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分期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分期

有关近代史的划分史学界争议颇多，本书无意也无力卷入史家圈内的争论，在此只采取一种认定的方式，对近代史的边界作一个大致的确定。有趣的是，经学者的考证，“近代”一词也是一个近代的产物，即是由于中西跨语际沟通后获得新义而出现的新词。将近代作为历史时间术语，本质上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上的思想转变。这种思想转变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1）不续王朝的朝代名、帝名，力图摒弃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写法，反映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时间观念的转换——古典时间观念开始转变为近代性时间观念。

（2）后续中外国名、区域名（如本书中的“近代中国”字样），显示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开始具有了较清末以前近代学术界更为明晰的近代性的空间观念，中国学术界空间观念得到更新。

（3）后续专有名词如：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科学、文明、思想、国家……人道、公民、立宪、思潮、交通、学术、知识、机械主义等。这些后续名词最能反映出“近代”和“近世”的时代特点和基本内涵——“近代性”，因此它们都是近代才出现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正因为“近代”和“近世”既有一个泛化的基本义——“距今不远的时代”，又具备了“近代性”这一基本内涵，所以，新义“近代”和“近世”在作为“价值尺度”的同时，它们作为“时间尺度”比古典义“近代”和“近世”更为精确、具体，更符合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需要^[2]。

传统史学的时间分期断限单位为“朝代”，时间段的划分自然以“朝代”为伸缩，而伸缩时又只有时间下限——今朝，没有确切的上限，伸缩的起点是今朝而不是今朝之前或今朝之内的某个具体的时间，并且今朝实际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流逝的时间会改变它。这样，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就像拉一根极有弹性的、怎么拉也拉不断的橡皮条，这根橡皮条一头被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一头任人拉。从而导致传统史学的时间划分极具收缩性与弹性。但系统地引介和应用国外历史时间分期法，即“古、中、近、现”四分法后，中国历史从弹性度极大的朝代兴亡变为毫无弹性的精确时间分期，如将中国的近代史的起始点设定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或者围绕时间点的上下限的标识问题展开无休止的争辩。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以及具体的分期意见，引起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史分期问题长达3年的热烈讨论。讨论的文章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一次集中反映了中国大陆史学界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学术讨论的研究成果。除了在具体的时间段上的细分之外，大陆学者一致将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80年历史的分期称作为中国近代史，又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与之相对的是从1919年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现代史时期，又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历史学家陈旭麓1992年问世后又多次再版的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通过一种进化论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考察国家的命运，认为“近代中国”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时期。并将这个时期以“五四”（191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段落：前80年和后30年，即从革命史观的角度将近代中国划分为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由旧向新，由停滞向演进，由落后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的。陈旭麓的提法仍然代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约定俗定的划分法。

除了上述大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近代史划分方法之外，海内外学者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蒋廷黻发表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从国际外交的角度对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勾划出了一个轮廓。蒋廷黻认为19世纪是中华民族遭遇的特殊时期。原因在于在此之前，华族虽与外族交往已久，但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外族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将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19世纪，东方文明面临的是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抚夷与剿夷的对外关系与外交战略已经完全失效，中国需要融入新的世界秩序与交往规则^[3]。可见，蒋廷黻根据本人长期的外交经历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出新的读解视角。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将1800年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基点。这个基点不是一个分裂点，而是一个适宜的基点。通过这个基点，有了一种中国大历史的视角。“公元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有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标与大刀对付一群以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文化大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作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源’（Roots of Madness）为题”^[4]。对于黄仁宇而言，公元1800年撬动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5]。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从1793年英国派马嗄尔尼（Macartney）出使团访问乾隆王朝失败这个历史事件着手，指出中西两种文明相互撞击下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启动了两百年来中国为了在一个它不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上确定自己的位置而经历的一系列磨难。他论述到：“对中国人来说，已达到的完美是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可臻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领域。他们越来往，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伤害对方的不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相互撞击，每方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显然，对于佩雷菲特而言，中国近代史从公元1800年又向前推进了——时间定格在了1793年的外交事件。

由美国汉学家所组织编写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导论却从变革与连续性对中国近代史加以分期，将近代史的开端提前于鸦片战争，其理由是：“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一个决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1840年，这可能过分强调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1800年作为18世纪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分辨出四个时期：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6]费正清认为：“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1800年至1949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知识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再次得到调整。”^[7]

