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大国文化安全战略博弈的特点

三、冷战时期大国文化安全战略博弈的特点

冷战有一个从欧洲向亚洲延伸，进而影响到世界文化版图变化的渐进进程。这个过程的背后，实质上是美苏战略利益在世界争霸的进一步演绎，因此，冷战时期的大国文化战略博弈，是冷战得以在长达半个时期影响世界形势的主要动力。它不仅一般反映了博弈双方根据各自不同的国家战略利益不断深化和调整冷战战略所呈现出来的此消彼长的文化力量运动的战略态势，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过去大国争霸史上未曾有过的新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改变了文化在整个世界力量对比和世界秩序与格局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今天的国际文化安全或者说全球化安全从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来看，正是这些特点在后冷战时代的一种发展，国际社会关于“摈弃冷战思维”的呼吁，恰恰反映和说明了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一些特点不仅没有被放弃和消失，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深化和创新，被赋予了全球化的特征。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认真关注的。

（一）文化被纳入国家安全体制（以美国为例）

在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的、1947年3月12日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讲话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议员们说：“我们面临的局势是史无前例的。自罗马和迦太基时代以来，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权力两极分化，而且这两个大国还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意识形态鸿沟。”^[46]1947年8月，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凯南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凯南分析了苏联的本质，提出了早期冷战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主题，那就是针对苏联用意识形态来占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企图，美国必须建立一支包括“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在内的永久性的力量，坚定地对苏联“进行遏制”。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实行的“遏制战略”。1947年12月19日，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NSC‐4（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编号，NSC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英文缩写）指令，这一指令使凯南的遏制政策理论从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从而使“遏制战略”作为冷战后美国第一个对苏总体战略被纳入到国家安全体制。后来，由于1948年6月发布了NSC‐10/2指令，这些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拟定的文件“采纳了（美国）‘国家安全需要’这样一个泛泛的概念，其中包括要按照美国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世界”^[47]。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在这篇咨文中，杜鲁门特别地强调和突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由代表组成的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而“另一种的生活方式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的。它所依靠的是：恐吓与迫害、对报纸和广播的控制、指名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48]杜鲁门在解释这篇咨文主题时说，这篇咨文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集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今后，“无论什么地方，无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49]。国家安全体制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体制，美国的一切战略可以说都是建筑在国家安全的理论和政策基础上的，或者说美国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展开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要被美国认为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就都会被纳入到国家安全体制。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举国震惊。第二年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该法强调“国家安全要求最充分地发展全国男女青年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并责成联邦和各州政府大力支持教育，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各级学校的科学、数学和外语的教育水平，^[50]从而把整个教育纳入国家安全体制。

（二）文化外交战略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文化外交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为抵制纳粹德国在南美洲的日益扩大的影响，美国就推动召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泛美维护和平大会”，通过了《促进美洲国家文化关系公约》。这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国际文化关系公约，正是这样一个国际文化关系公约的诞生，开始了美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历程。1938年，美国国务院首次设立“文化关系处”，通过政府机构的架构在政府职能上进一步体现美国的文化外交战略意图。20世纪40年代初，面对整个世界形势和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的到来，美国着手进行战后国家政策与战略设计。1942年，负责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关系提出规划纲要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特纳，向美国国务院对外关系司提出了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开宗明义地提出：“任何同外交事务有关的工作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对外文化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同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配合进行。”特纳认为美国战后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目标，必须是引导全球政治规模的斗争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要运用美国的力量“对这个进程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施加影响”。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既要运用自己的权势，也要运用文化交流这个工具”^[51]。对美国来说，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源于国外或“其他者”。而要保护本国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利益不受侵犯，美国就必须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保护美国的认同范围的同时，通过制定和执行某项对外政策去影响和颠覆“其他者”的认同，使其无法对美国的政治认同构成威胁，从而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正是在这样的对外政策取向的背景下，特纳的主张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广泛赞同。特纳的备忘录“不仅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经验中提出‘文化外交’这一崭新的概念，而且为美国战后对外文化关系政策从‘自由主义’的传统转向‘强权政治的工具’轨道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52]

冷战开始后，这一战略指导思想迅速地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认为，“若要在这场冷战中赢得胜利，除了武器和金钱外，还需要思想输出”，需要“美国的文化外交”^[53]。1946年，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推动通过了美国文化外交历史上著名的《79‐584号公共法修正案》（富布赖特法案），首次以立法形式对美国的国际文化活动提供保障，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门特法案》，进一步明确了美国文化外交活动的宗旨和任务，从此，“文化外交”作为一种国家对外文化关系战略正式成为美国国家战略。正是在这一国家战略指导下，美国不仅在自1950年至1967年这20多年的时间里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全面的文化冷战，通过“富布赖特项目”“国际访问者项目”“信息中心项目”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成功地推行了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和平演变”，而且还成为美国后来实施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直接来源。

“文化外交”战略在今天仍然是美国重要的国家战略形态之一，它对其他国家构成的国家文化安全威胁，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它的国家文化外交战略。冷战结束了，但是由冷战而开始的“文化冷战”作为现代国际文化安全的一个动力机制，却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转换成“文化霸权主义”的形态，利用全球化机制继续实施美国的文化扩张战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当今国际文化安全问题形成的一个动力机制，美国的国家文化战略仍然是它的一个重要源头。正如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科维奇在其《文化外交》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渗透工具。”^[54]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文化外交也就成为美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一国安全战略的加强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安全困境”，正是这一“困境”决定了美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成为国际文化安全问题形成的重要源头。

