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历史研究

陈文祥

中国民族史学由族别史、民族关系史、通史体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形成史、民族考古、民族地区历史地理等几个部分组成。^[1]其中，族别史研究是中国民族史其他几个研究部分得以发展、深化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民族史学研究从其深度上来说虽然已经进入了对中华民族整体研究阶段，^[2]但族别史研究仍担负着探索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重任，并将各民族的历史研究推上了较高的层次。

近年来，史学的宏观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史学研究领域中阐发“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著作不断涌现，相关研究方兴未艾，^[3]在族别史研究中我们虽然不一定要借用西方的全球史观，但在研究中恰当地运用当代史学所强调的整体史观却仍是极为必要的。在本文中，笔者拟以我国西北地区几个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来说明整体史观的运用在族别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一、族别史视阈下的民族历史研究

13世纪蒙古人的西征与扩张改变了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区域的社会发展态势和民族分布格局，这种影响也鲜明的映现于我国西北社会;这一时期，新兴的蒙古人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大量签发、征调、招募中西亚地区各民族人口进入中国境内，为其统治服务，其中有相当数量人口最终落居我国西北地区，深刻改变了这一区域的社会政治、文化、民族格局乃至历史发展轨迹，尤其是在此次历史大变动的深远影响下，我国西北河湟地区在元明之际逐渐形成了回、东乡、保安等几个少数民族。

这几个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具有独特文化样貌民族的历史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得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渐趋清晰;但受相关史料的局限，学术界在探讨西北地区这几个民族早期发展历史时，总难推云拨雾将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完全理清，甚至在研究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较为突出的就是学者们在运用族别史研究方法解析这几个文化相近、渊源相似民族历史时，出现了史料不清、关键语词使用不准确等问题，尤其在“回回”这一词语的使用上更是如此。

回族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回族简史》，无论初版还是修订版，开篇都首先认定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回回民族，简称回族”^[4];基于此前提，此后的论述中皆将回回的历史等同于该时期回族的发展历史;这一点在修订版《回族简史》中更为突出，如将各章直接以某某“时期回回民族”为题。其中对回族的来源和形成，主要同十三世纪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随军征发、迁移而来的突厥、阿拉伯、波斯等中亚各民族以及此后自发东迁而来的中亚商人、传教士等联系在一起;并指出这些人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在元代官文书中他们被通称为“回回”。他们到中国后，绝大部分从事军士、农人和工匠等基层职业，也有一部分人为官、经商、担任宗教职业者等，由于通婚和社会经济关系，与汉、维、蒙等民族人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形成回回民族。^[5]此类观点为很多回族历史研究著作所共纳，如《甘肃回族史》《青海回族史》等。

无独有偶，在保安族历史研究中，“回回”的历史也被当作该民族早期发展的历史，认为“在历史上，保安族曾被称为‘回回’”^[6]，而且也同样强调保安族的形成与13世纪成吉思汗所发动的西征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同样用相关史料当中记载的有关“探马赤军”“回回军”“签军”等资料来说明其形成过程，认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保安族的先民与周围的藏、土等民族不断通婚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7]。当前，保安族历史相关的各类研究成果颇丰，观点各异，但在此问题上，多采用类此论述。

在东乡族历史研究中更加强调回回与其早期发展历史的关系，虽然当前东乡族历史研究中多将其族源追溯至中亚撒尔塔人，但这不过是将回回进一步具体化的结果而已，“说东乡族是以色目人的一种——回回人为主形成的，也是可以的，因为曾有个时期撒尔塔和回回两个词是同义的，撒尔塔人是包括在回回人这个大范围之内的”^[8]。同回族史和保安族史研究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在研究东乡族早期历史的相关著作当中看到大量有关东乡族形成与蒙古人在西征后将大量中亚回回人东迁关系的论述，尤其在《东乡族源》和新修订《东乡族简史》两部著作中，用很大篇幅对此进行阐述和论证^[9]，以此证明东乡族在族源上和回回的关系。

可见，在族别史研究视阈中，这几个民族的研究者都认为“回回”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所研究民族的早期历史。那么，回回的历史到底是谁的历史?应该是谁的历史?此疑问源于当前这几个民族历史的族别史研究模式造成的“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割裂，只有在整体史观的观照下，才能准确把握其关键所在。

二、族别史研究与“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割裂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西北地区回、东乡和保安三个民族是同源异流型民族，她们都是以“回回”人为主源，融合其他民族成分，大体于元明时期形成的一主多元型民族。在当前研究中，之所以出现前文所述问题，主要是因为此三民族在未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之前经历了一个共同发展的共同体时期，但在当前民族史研究中族别史取向的影响下这一共同体被割裂，从而出现了“谁的历史”的疑问。

