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安全化在指涉对象上既可以指向特定的国家，也可以指向国际共同体。据此，对一个议题而言，安全化的推动者既可能将其塑造成国家安全议题，也可能将其塑造成国际安全议题。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安全化进程，它们的目标分别在于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与维护国际社会的共有核心利益。

在哥本哈根学派现有的研究中，将国家作为指涉对象是没有疑义的。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义务感方面，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是家人和朋友，其次是本国同胞，再次才是其他国家的国民。^[34]国家能够通过教育、统一的国家媒体、广播、交通设施以及各种符号标志等手段，有效地塑造起关于“我们”的集体认同，并且唤起其内部成员的服从义务。^[35]“在传统上，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生存关乎主权”。^[36]可以说，维护国家安全就是捍卫并促进本国的核心利益，因为这些利益关系到国家作为独立实体的存在。

尽管国家安全威胁的范围可能因为安全化实践而不断扩大，而且其来源也不再局限于外部势力，但大致可以将它们划分为对国家核心职能的威胁与对国家权威的威胁两个方面。

从功能性的角度讲，国家存在的理由是提供市场与社会无法提供的某些公共物品，如免于暴力的安全、服务于贸易和投资的稳定货币，一套清廉的法律体系及其实施手段，以及服务于公众的供水、排污系统和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37]对于民主国家而言，还应当包括一套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程序。一些威胁却将破坏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从而构成国家安全问题。例如，外国军队的入侵、国内冲突或恐怖主义袭击将使本国国民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或疾病暴发将挑战政府提供医疗、供水、通讯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变、贿选等问题则损害了国家对于民主选举的保障。当我们观察到国家功能在这些领域中运转不良的时候，便可以判断国家安全受到了挑战。

另一方面，从规范性的角度讲，国家还必须具备其公民对它的深切认同。国家通过教育、文化宣传等手段，在人民中间塑造起国家身份，使他们一提到自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是德国人”、“我是意大利人”，或者“我是美国人”。^[38]有的研究者将该问题归结为“认同”安全，认为其可能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移民涌入或疾病流行等因素造成的人口大规模减少时，国家认同可能由于认同构成变化或失去载体而面临威胁。二是其他竞争实体的存在，如其他国家的文化、语言在传播能力上更强而挤压本国文化认同的生存空间，或在级别上属于次国家、跨国家的实体获得了更强烈的认同——人们对地方性的团体、族群势力、宗教等团体的效忠超越了对国家的效忠。除了身份上的认同外，国家安全的规范性内容还应当包括对政府统治合法性的认可。政府是国家权力的具体掌管者，必须按照一定标准运行，以便让社会认为它是合法的、有能力的、公正的、清廉的。只有这样，政治秩序才能够维持下去。合法性受到的威胁可能来自政府本身，例如滥用权力或管理失当，也可能来自国内外反对力量的蓄意破坏，如颠覆活动、宣传战，等等。

可以说，当以上威胁发生时，就可能出现以国家为指涉对象的安全化进程。然而，现有的研究常常怀疑体系层面的安全化能否行得通。研究者们认为，与国家这种“有限集体”被作为指涉对象相比，将体系作为指涉对象的尝试往往面临着失败，尤其是在政治与军事领域，“与国家相比，人们通常很少为人类安全发出诉求”。^[39]但是，本书认为，全球公共利益的存在为国际共同体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奠定了基础，与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一样，国际公共利益也可以从功能性与规范性两个方面来界定。

全球公共利益存在的第一个体现是各国在客观上具有应对公共问题、实现和平共处与正常交往的共同需要。两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样的需要。

第一个因素是跨国交流的频繁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尽管全球化并非新鲜事物，但在今天，它在广度与深度上已经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远距离的流动广泛而持久，众多的人口受到影响。古代丝绸之路只对沿途各地以少数精英层为主的消费者产生影响，今天的全球金融市场却能够改变从伊利诺伊州的皮若亚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的各地人们的生活。^[40]一体化程度虽然没有让跨国贸易、人员流动达到在国内那般便利的程度，但也极少有国家能够独立于国际联系、自给自足地实现发展。国家对全球化依赖的本身就说明，一国的基本需要已经不能脱离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而得到实现。同时，这种依赖也成为威胁的传导机制，同一议题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将形成连锁反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触发点就是泰国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泰铢汇率的波动带来了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混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均受到牵连。本书讨论的跨国传染性疾病问题，同样也是由于跨国联系的纽带将一国国内的公共卫生问题传输到世界各地而造成的。