（三）用现代化理论颠覆第三世界国家制度重建和发展模式选择

冷战关于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文化对立，实质上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和国家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选择之争，博弈的双方都企图借助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历史性机会获得全球霸权。这就必然要涉及关于未来世界秩序和国家发展模式的政治设计。这种设计仅仅用一般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极对立的制度优劣比较无法克服意识形态取向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和借助于社会科学研究，把社会科学研究导入国家发展模式设计，也就成为冷战发展过程中大国文化博弈在战略态势上的一个新的和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地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的高潮时期。在这方面，美国成功地把社会科学研究导入了冷战政策决策机制，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成果至今还在影响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的理论思维。

为了在世界的范围里与苏联争霸，并且坚定地用美国的价值来改造世界重建国际秩序，美国不仅推动、资助和借助于现代传媒产业，通过文化冷战来实施自己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而且还针对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诞生的“新兴”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需要，全面推进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用以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国家道路选择，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

在有的美国学者看来，在冷战的背景下“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而是被看作是“我们的武器”。国家安全的需求“向学术界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它要拿出对实际政治有用的知识——关于世界的知识，关于如何使美国直接促进和控制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迁的知识。”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许多现代化理论家竭力创造一种将会使美国政府感到极为有用的知识。他们声称，为了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所需要的正是他们能够开展的那种严格的科学研究。认为“现代化将会增加美国赢得冷战的能力。而赢得那些渴望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和成就取向的社会伦理——这些都是开明而慈善的西方很久以前就一一达成了的——的民族的‘人心’，正是这场战争的目标。”^[55]这些现代化的理论家认为，二战后的年代里最主要的挑战是，找到复兴和推广美国的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和民主的政治结构的各种办法。并且声称，胜利取决于击败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力量，只有通过加速“传统”社会向开明进步的“现代性”转变的自然进程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而美国本身就是最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性的国度。^[56]这样一来，美国的道路也就成了所有希望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美国的模式也就成了所有国家的模式，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也就成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

二战的胜利结束不仅摧毁了欧洲的帝国制度，而且迅速地推动了全球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的五年里，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都获得了独立；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之后，柬埔寨、老挝、越南以及在这之后的马来西亚、利比亚、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到了1960年，大约有40个新独立的国家走向了国际舞台。当这些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与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原有的国家一道要求国际援助以满足它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冷战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对抗的局面。冷战从欧洲战场走向了世界。在美国看来，这些都是在莫斯科和北京的煽动和支持下发生的。而现代化理论家们认为，“‘欠发达’世界的非殖民化释放了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而这些力量需要加以疏导和控制”^[57]。因此，如何制止在他们心目中由苏联推动的这种不断加剧的侵略，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在冷战高潮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种“现代化”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和需求中，“对西方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58]。探究能采取什么方法将美国的国家道路和发展模式用于“新兴地区”的社会变迁，以便更有新意、更有效地对付苏联的挑战，这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冷战主题之一，现代化理论正是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被确认为“是证明在一个非殖民化的世界里对侵略性的和机会主义的对手做出的有效反应”，并获得“高度的制度影响力”。“现代化勾画出美国人战斗的方式，甚至勾画出赢得一场危险的斗争的方式，而在这场斗争中，形象和认同对界定安全和战略至关重要。由此现代化成为美国对冷战的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9]在冷战的高潮中，社会科学在美国权力的运作和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和感受中发挥了深刻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把它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认识与其对自己历史地位和推动现代化的潜力的认识联系在一起。雷迅马在分析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的作用时指出，它既是一种政治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分析模式。它“是一种为许多不同的官员、理论家和媒体所共同拥有的意识形态，其内容是关于美国这个民族、它的历史‘发展’以及美国变革它周围的‘欠发达’世界的能力和责任”。正如美国冷战外交史学者雷迅马所说的，在整个冷战过程中，“有关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这些思想观念是关于美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以及美国力量能够成就更大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在冷战时代对国家利益、对外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0]。

由于“现代化理论”和作为它的前身的老旧的帝国意识形态一样，把对落后的外部世界的研究与对美国自身的先进特性的认定结合起来，明确地提出了所谓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普遍条件，这就在与现代化相关的各种观念中都赋予这些硬性的文化架设以社会科学的凭证，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一整套看上去新颖而又有力的分析工具，从而使现代化理论直接服务于冷战和冷战斗争的需要。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回忆道：“到处弥漫着欢庆；我们一度认为世界是我们手中任意揉捏的泥团。”现代化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探讨的社会变迁模式。它还是一种美国观念，一个美国使命。在冷战的情景下，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使之成为美国政府冷战政策规划的一个理论来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反映了一种新的天定命运观念和经过翻新了的帝国思想。“现代化理论”在言词上避免了殖民主义主张，但是保留了一种假设，即美国力量的扩张将增进社会科学知识，并增加对社会科学知识加以战略利用的机会。^[61]

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和私人公益基金都支持宣称要廓清现代化进程并找出加速现代化手段的社会科学研究。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于1948年写道：“冷战已经真的变成为保卫西方文明的大事了。”阿诺德·汤因比1947年发表的《历史的研究》删节本关于文明衰落的研究触痛了美国神经，正在寻找能对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美国知识界立刻吸收了汤因比在书中表达的西方只有通过精神复兴的方法才能避免罗马帝国覆辙的信息。^[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