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

中国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_西部发展研究

李俊清

中国的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中国有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与14个国家接壤，其中1.9万多公里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涉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9个省(自治区)的136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其中自治县或民族自治地方所属县107个。边疆民族地区总人口22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占了近一半，有3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所以，我以下所讲的内容大多数是关于边疆的，但是它也会对国家的整体产生影响。

引言:中国进入了民族问题多发期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生的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转型，新中国这6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30年，后30年市场经济的改革确实带来了很多变化。但是改革进行到现阶段，一方面成就巨大，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将近52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很多，由于社会利益分配出现巨大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如股市低迷、房价高企、劳资矛盾较突出、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较紧张以及民族宗教问题等等。

在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中，民族问题是非常敏感和非常复杂的重大社会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处理得不好，甚至会导致国家分裂。而且，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进入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但由于民族地区大多属于经济落后地区，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也与内地有较大的差异，在现代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震荡与冲击，要比内地更强烈，引发的矛盾及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尖锐。此外，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人口流动加快，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众到东部地区打工、经商、求学，而内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到西部民族地区旅游或工作，在促进各民族交流和发展的同时，也会由于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各种各样磕磕碰碰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獗，严重威胁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进入了民族问题多发期。

因此，维护民族团结，消除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而共同繁荣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这也是中国社会每个公民都应该承担的责任，都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一、民族与民族问题

(一)什么是民族

既然民族问题这么重要，我就先试着分析一下什么是民族。大家知道民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无论政策文件、媒体宣传，还是我们经常填写的各种登记表格，都会常常提及。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民族到底是什么含义。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民”和“族”两个字大多数是分开的，也有个别的是连在一起的，但也不是今天这个意思。今天所说的“民族”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一个概念，在英文里有多个词汇表述，如people，ethnic group，race，nation等等，虽然都是对人类不同群体的界定，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是说文化差异，有的是表示人种的差别。但nation则更多的是与“国家”“国民”“国族”等政治含义相关联的，是随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兴起开始传播和扩散的。nation传到了日本，日本用汉字翻译为“民族”，我们引进了。但究竟什么是民族，还是有很多争议。比如，美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就认为:“‘民族(nation)’一词通常很少在精确意义上使用，且常与国家(state)、国土(country)、族群(ethnic group)和种族(race)替换使用。”我们有时把它翻译为“民族”，有时则翻译为“国家”，如“联合囯”的英文就是United Nations，而国家民委的官方英文名称是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央民族大学原来的英文校名是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后来改成了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干脆用汉语拼音来表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使用的“民族”概念，是斯大林的概念。斯大林说，民族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四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缺一不可。自从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关于民族的表述中，基本上用的是斯大林的概念，而且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用的也是斯大林的标准。但是，斯大林讲民族是根据前苏联的特征，尤其是在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时候，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来推翻沙俄统治，因而强调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强调民族是个政治实体，是nation意义上的实体。但是到了今天，中国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仍然套用是不是合适呢?恐怕也有点问题了。比如说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是相互交流形成认同的基础，但这是否是唯一的特征呢?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来说明，大家知道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本民族语言，有22个民族共使用28种文字，其中壮、布依、苗等12个民族使用的16种文字是由政府帮助创制或改进的。有不同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的，如满、回、汉等;也有同一民族使用不同语言和文字的，如藏语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甚至两两不能互通，而蒙文则有新蒙文、老蒙文差别。可见，语言文字是区别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不是唯一特征。再说共同的地域特征，这个就更复杂了，说地域和人的结合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每个人都在一片地理空间上生存。你是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还是建立地方行政区域，或者是游牧迁徙逐水草而居呢?我们说的“地域”这个概念应该从哪个层面去理解?是指地理意义、主权意义、行政区划，还是文化意义等?所以说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理解民族与地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至于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指人类刀耕火种或自给自足时期，由于地理隔绝、交通信息闭塞，而形成的不同区域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别，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有游牧经济，有渔猎经济，也有农业经济。但现在的市场经济已经把所有人编织在一起了。例如，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一个牧民，他的经济生活看起来是游牧，但是他的皮毛和肉制品的产销量取决于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皮毛和肉类价格的波动，他已经不是原来那种自给自足的独立封闭的经济体。这是一种社会分工，而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体系。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持续多年的巴以冲突是世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既没有国家意义上的共同的地域，也没有自成一体的经济生活，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但是你能说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吗?是!正是非常强烈的族群特性把以色列人召唤到了夹在阿拉伯世界的汪洋大海中，在一块地方上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成长壮大。又比如，我们看过的电影《大篷车》，讲的是吉普赛人。法国去年大规模地驱逐罗姆人，罗姆人就是吉普赛人。他们有自己的祖国吗?有自成一体的经济生活吗?没有，但是你能说罗姆人(吉普赛人)不是一个民族吗?他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他不是。至于文化心理，这个可能稍微强烈一点。就其本质而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包涵着宗教信仰、历史记忆、生活习俗等等，包括说北方的民族相对比较彪悍，南方的民族比较婉约。这是我们说的文化心理特征，但这种特征是族群特征还是区域特征呢?我们说山东人的性格和山西人不太一样，历史上山东是出梁山好汉的地方，豪迈直爽，但可能会因一言不合而拔拳相向;而山西人喜欢吃面、善于经商，晋商吃苦耐劳也工于心计。这是一种区域特征还是族群特征呢?所以另外一种方法有了，大家知道有个很著名的学者叫安德森，他著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他说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你看在座的诸位同学，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也是这样，高矮胖瘦、性格、家庭出身、文化教养、个人嗜好都不一样，差异性是人类的重要特征之一。安德森说，所谓民族是一种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且拥有主权的共同体，所以是建构出来的。以美国为例，当一个人说他是美国人，可以让我们想到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美国人，即拥有美国国籍，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他都有。二是同时会说他是这个文化群体的一分子，说既然是个美国人，不管是白人黑人，不管他来自于哪里，都基本上有这些共同体的东西，比如都尊崇那些写进美国宪法或《独立宣言》中的价值和信条，崇尚市场经济和个人的自由，甚至生活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快餐、看好莱坞大片、穿牛仔裤等等。在一些国际场合，人们往往会说，“看那一群美国人”，特征很明显的，衣着随意、性格直爽、大大咧咧的，他其实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体了。美国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国族(nation)了，是通过国家灌输政治价值和文化消费，使这一群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或政治意义上的实体了。

