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文化战略关系变动与中国文化安全战略站位

三、大国文化战略关系变动与中国文化安全战略站位

20世纪国际文化战略格局和战略关系的变动，主要是围绕大国文化战略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大国间的任何一次联盟和对立，都是国际文化战略格局和文化关系变动的直接推动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分赃以及后来的国际文化格局的形成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文化关系及其战略格局的变化也是如此。应该这样说，自鸦片战争以来国际文化关系及其战略格局的每一次变动，中国都始终处在一个相当被动的战略地位。面对激烈变动中的世界，整体性落后了的中国缺乏能够独立应对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准备，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拿来主义”，“体用”之争的实质，反映了在学术层面上的国家主体精神的战略性缺乏，反映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是国家文化主体价值观的转移。而一次又一次的在国家文化主权和独立问题上的不确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定位和站位的模糊性。这种状况虽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上的改变，但是，美苏两个大国争霸世界的战略企图及其所引发的巨大的冷战旋涡，还是使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站位受到这一巨大引力作用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的“一边倒”战略和20世纪70年代联美抗苏战略，同时又在文化上实行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战略选择，也表明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所需要的恰当站位，对于中国在国家文化安全上克服腹背受敌被动局面的重要性。这种局面或者说这一战略机遇一直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了一个战略性改变和出现。

20世纪70年代，在美苏核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的形势下，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已经显露出来。国家安全在遇到战后比朝鲜战争时期更为困难的局面的同时也面临国内“文化大革命”危机的严重挑战。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对于国家安全的不利形势，克服安全困境，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必须解决的难题。中国在充分地分析了美苏争霸这一当时最主要的国际文化安全战略关系和中国切身的战略安全利益关系后，主动地选择了与美国开展积极的文化外交的努力。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美国作家爱德加·斯诺历史性交谈的镜头被摄入了战后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推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小球转动了大球。民间文化的有效破冰，融化了中美两国长期僵硬对立的国家安全战略关系。通过建立与美国的对话机制，以及出于在美苏争霸中美国渴望利用中国这张牌的国际需要，中国运用文化外交有效地破解了苏联对中国所构成的巨大的国家安全压力。合纵连横，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战略在当代国家安全中又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其中所显示出来的战略智慧为后来中国最终选择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际文化关系，建立以新的国家安全观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站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