都在中国“找到”了各自的宣扬者和代理人，各种思想、学说在激烈的交锋中被传播，也在传播过程中遭批判、质疑。在思想界空前自由和活跃的社会环境下，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推动各种思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讨论与研究，专门组织、成立了一些文化性社团，其中梁启超访欧归来以后参与创办的讲学社、中国公学、尚志学会等，它们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界都是很有影响力的社团。这些文化团体有意识地邀请外国学者、文化名流来华讲学，宣传他们的思想学说，在客观上极大地激发了国人对于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兴趣，并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在文化领域、学术领域上的接触与交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威应邀来华讲学，并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开始了他长达2年多的中国之行。此外，还有英国的罗素（B.Rus‐sell，1872—1970），法国的班乐卫（Paul Painlevé，1863—1933），德国的杜里舒（H.Dreisch，1867—1941）和印度的泰戈尔（R.Tagore，1861—1941）等人应邀来华讲学并作文化考察；更有孟禄（P.Monroe，1868—1947）、推士（G.R.Twiss，1863—1944）、麦柯尔（W.A.McCall，1891—1982）、克伯屈（W.H.Kilpatrick，1871—1965）、柏克赫斯特（H.H.Parkhurst，1887—1973）等人相继来华指导教育调查、宣传推广教育实验、指导编制教育测验并培训专业人员等，直接参与指导教育科学研究，甚至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差点儿成行。其盛况略如表5‐1所示。

加上留学潮流的转折，大致出现在1915年前后，当时美国即已取代日本成为接受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国家。如前所述，截至1919年，单是从杜威所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回国的8人中，至少有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知行（行知）、张伯苓、郑宗海（晓沧）、陈鹤琴等7人，他们或参与筹划杜威来华事宜，或给杜威演讲担任口译，或随行陪同，在杜威来华讲学的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5‐1　1919年至1927年间世界文教名流在华活动一览表

①［法］巴斯蒂：《班乐卫1920年中国之行》，金东吉主编：《张海鹏先生七秩初度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20页。

②关于颜文举的来华情况，请参阅田正平：《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以1912年至1937年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③关于推士在华两年间的工作情形及其总结，详见其事后所撰的著作：Twiss，G.R.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China.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Limited，1925.

④在印度资本家比尔拉（J.K.Birla）的资助下，泰戈尔组织了国际大学访问团，计划全面考察中国文化。其成员包括：国际大学梵文教授沈谟汉（KshitimohanSen），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师南达拉波斯（Nandalal Bose），加尔各答史学教授纳格（Kalidas Nag），美籍社会工作者格莉恩女士（Greene）及国际大学乡村建设指导、泰戈尔的私人秘书恩厚之（L.K.E.Imhirst）等。参阅刘炎生：《徐志摩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续表

继留学潮流发生转变（1915年）之后，在思想文化愈加自由、活跃、开放的现实背景下，更在以杜威为首的一大批美国一流的教育学家访华的直接带动下，中国近代教育学原理的发展迅速“转向”：美国教育学，尤其是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迅速取代了过去一直摆而未脱的日本教育学之影响地位。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作“转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