现在常用的关于民族的表述是:民族是一个历史现象，是指某些方面，特别是文化传统、心理认同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共同体，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人群的结合。并且，一些民族是基于自然地理条件而形成的原生性民族，如鄂伦春族、珞巴族等，他们原来生活在深山老林中，与外界没有多少交往，所以他们的文化特征保存得特别完整。一些民族是社会或国家基于某种需要建构起来的，如我们现在讲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具有共同特征的共同体。现在我们走遍960万平方公里的任何一处，无论到哪个单位，人长得不一样，高矮胖瘦也不一样，但一问正在干吗?回答准是正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正在推进城镇化改革……即他们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社会经济活动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民族是一条流淌着的河，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翻开一部中国历史，二十四史中记录的少数民族非常多，如高车、铁勒、柔然等等，但今天到哪儿去了?没有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转化融合在其他族群中。第二，各民族之间不断地相互借鉴、交流融合。今天的族群，经过国家识别是56个，那么是不是永远都是56个?不是!市场经济和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会使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这个民族开始品尝那个民族的特色食品，那个民族开始喜欢这个民族的音乐。就像现在的中国人到国际舞台上，穿什么服装呢?什么是国服呢?女性都穿旗袍，这是东方女性的象征。大家知道，旗袍是满族妇女的民族服饰，但现在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妇女的一种标志性服饰。所以，民族文化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即使是我们目前已识别出来56个民族，但大家知道，其实还有许多未识别的民族。例如，到青藏高原，要登山了，给你找个向导吧，这是夏尔巴人，但一翻开56个民族名录，没有夏尔巴人;再往云南走，到了泸沽湖，人们对走婚的习俗都很好奇，一问是摩梭人，名录里也没有;还有僜人、克木人、莽人、穿青人等等。所以，民族是一条流淌着的河，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汇聚融合。

(二)民族主义与民族问题

一句话，民族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差异的不同群体。所谓差异，就是说这一群人和那一群人在文化、心理、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有所不同。有差异性不怕，正因为差异性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丰富多彩。但是，遗憾的是民族的发展会产生一种民族主义，而基于共同心理和情感形成的民族，成为其进行社会动员、谋取社会利益最适合的工具。这里说的民族的共同性，并不是说我们在一起彼此欣赏，唱歌跳舞。人在现实社会中要谋取利益，谋取利益就得寻求群体的力量，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所以，历代的政治家、政党在实现某一个政治目标的时候，都要进行政治动员。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和宗教情绪是进行政治动员最廉价、最有效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不需要承诺你什么，用一个口号就可以把你心灵中潜藏的火焰给燃烧起来。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利用民族情绪动员革命力量，引发了持续200多年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思想浪潮。

在持续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形成了许多很强烈的甚至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人类自然地形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除非每个民族都有国家，享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否则人类不会获得任何美好的处境”，“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国家的时候”等等，都强调一族一国。今天国际上有个所谓“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其主要特征就是地方分离主义运动，即所谓一族一国的民族自决、民族分离。但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民族有3000多个，可国家只有200多个，所以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就是我们的邻居韩国、日本，号称他们是一族一国，比如日本一再宣称大和民族和日本国是同一语，但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到了日本的北海道有阿伊努人，到了南边的琉球群岛有琉球人，跟日本岛的人是不同的，文化甚至人种长相都有差别，但日本不肯承认，说他们全体都是大和民族，没有少数民族。所以，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应该是多民族国家，而民族主义思潮使得“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更加复杂，这就是引发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