12世纪末13世纪初，新兴的蒙古人横扫北方草原，先后征服草原各部落，实力迅速增强，成为北方草原的新晋统治者，无人能阻其锋缨。但不料中亚强国花剌子模之边吏于公元1219年扣其货资、杀其商臣，成吉思汗一怒之下发动历时七年的西征，攻陷中亚数十要塞重城;征服中，因其战争消耗过大，兵力渐显不足，所以西征蒙古人改变一开始的大规模清洗杀戮的震慑策略，转而征发当地青年作为“签军”“探马赤军”，为其先锋、助其征战，后随军入华;与此同时，还特意将大量拥有某种技术的人和工匠收编入军队，为其随军服务或送往东方，在相关史料记载中其数目常以万计。^[10]这样，大批中亚回回人来到中国，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尤以西北甘青地区为多。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曾南下攻西夏，征服并占据洮、河、西宁等河湟地区诸州，其随军征战之回回签军、探马赤军多镇戍征服之地。此后，随着战事结束，在当时全国“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11]的大环境下，这些回回军士逐渐由兵转民，以屯田的形式于其驻守的甘肃河西以及甘青交界的河湟等地区定居下来;而随军带来的众多工匠、手工艺者也随地落居;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华经商或主动归附之回回人也不断补充到这一群体当中。在此过程中，这个外来群体虽然没有形成一个民族，但在宗教文化、语言以及群体认同等方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回回共同体。

首先，该共同体是以伊斯兰教为联系纽带的信仰共同体。虽然这个共同体包含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突厥系诸族人等不同民族和种族，有较大的内部差异，但他们在宗教文化上却是相同的，都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相互认同，成为一个信仰共同体。而在社会上，人们也渐渐认可了这一群体的同一性，以“回回”之名冠之，杨志玖指出，“回回”一词，在元代主要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12]白寿彝也认为，回回之用以称呼伊斯兰人，是始于元。^[13]可见，这个名称所反映的正是其宗教属性，直到今天，民间还有很多人以“回回”指称穆斯林。

其次，这一群体逐渐形成了一个语言共同体。这些从中亚地区来的回回人由于来自广大中亚不同的地区，相互之间的语言还存在着一定差别，并非完全统一。杨志玖先生指出，回回人并非来自一个种族或民族，除了共同信奉伊斯兰教外，他们的语言文字都不相同。波斯语虽在他们中比较流行，但也不是普遍通用。^[14]因此，他们入华后为了共同生活和交流之便，逐渐借用了作为统治民族语言的蒙古语;这一点可以从今天生活在这一区域诸多民族的语言特征和语汇构成上得到有力支持。如有学者对蒙古语族语言进行研究后指出，蒙古语族九种现代语言是亲属语言，有同源关系，还列图示说明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源于共同的近古蒙古尔语，而近古蒙古尔语出自中古西支蒙古语。^[15]此外，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还发现生活在甘青地区回族的语言当中仍存留着大量的蒙古语词汇，其语言在语言结构方面也极近似于东乡语。如回族临夏方言独特的语言结构、词汇的重音等都与东乡语非常接近，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临夏回族的语言受少数民族语言(如东乡语)影响的结果，是语言接触造成的。^[16]其实，对这种观点，早有学者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否定了这种可能性。^[17]的确，回族作为临夏地区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在语言上普遍受生活在偏僻山区、人口较少、汉文化水平较为落后的东乡族等少数民族影响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临夏回族也曾使用过蒙古语，并且影响到了他们后来所使用的汉语。

再次，群体认同得到巩固。元朝统治者对其境内各民族实行等级制度，民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回回人作为色目人中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的一个群体，在元代获得了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据邱树森先生的统计，元代不及百年的时间里官至宰执高位的回回人就达到26人^[18]，而执掌地方政府重要职位的回回人则更多。回回人在元代仅次于蒙古人的这种社会地位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获取社会资源，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工具论者通常认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回回人在当时的社会竞争关系中，为了维护他们既得共同资源，客观上不断强化和巩固自身的群体认同，尤其是其宗教文化的认同，并以其为工具，构筑了这个回回共同体的边界。

