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工作机制

三、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工作机制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国家安全领域的主要任务是，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从中国国防白皮书分析，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导思想依然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对外政策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中国必然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具体来说，中国的国防战略和国防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43]：

——巩固国防，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这是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宪法赋予中国武装力量的主要职责。中国努力避免和制止战争，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国家必须具有用军事手段捍卫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能力。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完全是为了自卫，是保障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安全的需要。中国武装力量的规模是与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相适应的。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和巩固国防。

——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国防建设一个长期的基本方针。国防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支持，国防现代化水平只能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逐步提高。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军队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中国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拥有少量核武器完全是出于自卫的需要。中国坚持全民自卫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立足现有武器装备，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做好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准备。

——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军队努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目标是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条基本方针。中国军队依靠科技强军，实现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按照现代战争的特点，努力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水平，改革和完善军队的体制编制，改进部队的训练和院校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行为。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军事关系，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军事集团，不进行军事扩张，不在国外驻军或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反对军备竞赛，主张根据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行有效的军备控制和裁军。中国支持国际社会采取的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活动，支持国际社会为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争端、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所做的努力。

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的内容来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面对的主要矛盾还是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的矛盾。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各项工作的大局依然是发展，推动现代化进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这个大局出发，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只能选择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战略理念，巩固国防，创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安全环境。在此基础上，针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领域中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因素，通过机制创新，综合利用，灵活地调动外交、军事、经济、情报和宣传力量，对国内和世界各地发生的突发事件作出高效、有力的反应。这就涉及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的问题。

毋庸讳言，中国现行的国家安全机制存在一些弊端。比如面对某些突发事件，事前没有必要的监管和预警；事发没有及时的统一协调和应对处理；事后没有科学的总结反省；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与利益在一些地方出现博弈；临时组成机构的权威性不足；有关职能部门存在严重的本位主义和推卸责任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安全领域存在“有功归于集体，有过众人负责”的缺陷。随着全球化时代安全内涵的扩大、软化和泛化，尽快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成为当今中国、未来中国对中国现政府提出的迫切要求。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安全经历了众多危机，比如“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台湾海峡导弹演习、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9·11”事件、印尼排华、中美军机相撞、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日关系恶化、“颜色革命”、联合国改革、朝核危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2次更换地方领导人、SARS流行、层出不断的安全事故等，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机制在应对这些危机问题上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也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因此，面对新威胁和新挑战，只有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机制改革，除弊兴利，才能与时俱进，将各种类型的安全威胁化解于无形。

早在2002年，时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提出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的任务。目前，这一机制正在探索之中，它将在现有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跨部委和吸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咨询机构，同时还要在现有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44]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安全政策的参谋智囊机构，从国家的根本、长远和全局利益出发，对涉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诸多领域，进行战略层面的探讨研究，并向有关领导和决策机关提供咨询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对涉及应对危机的各部门——外交、军事、情报、公安、国安、金融、宣传等进行建议、协调和监督，因而这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是其法定成员，再加上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等最高领导层的分管成员也应当是其主要成员。从职能上来说，如有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确立方针大计，制定战略，如军事战略、核战略、反恐和对台战略；（2）处理不便立即公开的事务，如“法轮功”问题、与达赖集团的谈判；（3）处理重大的国内安全问题。如重大生产安全、环境安全；（4）专注于国外的危机处理和应对等“短线活动”，如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5）负责计划和安排国家主席的外事活动，包括会见外宾和出国访问^[45]。

当然，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可能并不止一种方案，需要从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问题、现有国家安全运行机制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等方面综合考虑。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