民族与国家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同往往导致民族问题从一个文化心理问题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中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如果仅仅是文化心理上的问题，那很好解决，比如你喜欢唱歌，他喜欢跳舞，那你唱歌他伴舞就可以了。但遗憾的是，它要对公共权力，对现有的国家边界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挑战，因此它就成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和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族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有人曾经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共发生了270多起比较成规模的国际冲突，其中90%以上都是由民族矛盾引发的。不管其背后的原因是争夺土地还是争夺资源，其表现形式都是这一族群人跟那一族群人在打仗。民族矛盾和冲突是导致前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解体最直接的因素，前苏联就是以民族边界解体的。现在的巴以冲突、俄罗斯的车臣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等，可以说我们打开一张世界地图看看，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当今世界各地的热点问题，几乎都是由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引发的。因为民族冲突，人类经历了种族仇杀、强制隔离、暴力驱逐、族群歧视等种种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政府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处死了600多万犹太人和波兰人，只因为这些人是所谓的“劣等民族”，这是人类民族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有80～100万人死亡，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历史性悲剧。

(三)世界各国应对民族问题的方法

民族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各国的政府、学界、社会也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化解民族问题，妥善地处理民族问题。虽然世界各国各有各的特点，但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么几种模式:

第一种，前苏联和个别东欧国家采取的以民族为单位建立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地区。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国家创立了完全根据民族划分行政区划，并且以此为基础设计民族自治或自决的政策。但遗憾的是，这几个国家现在全部按照民族边界解体了，前苏联分成了15个国家，前南联盟分成了7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

第二种，美国、巴西等美洲移民国家将民族从政治生活中抹去，把社会作为民族“大熔炉”，促进多民族自然融合。大家知道，美国在这方面走了一段弯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有严重的种族隔离制度，但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便强调无论你是Asian-American，还是African-American，总之都是American，文化是你自己的个人身份，不影响别人就行，在国家层面上大家都是公民，力图用这种方式来淡化种族边界。

第三种，东南亚部分国家曾经实行过民族强制同化和对异族进行排斥的这样一种行为，试图按照主体民族的需要消除国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经济好时，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外国资本投资，外国劳动力涌入，都放行。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保证主体民族的就业权利、经营权利，歧视排斥其他族群。

第四种，非洲有一些部族国家，整个国家的国民几乎完全由在血缘上具有亲缘关系的部族成员组成，并排斥其他部族，所以部族冲突是非洲大陆持续动荡的重要原因。大家知道，非洲许多国家建国历史很短，长期是殖民地。因为是在原来部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所以国家带有原始色彩，有些国家的国民几乎都是在血缘部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综合来看，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各有利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说只要按照我的方法做，民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没有!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结构不同，民族问题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也不同，所以没有万能的方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还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

二、中国的民族与民族关系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为止，经过识别并且由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56个，相对于汉族而言，其他55个民族的人口较少，习惯上称之为“少数民族”。这只是习惯，不是什么固定的说法。因为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有30多个是跨界而居的。比如，新疆的哈萨克族有140多万人，但过了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在那里就是主体民族了。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9%。同时，我国各少数民族之间人口数量的差异也非常大，比如目前过千万的少数民族有四个，壮族最多，有1600多万人，满族有1100多万人，紧跟着还有维吾尔族和回族。但是，人口还不到1万人的少数民族有6个，如赫哲族、珞巴族、塔塔尔族等，甚至人口最少的塔塔尔族只有3556人。从分布状况来看，中国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由于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交往，全国每一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分布。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在东北、西北和西南三大区域，东部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少。

虽然中国民族众多，且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请注意我的这个语言表述，是说有的差异很大，有的差异就很小，不能说各民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交流融合，相互依存，都为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造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56个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

