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教会的争吵

制宪议会最致命的一点是和天主教会发生争吵。没收教会财产对教士当然是一次打击。那些曾以他们的支持而使第三等级的起义成为可能的乡村教士，现在发现他们与教区居民一起在星期日做礼拜的建筑物已经属于“国家”了。由于失去有收益的财产，神职的基础就遭毁坏，同时革命前成千上万的儿童在其中免费受教育的学校也被毁掉了。不过，教会和革命之间爆发争吵的原因还不在于物质财富问题。制宪议会的成员对教会所抱的观点就是以前多数君主政体所抱的那种观点。政教分离的思想完全不是他们的见解。他们把教会看作是公共权力的一种形式，其本身应从属于国家主权。他们坦率地说，穷人需要教会，如果要让他们尊重有钱人的财产的话。总之，剥夺教会的收入之后，他们为使教会维持下去不得不提供必需的一切。议会为学校制订了许多由国家主办的慷慨而民主的教育规划，尽管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很少得以实现。在 1790 年《教士公民法》中，为教士制订了新的规划。

《教士公民法》这一文件大大有利于建立法国国教。根据文件条文，教区的教士和主教应选举产生，主教由挑选重要官员的那同样五万名选举人选举产生。新教徒、犹太教徒和不可知论者，只要根据公民身份和财产资格就能合法地参加选举。取消大主教区，重新划定现有各主教区的管辖区。主教区的数目从一百三十多减为八十三，致使每一主教区都与每个郡处于同一管界内。只允许主教将自己的晋级通知教皇，不准在职主教承认教皇的任何权力，而且未经政府允许，教皇的函件或敕令不得在法国印行或实施。全体教士从国家领取工资，主教的平均收入实际上有所降低，教区教士的收入实际上提高了。挂名闲职、身兼数职，以及教会支持的养活贵族家庭的种种其他陋习一概被废除。与此同时制宪议会也禁止宗教宣誓，并解散了所有的修道院。

上述措施中，有一些基本上不会引起新的惊恐，因为革命前法国主教已由国王的民事当局所指派，并经教皇批准，以文件形式传达到法国。按照旧的“法国天主教会自由”的精神，法国主教传统上对教皇在法国的权力是存有戒心的。当时许多主教乐于接受像《教士公民法》这样的东西，但条件是要经他们认可。制宪议会拒绝在管辖法国教会方面作出那么多让步，而倒要求教皇，希望能借助梵蒂冈的权力把他们的计划强加于法国教士。但是，梵蒂冈宣布《教士公民法》是对天主教会权力的粗暴侵犯。不幸，教皇还走得更远，谴责整个革命及其所有的成果。制宪议会对此进行反击，要求所有法国教士宣誓效忠于包括《教士公民法》在内的宪法。有半数教士宣誓效忠，半数教士拒绝宣誓，后者包括几乎全部主教，只有七人例外。其中一名愿意接受新安排的主教就是塔列兰，不久他就以几届法国政府外交部长而著名。

“立宪”教士和“倔强”教士这时，法国存在两个教会，一个是秘密的，一个是正式的，前者是靠自愿捐献或从国外走私带进的资金来维持，后者是由政府赞助或主办。前者是由拒绝宣誓和未宣誓的教士，即“倔强”的教士组成，他们急剧地转向反革命。为了保护自己不受革命危害，他们以一种在法国是完全新鲜的语调，强调罗马教皇是全世界宗教的最高权力。他们谴责“立宪”教士是蔑视教皇的教会分裂论者，谴责他们是甘愿按照政府主张保持职位的十足的野心家。宣誓和拥护公民法的立宪教士认为自己是爱国者，是人权的保卫者。他们坚持法国教会一向享有对罗马的一定程度自由。世俗的天主教徒感到惊恐和难以理解。他们许多人都热爱革命，宁可选择立宪教士，但是这样做就意味着蔑视教皇，总的说来，坚持蔑视教皇的天主教徒便都成为一些最不热心于宗教的人了。因此，立宪教士是站在不牢靠的基础上的。在艰难困苦之际，立宪教士的许多追随者最后转而反对基督教本身了。

虔诚的天主教徒偏爱“倔强”的教士。突出的例子就是国王本人。他经常亲自参加倔强教士的宗教仪式，因而使得革命者越发有理由对他表示不信任。路易十六有可能与革命一起前进的任何机会都丢失了，因为他断定，唯有危及他的不朽灵魂，他才能那样做。前贵族自然也偏爱倔强教士。他们现在已把启蒙运动时代的伏尔泰式的轻浮举止搁在一边，“上流社会人士”对宗教事务显示出新的虔诚。农民在 1789 年他们自己的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废除采邑制度以后，对于革命也没有什么兴趣了，他们也赞同旧式的，即倔强的教士。城市工人家庭多数也是如此。城市工人家庭中的男人和妇女可能大声反对教士，但他们仍然需要教士来确定他们的婚姻是正当的，他们的孩子需要洗礼命名。制宪会议及其继任者们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他们对于倔强教士的诡计视而不见，而立宪教士这时却变得可怕起来。他们不时搜捕并迫害倔强教士，但这样一来，反而激发了宗教狂热。

革命者创造典礼仪式和象征以庆祝他们试图建立的新国家。1790 年 7 月 14 日，巴黎伟大的联合节日，聚集了国王、国民卫队和大量群众，象征性地表现了新政治机构期望应予保护的国家团结和国民自由。（Giraudon/Art Resource， NY）

《教士公民法》一直被认为是革命最大的策略性错误。当然，它的后果是极为不幸的，并且扩散到欧洲大部分地区。教会在 19 世纪被正式认为是反民主、反自由的，而在多数情况下，民主派与自由派则被认为是激烈而直率地反教士的。主要得益者是教皇。多年来一直坚持教会自由权的法国教会，被革命推入教皇的怀抱。连拿破仑在十年后与教会和好时，也都承认了法国国王从未承认过的教皇权力。这些都有助于促使 1870 年教皇无谬论的公布，而根据此说，现代天主教会的事务便日益不断地集中于梵蒂冈了。

随着 1791 年 9 月宪法的公布，制宪议会解散了。在解散前，制宪议会规定它的全体成员都不能出席未来的立法议会，因此，立法议会是由仍然希望在革命中出名的人士所组成。新制度在 1791 年 10 月付诸实施。这是一个立宪君主政体，有一个一院制议会和一个不信新秩序的国王。原来设想这是一劳永逸解决法国问题的一种政体，但在法国卷入战争后四个月，由于一次人民起义而使它于 1792 年 8 月垮台，存在仅十个月。一个被称为吉伦特派的雅各宾集团，暂时成为革命的左派或曰进步派，并在立法议会中领导法国进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