而且，全球化条件下，问题领域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为复杂了。以下是几个例证：跨国恐怖分子利用无人治理的地域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招募人员、聚敛资财、扩充武备，并利用由于长期内战和地区冲突导致的不满情绪；气候变化加剧了人们对土地和水源的争夺，使贫困人口的负担更加沉重；贫穷不仅加大了内战和国家失败的危险，还助长了致命性传染病的传播。^[41]这些现象意味着，狭义地理解“安全”，将它与“经济”、“福利”或“发展”问题割裂开来看待已经毫无意义，只有全面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

全球化的这一特征决定，长期看来，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再可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独享安全与发展，它们的命运也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后者治理的不善将通过各个环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当前的世界上，小部分人的安全唯有在整体安全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第二个因素在于，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问题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威胁直指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科技的昌明带给人类更多便利的同时，也具备了迅速改变自然环境的潜力。“核冬天”理论指出，核爆炸不仅能够直接伤及亿万生命，它产生的微尘和大火造成的浓烟将会遮挡住阳光，使整个地球陷入黑暗和严寒中，动植物将濒临灭绝，人类也将随之湮灭。如果说这还只是设想，由于工业发展巨额消耗煤炭、石油，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从而造成“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实。由此带来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气候异常等后果并不以地域为限，而是通过生态系统自有的循环体系影响到全球各地。在这些问题上，国界将完全丧失意义，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着生存挑战。

可以说，将国际共同体作为安全指涉对象的首要理由就在于，在当代，许多安全威胁已经跨越了边界，在客观上要求将国际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对待。

公共利益存在的第二个体现是全球共享价值的存在，这可以被看作将国际共同体作为安全指涉对象的主观基础。共享价值的存在使得行为体行事时不仅以自己的实力为依据，还必须遵循一定的“正义”原则，它是国家之间超越机械性的交往联系，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关键。^[42]例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种族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倾向，平等地享有主权、民族自决的权利，个人拥有生命、自由、财产、福利和政治参与权利等，都是当代国际社会共享价值的表现。^[43]

在各种内容的共享价值中，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或共同价值为关注对象的“全球正义”正获得日益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试图阐明什么是对整个世界或者想象中的世界社会来说正确的和有益的东西。从这种角度出发，人们考虑的并不是国家间的相互合作或者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而是人类应该如何团结起来以共同应对某些生态或环境方面的挑战。^[44]因而，在其看来，个人对世界社会所负有的义务，要高于他/她对国家所负有的义务。纽伦堡国际法庭设立反人类罪和破坏和平罪，并据此审判纳粹德国战犯，正是国际社会遵循“全球正义”行事的一个表现。而且，近二三十年以来，在观察、评判和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毒品和艾滋病扩散、资源危机、生态恶化等全球性问题时，应当从人类角度、而非国家或个人角度出发的观念已经成为世界大部分国家政府和很大部分人口的广泛共识。^[45]可以说，正是因为上述共识的存在，将国际共同体作为指涉对象的安全话语具备了正当性，并且将拥有相当数量的听众，安全化成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简要地说，由于各国安全在客观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在全球正义思潮的兴起，将国际共同体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全球公共利益正是由这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来界定的，体系层面的安全化实践涉及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也将从两个方面加以阐释：某种威胁或者严重地损害了体系功能性的运转，或者严重违背了全球正义的价值观念。

对于国际共同体的功能性威胁既可能来自自然发生的灾害，也可能来自国家自利，甚至是损人利己的行为，其表现是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被打断，甚至兵戎相见，各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受到挑战。战争是对国际共同体运转最为直接和传统的威胁，而国家利用相互依赖、把持某些重要资源，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行为有时也会带来相似的后果，造成有关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除此以外，水资源枯竭、土地荒漠化、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环境的恶化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许多人因此涌入邻国或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而传染性疾病暴发时社会中产生的疑虑、恐慌也会造成国际交往的中断，甚至是国家之间的纠纷。

对国际共同体的规范性威胁则主要来自国家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当行为，比如将一国的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置于整体的利益之上，或不愿意为全球正义的实现而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与国内社会相比，国际共同体缺乏一个共同的权威监督、保证公益的实现。因而，尽管有共同价值的存在，却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在所有情况下都据此行事。在传染性疾病治理的问题上，国家为了保证本国出口不被打断、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而在疾病暴发时对相关信息进行封锁是长期困扰合作的一个难题。^[46]在消除贫困问题上，尽管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大义务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联合国甚至建议发达国家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用于对外援助。但是，这一目标远未得以实现，许多发达国家依然在逃避对国际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整体福利应当负有的义务。

综上所述，国家与国际共同体能够分别被作为安全化的指涉对象，对应着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两种不同类型的安全定位。国家与国际共同体都可能面临功能实现受损与共享价值被破坏这两个方面的威胁。国家安全意味着保证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持经济社会的基本秩序等，并维持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以及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对于国际安全的实现而言，就是指各国共处、合作不受威胁，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各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