(一)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基础

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国民族的历史关系。在中国领土上，自远古时期以来，就生活着众多民族(五方之民，华夏、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在绝大多数时期都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并以中华文明为纽带，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从先秦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后来形成了所谓的汉族。我经常讲，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汉族是最不像民族的一个，其自身具有多元复合性，就像一个文化大雪球，不断地滚动着并往里加内容，不断地吸收别的文化，然后慢慢地形成了这个“四不像”。为什么叫“汉”呢?大概是因为汉王朝的时候是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时候。所以，民族就像一面镜子，只有你自己的时候你不觉得，当从镜子里看到影像的时候就意识到本我了。但是，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哪些文化，那就很复杂了。比如，唐朝的时候，十部国乐里有好几部都是胡乐，我们现在拉的二胡、弹的琵琶都是从西域来的，但现在已经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绝大多数时期都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并且以中华文明为纽带，以汉民族为主体，形成了费孝通老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样一个格局。自秦代以来，中国只在个别时期实行过一些民族歧视，在大多数时期民族关系相对和谐，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因俗而治”的方法。我们所说的个别时期，一个是在元朝时候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这里的南人是指南方的人，汉人是指原金统治区的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等);另一个是清朝女真人入关的时候，也有过短时期的个别民族歧视，比如发式，“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是，当清朝稳定以后，就开始糅合“天下一家”了，就开始思考民族关系了。例如，清朝在雍正时期，处理了吕留良、曾静案后，雍正皇帝编著了《大义觉迷录》，宣扬清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思想，并引证古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论述了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说所谓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把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组织起来，通过制度安排，使这个体制内的每个人生活幸福，所以它具不具有合法性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考虑的。判断一个王朝的合法性是看其究竟能不能带来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而不是看其属于哪个族群。20世纪初，“驱除鞑虏”是同盟会纲领之一，但很快孙中山先生就淡化了简单地驱满排满情绪，转变为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抗战前夕，中国思想界曾有过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结果深化了大家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识。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多元一体的思想早已成了主流思想。在长时期的共同发展中，各民族形成了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共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中华民族才能虽然历经劫难，但始终生生不息，发展到了今天。

(二)我国的民族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中国实行了独特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有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两年又加了个基层自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两个共同”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指导原则。并且，中国制定了相对独立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形式确认和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在《宪法》中有专门的条款，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而且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还有许多自己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到现在大概有600多件。从中央到地方，在县级以上的政府序列里面，全部设有民族事务管理机关，专门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在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推出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的民族发展等，而且专门制定了少数民族的“十一五”和“十二五”发展规划，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

那么，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了。什么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以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我国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同时还建立了1173个民族乡，它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形式，专门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约64%，中国领土一多半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地方的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3%。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已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71%。在11个因人口较少且聚居区域较小而没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中，有9个建立了民族乡。《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的自治权。所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上把中国的少数民族全覆盖了。

(三)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整体来说，中国的民族关系都相对和谐。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中国的民族关系有了巨大的改善。

第一，政治上完全平等。这个不是空话，我这里有些数据。目前，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13.6%，全国人大常委会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15.53%，均远远高于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49%的比例;各级地方人大少数民族代表比例，一般也高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人大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来自民族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

第二，经济发展很快。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很快。2013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6477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0.6%，较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平均增速分别高1.5、0.9和2.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5.5万亿元，增长23.8%，比全国平均增速高3.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6%;进出口总额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144.5亿美元，增长14%;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78435亿元，增长13.1%;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579元和22699元，分别比上一年提高13.9%和10.5%。

第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繁荣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截至2013年，全国建立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社32家，民族语言文字类音像电子出版单位13家，编辑出版民族文字期刊222种、民族文字报纸99种、民族文字图书9429种。民族自治地方有广播电台73家，节目441套，民族语言节目100个;有电视台90家，节目489套，民族语言节目100个;有各类文化机构50834个，其中图书馆653个，文化馆784个，文化站8153个，博物馆385个，以及其他文化机构等。

第四，各少数民族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充分尊重。目前，新疆地区就有清真寺约2.4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万多人;西藏地区有藏区佛教寺院1787座，住寺僧尼4.6万余人，活佛358名。

第五，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很快。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少数民族人口无论在总量还是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上，都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历次人口普查显示，1953年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仅3532万人，1964年为4002万人，1982年为6730万人，1990年为9120万人，2000年为10643万人，2010年为11379万人。1990-2000年，土家、高山、羌、毛南、保安、东乡等13个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都在2.00%以上，其中高山族和羌族分别高达4.31%和4.26%;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也在1.40%～2.00%之间，都大大高于全国总人口年均增长率0.91%的水平。在1964-1982年、1982-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5.8%分别提高到6.7%、8.01%、8.41%、8.49%。

此外，国家在升学、就业、医疗保障、干部选拔等方面采取了很多特殊政策，扶持少数民族发展。

三、中国的民族问题

虽然我国的民族关系处理得很好，但是有没有问题呢?回答是有问题，并且是很重要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发展，包括在本地区的发展和到东部地区的发展;另一个是社会稳定和反对分裂主义与极端势力。

(一)发展差距依然比较大

发展差距体现在各个方面，我挑选了一些对发展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指标体系，其中包括文盲率、人均预期寿命、铁路公路里程、产业结构、每千人科技人员数、每万人技术成果成交额等等，这些都是影响一个区域发展的重要数据，体现出这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各项指标都很落后。2011年，全国人均GDP为35198元，民族地区为28387元，相差681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民族地区为5112元，相差1865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民族地区为17406元，相差4404元;全国人均财政收入为7696元，民族地区为5121元，相差2575元;全国人均各项存款为61372元，民族地区为39930元，相差21442元;全国人均社会商品消费额为13452元，民族地区为7793元，相差5659元。