华裔美国学者徐中均在《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a）中专门对“近代中国”概念的划定进行了讨论，总结出在近代中国的定界上存在着两种学派。第一种学派倾向于将1839～1840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学派内部也充满争论：中国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近代中国史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8]。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为一个新时代开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以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更恰当，理由在于：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徐中均认为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过他本人倾向于第二种学派，即把1600年前后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本人主要出于对近代中国形成的内部动力的考虑，希望追溯到制度政策的前生源头，把握暗藏或忽略的历史潜流，试图证明近代中国历史有其自身变动的逻辑^[9]。这一段文字较好地表明了徐中均选择1600年前后作为近代中国观察起点的良苦用心：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要奋斗史，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的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10]。这段话也恰好回答了书名中“中国的奋斗”的提法。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的划分进行考察，目前的代表观点有：1926年出版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此作可谓中国新闻史开山之作，首次将中国报史分为四个阶段：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报纸营业时期。虽从汉唐的邸报谈起，但戈公振认为，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最初为月刊，周刊次之，日刊又次之^[11]。将1833年由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主持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作为我国现代报刊的起始，其理由是：“此报发刊于中国境内，故我国言现代报纸者，或推此为第一种，因前三种^[12]皆发刊于南洋也。”^[13]可见，戈公振将近现代报刊史的时间段限定在1833年至1925年后（写作时间受限）。

新闻史研究权威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中虽然没有明确给出对近代的时间划分，但从章节结构上看，他将近代报刊史的时间段划定为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在马六甲共同出版《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到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方汉奇之所不同于戈公振的理由是《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用中文出版的，从文字的角度而非地域的角度，将1815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纳入中国近代报刊史的范畴之内^[14]。

李彬在《中国社会新闻史》中对近代史的划分给出一个相当明确的态度，尝试将近代史的划分与一般教科书区别开来。他认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都可以作为一个大的近代史或现代史范畴。原因是：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所处的世界环境是一样的，差别仅仅在于力度和方式。其本意是想直接运用“现代史”这个概念以区别于古代史，但担心容易和通行的概念相混淆才不得不用近代史。对于鸦片战争为何作为近代史的起始点，李彬给出的回答是：不管是用近代史还是用现代史概括天朝体系瓦解之后的转型过程，鸦片战争都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的中国，处于古代文明范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面临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即几千年华夏文明从未遭遇的危机和挑战。无论我们怎么划分历史分期，鸦片战争之后都属于一个全新的时段^[15]。在李彬的认定中，近代史应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延续至今，近代史与现代史是同一的，其原因是自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所面临的环境，所需解决的挑战都不曾改变。

从上述对近代中国分期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具体的时间段都可以重新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学术研究探讨的角度，孰对孰错，无需确证。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从分歧中看共识之处，19世纪是中国的转折期，易于标识出来的历史拐点就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开启了有别于以帝王将相立传的传统史记方法，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叙事话语与模式。

参考多种思路，结合传播学的视角，本书尝试将近代中国的认定设计为两个观察类别：第一个观察是从大传播思想的角度，从1793年英国使团访问中国提出通商要求至今，这将是本书的横纵式全球化浪潮的历史背景。具体理由是：首先，整体上，虽然看似不符合某项权威的约定俗成的划分方法，但实际上仍然在主流学术观点的框架之内。从上限上看，符合以黄仁宇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1800年前后作为转折点的大历史观，从下限看，符合以徐中均、李彬等学者提出的现代中国的变革与奋斗的主题。

再者，将1793年作为起始点完全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如果说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其原因是西方文明通过暴力的手段强行进入中国，强行将中国从孤立于世界的立场拉入世界各国竞争格局的境地，那么1793年的来访就是一次和平的非暴力的交往方式，但当时天朝帝国傲慢地拒绝了，这是一次人类异质文化和平交流与沟通的失败，最后不得不通过相互伤害、相互仇视的方式达成交流与传播的结果。

第三，本书同意一些学者的判断，中国的现代化命题还没有完全结束，或者说，19世纪中国先知先觉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正如龙应台在《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中所嘶喊的：“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16]因此，本书所专注的舆论思想的研究议题需要根植在近代中国延续性视角之中，尽量避免人为地将历史断裂成碎片，从而有助于真正地看清楚变迁脉络。

第二个观察是小传播思想的角度，即根据新闻史学者对近代新闻思想的主流划分，认定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研究时间段从1834年1月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刊登的中国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近代意义的新闻思想同近代意义的新闻事业一样，最初都是经传教士从西方传入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现代化转型的新局面。这种划分将近代意义报刊及其研究的出现作为启点，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新闻思想与党报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作为终点，属于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的约定俗成之法，有助于论述的便捷流畅。概而言之，经过分析与思考，本书将采用“大传播—小传播”交织补充的分期方式观察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