最后，这一回回共同体是回、东乡、保安等数个民族的“潜民族”阶段，而非独属某一民族。王希恩先生在《民族过程与国家》一书中指出，民族因素是由萌芽状态、潜在的状态逐渐形成的，在它们完全凸现，构成完整的民族实在之前，总有一个萌生、孕育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共同体就是潜民族。^[19]此时的这个回回共同体正是处在萌生、孕育新民族的“潜民族”阶段，它虽然在宗教文化、内部认同等方面已经有了较高的整合度和较强的同一性，但其中所孕育的民族还未凸显出来，不能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民族实在。只有在进入明代后，随着回回生存社会政治环境的剧变——如明代禁胡风、胡俗、胡语，不许本类自相嫁娶等政策变化^[20]——这一共同体才渐趋分化，其中孕育出的各个民族才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即便走上了异流之路，她们对这个回回共同体的认同感仍是相当强烈的，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过大规模民族识别后，民族认同的工具性功能得到强化，这几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才渐趋强烈。

由以上分析可知，有元一代西北地区的回回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单单是今天西北回族的历史，同时也是东乡、保安等民族的历史，它是这几个民族的发展共同史。但在当前民族史研究中族别史取向的影响下回回共同体的发展历史被割裂了，被分解成了各个具体民族的历史，从而造成当前这几个民族研究中出现很多问题;鉴于此，拙以为当前的族别史研究必须要在整体史观的观照下展开。

三、整体史观下民族历史的主客观认知

整体史观的重要倡导者——法国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布罗代尔在说明整体史观时指出:“由于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形式，我们必须设想一系列同时发展和相互搭叠的历史。如果能够把这种复杂的实际情况归结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的节奏的话，事情就太简单、太美好了。”^[21]其实质就是强调要把握研究对象与其相关各维度要素之间的联系，从而摆脱用单一维度分析复杂事象的倾向。在整体史观的观照下进行族别史研究，就要全面结合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民族关系史、民族考古、民族地区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内容进行综合研究;在整体史观视阈中，族别史研究是初步的、阶段性的，而民族关系史研究则是实现民族史多领域研究耦合的有效媒介。在西北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的族别史研究中运用整体史观，不但要从客观上把握她们与回回共同体的关系、他们相互之间的族际关系，即从历时与共时两方面充分理解回回共同体的形成与变迁、合与分，还要综合考虑他们在此方面的主观认同状况。

回、东乡、保安等民族在回回共同体之合、分之下形成，对其合，较易于理解，前文亦有论述;而于其分，则多有模棱两可之处。虽然我们今天通过研究与分析认为，回、东乡、保安等民族大致于元末明初从回回共同体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但是，长期以来这几个民族对回回共同体的认同感并未因分离而弱化或消失，他们对回回共同体主观认同的疏离仅始于我国的民族识别活动。如东乡族，直到解放初，他们并没有显示其强烈民族意识，他们认为自己同讲汉语的回族是一样的，都是“回回”“回民”，他们把东乡语叫作“土话”，其意相当于方言，而并没有因语言的差异而排斥回族并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她们这种认同不能不说是对其共同渊源的认同。即便到现在，我们在西北基层乡村社会当中还常常可以听到在意义上等同于穆斯林的“回回”“回民”等称谓，即回回共同体宗教认同意义上的称谓。此外，历史上官方文书当中对这些民族的称谓也表明这种认同的确是一种客观事实，如在很多清代历史文献当中，东乡、保安等民族名称之后都附加一个“回”字，称为“东乡回”“保安回”等，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则不加区分，通称为“回”，以至于这几个民族的历史史料杂糅一处，难以分离。

可见，在历史上(民族识别前)，不论从西北地区回、东乡、保安等民族的主观认同来看，还是从其他民族的“他者”视角出发，他们都是一个整体，他们所经历的也是一个共同的历史。只有在经过民族识别和划分以后，当民族身份和具体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时候，民族意识才被唤醒，才渐趋高涨。受此影响，在族别史研究中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很自然地发展起来。

在整体史观的观照下，族别史研究可以摆脱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思维，以民族关系史研究为媒介，实现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多领域、多视角以及多种方法、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从而避免族别史研究当中过于强调族别而忽略族际密切关系、只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而看不到他同其他民族共同发展历史的问题，使族别史研究跳出“我的历史”的窠臼，而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探索“我们的历史”。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注释】

[1]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与发展三阶段》，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3]于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

[4]《回族简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页。

[5]《回族简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页。

[6]《保安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页。

[7]《保安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

[8]《东乡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9]马志勇:《东乡族源》，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148页。

[11]《元史·兵志·屯田》。

[12]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3]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页。

[14]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5]喻世长:《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67～71页。

[16]包萨仁:《从语言接触看东乡语和临夏话的语序变化》，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7]马树钧:《汉语河州话与阿尔泰语言》，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2期。

[18]邱树森:《中国回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5～216页。

[19]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20]《大明律·户律三》。

[21]［法］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