2009-2013年，八个民族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0.3%、38.5%、32%、31.5%和31.1%，所占比重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仍占较高比重;而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2.0%、8.7%、26.5%、21.1%和17.1%，贫困发生率变化较大，且与全国同期贫困发生率(3.6%、2.8%、12.7%、10.2%和8.5%)相比，分别高8.4、5.9、13.8、10.9和8.6个百分点，处于整体较高水平。一句话，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反贫困成效巨大，但现在的问题是贫困地区呈现出“孤岛”效应。因为在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大家都贫困，是一片汪洋大海，但现在各地却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孤岛，全国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区大部分都分布在民族地区。

我多次到民族地区调研，在有些地方看到的情况很糟糕，让人挺难过。我说世界都进入信息化、后现代了，怎么还有人这么活着。土坯房，没有窗户，唯一的一个电器还是某基金会给的太阳能手电筒，人畜混居，进去以后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清，差距确实很大。

再就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发展没有交通什么都谈不上。人员不能流通，物资不能进去，信息不能传递，你还发展什么?在我们内地转一圈，要到什么地方去，乘坐高铁，2小时就过去了。在西藏调研的时候，有的乡镇之间距离500公里，我说500公里也不远，但当地人告诉你，你说错了，500公里，你半个月都过不去，中间翻过雪山要一个星期，你能活着过去就不错了。交通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交通，基本上是原始的刀耕火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生活，这怎么发展?

从工业来说，不光是现在有差距，未来几年差距也会很大，因为工业化、市场化竞争能力不足。2012年，全国共有343769家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八个民族省区总数为18757家，占全国的5.45%。八个民族省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60250.83亿元，只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收入的6.57%，仅相当于江苏一个省的50%。2013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八个民族省区一共只有18家入选，只占总数的3.6%，其中宁夏、西藏两个自治区与青海省均没有企业入选。在中国各省区市场化程度指数的排名中，八个民族省区均排名靠后。2013年，八个民族省区对外贸易总额约1144.62亿美元，只占全国的2.75%，仅相当于广东一个省外贸总额的10.48%。

在其他方面，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现代通讯、医疗保障等均明显要比东部地区落后，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二)民族交往与分布格局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

以前讲到民族问题，总觉得十分遥远，说那都是西部地区的事。但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接近3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务工、经商、求学、旅游。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还不足2万人，目前已接近200万人。北京市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有16.85万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达到80.1万人。2010年上海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27.56万人，比十年前增长了165.9%。在最近几年发生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事件中，80%都发生在东部地区。这表明，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我国民族分布与民族交往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并且出现了如下问题。

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入困难

就我目前的调查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东部城市的融入困难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是经济融入困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学历一般都不高，缺乏工作技能，缺乏对市场信息的了解，普遍存在着工资待遇不高、工作种类单一、社会保障缺失、居住场所环境恶劣且相对隔绝等问题，在经济上处于相对边缘化状态。目前，大多数流入东部发达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都集中于具有少数民族特色或与民族地区相关联的餐饮、运输和中介服务等行业，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以在街边经营小摊小贩为业。例如，上海市的一份调查显示，当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31.4%是经营小生意的商贩，而合同制工人和临工分别为29.1%、20.3%，自主创业者仅为4%左右。就业层次低，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是他们面临的共同困难。

第二是社会融入困难。目前流入东部发达城市的许多少数民族成员，除与本族、本地一同流入的人保持了较紧密的关系之外，与当地人的社会关系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而与当地人社会关系的空位，使他们事实上与当地社会处于某种程度的隔绝状态，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去。我国许多城市都有因历史或现实因素形成的特定少数民族聚居而形成的特殊社区，这些社区与城市中其他社区在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差异明显，在城市中显得非常独特。这类社区固然为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提供了生活方面的便利，但是也普遍存在着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方面相对封闭、隔绝的特征。

第三是城市认同困难。由于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都信仰特定宗教，宗教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在生活习俗与信仰方面，也与东部地区汉族群众有较大差异。而东部发达地区缺乏满足少数民族宗教、饮食、居住、文化、娱乐及其他特殊要求的生活设施，使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来到东部地区之后，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加上前述的经济、社会融入困难，进一步导致少数民族群众在心理上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不能形成对所住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感。

2．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存在的困难

东部地区城市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基础教育方面:一些地方因为教学资源使用饱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子女求学无门;教材与教学进度不一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衔接困难;语言不通，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难，进而影响教学质量。

