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与战略安全

二、中国境遇：和平崛起与战略安全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这就是中国崛起的本质内涵。西方已经习惯了中国的“怯弱”，因此，他们无法接受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强大意味着中国要重新占据世界中心的舞台，就像中国曾经拥有过的那样。他们希望中国应当成为西方社会所建构的世界秩序中所能接受的一分子，中国应当按照西方世界所希望的那个样子活着：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是由西方来定义的，而不是由中国自己来定义的。因此，“中国崛起”必然要遭遇“崛起困境”，并由此构成国家战略安全问题。这是由“安全困境”派生而来的，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

和平崛起是否可能？为什么几乎整个西方战略学界对此都持歧义？有的完全是战略偏见，有的是与西方原有的安全战略理论相冲突，更主要的是还没有大国崛起而不引发战争冲突的先例。文化传统的差异和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认知模式的差异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迄今为止，西方人都还不能理解郑和究竟为什么要下西洋，而且七次，下了西洋又为什么就不建立起中国（明朝）的殖民地。这就是文化差异。西方社会能真正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的这一特性的人是很少的。因此，不论中国怎样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西方国家总是不会相信中国政府的宣言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遭遇“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要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除了安全战略的围堵，建立安全战略同盟之外，再一个就是从舆论上彻底地摧毁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冷战时期的“人心之争”的战略和策略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相反，被更加深入地使用和发挥着。

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不要再纠结于“百年耻辱”，要重新树立中华民族近代史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中国的国家安全理论，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大战略。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国家是没有国家安全的。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危机意识最强烈的国家，也是安全意识最强烈的国家，正因为如此，美国也是当今世界国家安全系统最严密和国家安全理论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今天面临的困境不再是是否存在国家安全，而在于是否存在“国家文化安全”。这是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最大的文化安全研究困境。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疑问乃至否定性意见，这就使得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相比较于它的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不能不说存在着严重的落差，以致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与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样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文化需求严重地不相适应，不能为国家和平崛起条件下遭遇到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和战略决策支持，不能满足国家文化崛起的战略安全需求。

中国和平崛起是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凝聚全民族的文化共识基础，是当今中国充满文化自信的集中表达。然而，如何在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崛起困境条件下，深刻阐述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原理，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战略？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关系，以及变化着的世界秩序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价值观究竟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价值观存在着怎样的矛盾和冲突？又该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和冲突？究竟什么才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道路？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情势和战略安全选择。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环境和国家文化安全困境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注释】

[1]Jentleson and Paterson，eds.，Encyclopedia of US Foreign Relations，Vol.2，p.3423.

[2]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rts，Letters，and Sciences，1951，p.275.

[3]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4]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5]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8年版，第22页。

[6]谬其浩、陈超：《21世纪对文化和文化产业的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7]John P.Lovell，“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Reflections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in Jongsuk Chay，ed.，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1990，p.89.

[8]参见《文化科学》中译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9]Earl H.Fry，StanA.Taylor，RobertS.Wood，America the Vincible：U.S.Foreign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Jersey，1994，p.113.

[10]“文化例外”是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率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是法国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1999年法国文化部长托德曼在《世界报》上撰文《文化例外不容置疑》，反对美国把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服务贸易规章之中。其中有着重要的国家利益。详见朱威烈主编：《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11]《中国提倡互信协作新安全观》，《文汇报》2002年9月14日。

[12]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会议：《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013——杭州》会议材料。

[14]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5]纳菲兹·摩萨迪克·艾哈迈德：《文明的危机》，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16]一般认为，“安全”涵义本身不明确的，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例如布赞、弗雷、杰维斯、沃尔弗斯等甚至认为很难搞清其确切含义。

[17]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

[18]查尔斯·希尔：《文学经典与治国理念》，李晓兵译，《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7日。

[19]陈传刚等：《网络时代的政治安全》，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如张春江、倪健民主编：《国家信息安全报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