社会保障方面: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集中在一些非正规经营的行业、企业，用工程序不规范、居住手续不完备，无法参加社会综合保险，使他们的工作、生活处于无保障状态。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数学历偏低、谋生手段单一、收入不高、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淡薄，也缺乏获取社会保障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尚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但按现有的相关制度与政策，政府又无法给他们提供其他方面有效的帮助。

公共文化生活方面:公共文化生活是形成公民认同、凝聚国民心理的重要公共服务，参与公共文化生活也是个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东部地区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设计，在过去都较少考虑少数民族因素，特别是对语言、宗教禁忌等方面内容考虑较少。因此，当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涌入之后，既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足。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同族聚居，保守、排他、封闭的特征明显。

从宏观角度来看，有些东部地区的政府与社会团体对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快速涌入，缺乏足够准备，不能较好地引导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不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充分的发展空间。另外，对待少数民族的社会氛围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个别地方出现的宾馆拒住、出租车拒载、机场的歧视性安检等等。这样的情况，使得个别少数民族成员感觉到利益甚至尊严受到伤害，进而引发一些矛盾和争执。

从管理职能部门来看，有些地方对民族宗教工作重视不够，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存在着编制少、经费短缺、与其他部门协调困难等诸多问题。还有个别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民族知识、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的了解和掌握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出现“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状况。

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当然，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而言，也还需要一个适应城市生活、了解城市管理规章的过程。许多人在择业方面存在较大盲目性，使相应的城市在管理、引导方面无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还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家境贫困，在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几乎都是倾家荡产筹集资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然而面对城乡巨大的落差，以及不能在城市寻找到更好的生活，因而出现心理失衡，个别人借助于极端行动来表达诉求。同时，也有部分人由于教育程度较低，法治观念、市场观念淡薄，对国家民族政策理解片面，在进入东部地区城市后，既不尊重当地的社会管理与市场运行规则，又常常以“少数民族”身份给当地政府和市场主体施加压力，寻求“特殊公民”待遇，给当地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困难。近年来，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少数民族流动商贩强买强卖现象，他们既不遵守所在地市场管理规则，也不服从当地政府依法做出的行政裁决。更有少数分裂势力的成员，借助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口流动和信息传播的便利，从事破坏民族团结、抹黑党和国家形象，甚至分裂国家的活动，使当地的一些普通社会问题与遥远的边疆地区涉及民族团结、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的敏感政治问题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

(三)民族分裂与宗教极端势力危及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

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安全问题。这里，我要讲的是民族分裂与宗教极端势力危及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

达赖集团主张的大藏区，是要把面积为24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给独立出去，大家知道这不光是包括西藏，还包括四省藏区。“三股势力”妄想把面积为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分裂出去，在“双泛”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国家。其他的还有“三蒙统一”等等，也都暗流涌动。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在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中，以“藏独”势力和新疆“三股势力”最具危害。它们已经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具有庞大的组织规模，活动能力极强，在国内国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

1．“藏独”势力

这里简单说一说“西藏问题”。西藏本来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被西方列强制造出来的。1884年英国开始入侵西藏，并挑拨西藏与中央的关系，以宗主权理论否定中国对西藏享有的主权，企图达到其分裂、侵占西藏的目的。1914年，英国诱迫西藏地方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在中国中央政府明确反对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事实上鼓动“西藏独立”。十三世达赖由于受到清政府不公正对待以及英国殖民当局蒙蔽，曾一度纵容甚至支持西藏部分贵族的“藏独”活动，但晚年则对“藏独”本质有了清醒认识，主动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络，反对“藏独”。西藏和平解放后，贵族阶层害怕民主改革会剥夺其既得利益，发动了多次叛乱和骚扰活动，最终于1959年在国外敌对势力支持下，在拉萨制造叛乱，失败后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带领下叛逃印度。

说到“藏独”绕不开达赖。达赖是藏传佛教精神领袖，也是旧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十四世达赖喇嘛1935年出生在青海省湟中县，俗名拉木登珠，法名丹增嘉措，是“藏独”势力的核心与灵魂。藏传佛教各派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活佛转世继承体制，并于13世纪中期控制政权，形成政教合一政治体制，且出现一派独大格局。达赖、班禅是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转世体系，格鲁派于17世纪中期在清政府支持下掌握政权，达赖是这一政权的政教双重领袖。藏传佛教在藏区深入人心，活佛是藏族人心目中的神，达赖更是其中地位最高的神。

十四世达赖及其“藏独”集团叛逃后，其活动大致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流亡初期(1959-1971):寻求庇护，站稳脚跟，重建组织，袭扰藏区，呼吁联合国干预。

受冷遇时期(1972-1979):中美关系改善，“藏独”集团成冷战孤儿，军队覆灭，十四世达赖公开淡化“藏独”立场，成立民间“藏独”组织。

对话游戏时期(1980-1986):玩弄代表团外交，假对话、真渗透，十四世达赖窜访多国，逐步摆脱国际孤立状态。

“藏独”第一波高潮(1987-1996):十四世达赖窜访各国频率加大，西方反华势力与“藏独”势力加紧勾结，连续多年在藏区煽动骚乱(1987年9月27日、10月1日骚乱，1988年3月5日骚乱，1989年3月5日骚乱)。

“藏独”第二波高潮(1996-):去“藏独”化伪装，流亡政府民主化，“国际援藏”势力草根化，3·14事件，抵制奥运会火炬传递，策动僧人“自焚”。

2011年8月，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担任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赤巴(总理)”。

“藏独”集团的主要活动方式有:一方面加紧对国内藏区的渗透。以达赖的宗教地位，诱迫境内高僧活佛出走境外接受洗脑，然后回境参与甚至主持各大寺庙事务，并在宣扬佛法过程中宣传“藏独”思想;举办讲经法会，吸引信众出境听经，然后乘机灌输“藏独”思想，培育“藏独”民意基础;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播放含有“藏独”思想的节目，影响藏区群众;鼓励境外活佛高僧对境内捐资，以影响境内寺庙的自主能力;插手境内转世活佛的认定;组织僧侣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交出寺院事务主导权。西藏自治区有4025公里边界线，在边境上分布着21个县、203个镇、770个村，有对外通道312条。漫长的边界线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其渗透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另一方面则是积极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迎合西方社会的思想潮流和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藏独”势力的支持。为了减少西方社会对其政教合一政权的反感，“藏独”集团用所谓“民主”理念重新整合组织，并攻击中国政府“不民主”;为“藏独”活动披上宗教伪装以迷惑国际社会，经常举办各种“法会”、“弘法活动”和演讲，在传播宗教思想过程中宣扬“藏独”主张;借用所谓的“普世性话语”，如人权、环保、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等当前西方社会关注的话题，以减少“藏独”活动阻力;将“藏独”主张与藏传佛教思想、现代科学技术捆绑在一起，借助大众传媒和公共娱乐手段，扩大“藏独”思想在西方民间社会中的影响。

为获取国际支持，“藏独”势力频繁活动于世界各地，游说政府官员、议会议员和民间人士，甚至置领土、主权于不顾。目前，“藏独”势力在欧美、南亚等国家设立了14个“办事处”，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890多座寺庙和传教中心，在传播藏传佛教的同时宣扬“藏独”思想。现在60多个国家中有380多个“援藏独”国际团体和专业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援藏独”学生组织65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如“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就有会员8万多人，“国际援藏网络”在全球有153个成员单位。30多个国家的议会有支持“西藏问题”的组织，频繁就“西藏问题”召开各种会议，通过各种议案、听证会等干涉中国在处理西藏事务方面的内政。个别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接见达赖喇嘛已经形成惯例，而在涉华重要外交场合安排“藏独”活动，或给“藏独”势力提供某方面支持，也成为这些国家对华交往的“习惯”。

2．“三股势力”

新疆存在的主要威胁是“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是指在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打着“民族自决”旗号，采取政治运动、和平斗争、暴力恐怖甚至武力斗争等对抗方式，主张民族分裂，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是指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或威胁使用各种残暴手段，袭击无辜平民或民用目标，制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以实现其罪恶目的的犯罪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是指在振兴伊斯兰教的幌子下，要求推翻一切现政权，建立由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政教合一政权，大肆宣扬“圣战”，主张采取包括暴力恐怖活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社会思潮、社会势力和社会行为。

“三股势力”的思想基础是“双泛”，即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有共同的信仰体系、利益、愿望和要求，应团结起来，捍卫、复兴伊斯兰信仰。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为一个广泛的共同体(乌玛)，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对伊斯兰的敌人举行“圣战”，直至取得胜利。泛突厥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它主张所有操突厥语的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的大突厥斯坦国。新疆的“三股势力”，就是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共同影响下出现的试图联合所有操突厥语民族，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独立伊斯兰国家的各派势力的总称。

目前“三股势力”的主要组织机构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The 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简称“东伊运”。其宗旨是通过恐怖手段分裂中国，在我国新疆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该组织与本·拉登基地组织关系密切，活动资金主要来自于基地组织的支持和各种犯罪活动(贩卖毒品、走私武器、绑架、勒索、抢劫)收入，骨干人员接受过基地组织军事训练，在阿富汗和新疆边远山区建有活动基地。该组织在国内进行了多次爆炸、投毒、暗杀活动。2002年，该组织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The Eastern Turkist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总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主要活跃于我国新疆和中亚一些国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犯罪活动。该组织与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关系密切，主要活动资金来源于这两个组织的赠送，在阿富汗有公开的军事训练营地。塔利班被推翻后，基地组织仍然在阿富汗一些训练营地为该组织训练人员，并帮助他们渗透进中国境内开展犯罪活动。

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也被音译为“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1952年成立于巴勒斯坦，总部在耶路撒冷，主要活跃于中东、中亚国家，以传播“纯正”伊斯兰教思想，通过合法途径或“圣战”，在全世界穆斯林居住区建立统一的大“哈里发”帝国。1998年前后，伊扎布特骨干分子阿卜杜拉·艾则孜以经商为名，在乌鲁木齐开始传播伊扎布特极端思想，此后建立了伊扎布特新疆总部，并将其势力迅速蔓延到南疆各地州。该组织在不放弃“建立大哈里发帝国”目标的同时，提出可先在我国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并明确规划了其行动阶段:第一阶段，宣传动员、发展组织;第二阶段，政治斗争;第三阶段，夺取政权。为逃避打击，该组织实现了结构无形化，以蜂窝状网络组织形式提高其抗打击能力。为扩大组织规模，其发展对象也更加多元化。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于2004年4月在德国慕尼黑成立，是在原有的“世维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基础上改组构成的。2003年12月，“世维青年代表大会”被中国公安部确定为恐怖组织，随后“世维青年代表大会”自行解散，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民族分裂分子热比娅·卡德尔从第二届以来一直连任主席。

新疆“三股势力”渊源久远，20世纪30年代甚至还一度在南疆建立了短命的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分裂组织在伊宁发动武装叛乱，此后陆续在多个阶段掀起了暴力恐怖活动高潮，在各地制造爆炸、暗杀、投毒、绑架等暴力恐怖事件，残杀和伤害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从1990年“巴仁乡事件”以来，“三股势力”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阶段，连续实施“断桥赶汉”系列刺杀及连环爆炸等暴乱活动，仅1990-2001年，就制造暴力恐怖事件400多起，造成近1000名平民伤亡。进入新世纪以来，“三股势力”活动更加猖獗，2008年在喀什袭警，导致16人死亡、16人受伤;2009年在乌鲁木齐制造“7·5”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2013年10月28日，恐怖分子驾车撞击天安门金水桥，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近年来，“三股势力”一方面与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暴力恐怖组织及其他反华势力密切勾结，寻求国外敌对势力支持;另一方面，加紧在新疆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并不断向内地扩散蔓延。

四、应对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夯实应对民族问题的基础

回顾中国近代历史，凡是国家衰弱、内乱不止的时期，也必然是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时期。因此，强大的综合国力和重要的国际影响力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塑造跨民族利益共同体;要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民族情感与公民意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通过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促进国家主流文化与生活方式同各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更多精神、文化黏合剂;要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在互动中发展，在博弈中共赢。

(二)采取多种措施，缩小区域间、民族间发展差距

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大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倾斜力度;加大对民族地区公共财政投入力度，迅速改变因为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而导致的发展基础不平等状况;适当调整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使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拉动作用有效发挥;合理引导人才、资源、信息在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流动，借力市场体制消除区域发展差距。

(三)加速推进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

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向民族地区的推进，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民族地区快速发展，消除民族间、区域间发展差距。市场分工、贸易往来，可以使各民族结合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增进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相对有限，市场利益与规则作为推动跨区域、跨族群交往的主要纽带，可以有效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融。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市场化面临的最主要障碍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力量向民族地区扩散的客观阻力较大。因此，要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迅速提升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

(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夯实法治国家根基，以法律、制度、权利、责任和回应等为纽带，建构超越血缘、宗教、民族意识、地域观念等传统社会纽带的共同体，是未来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比较可行的思路。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增进公民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要保护作为公民利益一部分的民族利益。法治国家通过为公民提供均等化且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发展，并获得全社会的认同。法治国家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要建构国家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国族”。

(五)遏制分裂和极端势力

要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加强反分裂宣传工作，在思想舆论领域铲除民族分裂势力的基础;对宗教活动要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防止其成为极端势力利用的工具;加强国际合作，压缩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着力改善民生，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及时化解一般性社会矛盾;同时，也要加强国家观、公民观、法治观和民族观教育。

(六)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凝聚力从内涵上看，就是它所拥有的使所有从属于该共同体的人聚集和团结在一起的吸引力、向心力与亲和力。中华民族凝聚力主要体现在:各民族不断地交流、融合、凝聚，对中华文化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强烈的归属感，始终维护国家的统一，与乡土观念和传统文化相伴随的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目前，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变化的转型过程之中，生活方式多元、利益多元、价值多元，以及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的碰撞和激荡等，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新的形势下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和冲击。所以，我们要在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本文根据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俊清教授在2013年9月23日“西部边疆论坛”第六期讲座上的演讲录音整理，并送李俊清教授审阅定稿。该论坛由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