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边疆与华侨教科书发展

在抗日战争这一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特殊的背景下，陈立夫积极关注边疆和华侨教育改革，推动了教科书的发展。

1.边疆教科书的发展

我国边疆种族复杂，清末“新政”兴学之前，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在居住集中、人口较多、文化传统保存完整的满、蒙、藏、回等地区，除了宗教教育之外，世俗教育影响微弱。而居住分散、人口较少、交通闭塞的苗夷等地区，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没有书面语言文字。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蒙藏教育司。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将边疆教育称为“蒙藏教育”，如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即有“蒙藏教育”一章。^[32]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必力矫清朝、军阀两时代愚弄蒙古、西藏及漠视新疆人民利益之恶政，诚心扶植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之发达。”^[33]“九一八”事变之后，亟须各族团结，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认识的视野逐步从蒙藏开始向西南、西北等区域扩展，其后通过的边疆教育法规开始称“边疆教育”。此时之“边疆”概念，已不再主要是地理概念，而更侧重于“文化”。^[34]不与外国接壤的川、康民族地区，也因其文化多元被视为“西南边疆”。1935年度教育部“开始专款办理边疆教育”。^[35]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之后，明确发展边疆教育的宗旨为：“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切实推进边地教育，彻底培养国族意识以求全国文化之统一，并根据边地人民各别之特殊环境，切实谋其知识之增高，生产技能之增进，生活之改善，体育卫生及国防教育之严格训练”^[36]。1938年边疆教育委员会成立，大量增设各级边疆学校。“截至三十二学年度为止，为了直接教育边地学龄儿童，并实验示范起见，设有国立边疆小学十七所。战时不仅有国立中等学校，还有国立小学，这是为适应需要特殊设施。为培养边地师资并贯彻边教政策起见，我们接办并创设了国立边疆师范十二所，内有师范附小十四所，国立边疆中学三所，国立边疆职业学校九所。教育部直接主管的边疆学校共计四十三所校，学生达五千八百五十八人。”^[37]由于边地语文特殊，内地所印教材读物不能适用，而边地学校又无力自行编印，遂形成了书荒，陈立夫指出，“边疆地方，无论学校教材、民众读物，均极缺乏”。^[38]1939年4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推进边疆教育方案》，指出“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一定之方针。”^[39]其中第三点“编译边疆教科图书”专门列出五条要求，“一、由教育部商同关系各机关，订正边疆各种语文符号，以利教学。二、边疆各级学校教科书及参考图书由教育部设立编译机关办理之。三、编译宗旨除照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外，应加入最高领袖言论，抗战意义，垦殖卫生及边疆必要之知识。四、初级及中级小学教科书，以国语为主体，以蒙藏回等语文为副。高级小学以上学校，以国语国文编订为原则。五、编译图书时，应多编印与教育有关之彩画歌曲，分发边疆各教育机关及寺庙等应用。”^[40]1942年8月，《教育部、社会部及蒙藏委员会经办发展边疆文化工作概况》，其中“编译工作”中指出“（一）自编：边地小学国语教科书蒙藏回文与国文对照本各八册，共计二十四册，正排印中。（二）征稿审核：社会学科教本乡土教材等。”^[41]陈立夫对此记载为“教育部于民国三十二年置办简陋边文印制机件，译印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蒙藏回文（与国文对照）各一套（回文本未出全），分发应用。边地儿童始有适当教科书可读。”^[42]

当时，教育部对于滇黔桂三省边疆教科书也较为重视。1941年教育部组织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进行了专项考察，在提交的《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中特别提及教科书的规定，“编辑组之主要工作为编审边地适用之教科书及补充读物（“国立编译馆”目前并无编辑边疆教科书之机构，故编审边地学校适用之教科书一事似可划出）分发各边地学校应用，藉教科书内容之改进，为指导边胞生活及思想方式之举，盖可怖之定命论，方中于一般齐民，抗战以来，多有应验，长期之困苦，与某种宗教结不解缘，遂产生幻妄之来生思想，此点尤以边胞为甚，以坐定诵经，为希冀某种幸福之唯一途径，殊不知生老病死，应从生老病死本身解决，不能于生老病死之外，更求解决之方也。……是不可不予以严重之注意，以教科书之内容，改造其生活思想方式，潜移默化于某种宗教于无形，其中庸和平之道也。”^[43]但考察团对于石门坎自编苗汉合璧教科书明确予以禁止，“闻石门坎亦有苗文教科书翻译新约全书，其他野人栗粟，均有教士为之创造文字。……现行苗文应禁止其蔓延，首先应先在学校内，禁止使用现行苗文教科书，至宗教读物，及在边区推行识字运动所遭遇之困难，应另筹方案。”^[44]考察团对当时历史教科书中常有关于“苗乱徭乱之记载”建议删除，“此本系事实，以之施用于内地学校，流弊尚少，以之施用于边地学校，极易刺激情感，以后各级学校教本不论施用于内地或边地，宜尽量删除此项叙述，本为史家所深忌，然教科书之性质与一般史书决然不同。”^[45]

2.华侨教科书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注重华侨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陆续颁布《侨民教育实施纲要》（1933年4月）、《华侨中小学规程》（1931年颁布、1934年2月修正）、《华侨中小学董事会组织规程》（1931年颁布、1934年修正）等规章制度，均涉及教科书的发展。如1933年的《侨民教育实施纲要》明确“征集侨校教材，编订侨校适用教科书”。^[46]又1934年修正后的《华侨中小学规程》将原来规定教科书须采用大学院所审定改为“侨民中小学教科书应由该管领事或教育部、侨务委员会派往办理侨民教育之人员，会同当地侨民教育团体及侨民中小学教职员代表，组织中小学教科员编选委员会，就教育部审定之教科书，选定若干种，任各校采用。为适合地方情形，并得又该委员会加以修改或另行编辑。”^[47]1935年，教育部成立南洋小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人员有“吕思勉、何炳松、杜佐周、李长傅、周予同、林文庆、林中杏、秉志、胡先骕、孙贵定、夏丏尊、陈育崧、黄素封、雷通群、刘咸、蒋维乔、薛德炯、顾均正。”^[48]他们遵照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小学课程标准，及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教育宗旨，编成南侨小学教科书全套，以满足荷英属侨校需要。

当时，新加坡（教科书上印为星加坡）南洋书局有限公司为华侨唯一在海峡殖民地注册编印侨校课本之出版机构，1940年，南洋书局初版印行了《南侨公民教科书（初小）》（蒋维乔、杜佐周、陈育崧、苏知新编校）及《南侨常识教科书（初小）》（秉志、胡先骕、黄素封、林洁娇编校），以及侨民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公民》《史地》《博物》。初中教科书除遵照教育部颁发修订之初中各科课程标准并顾及侨民特殊需要外，所有编辑体例及各项取材、行文、立词之标准，都与教育部所编初中各科教科书相联络。如李清悚在《侨民初中教科书编辑标准说明》中对于各科教科书的编辑要点、主要内容、编辑原则记载有：“侨民学校之课本，昔皆用坊间所出版之普通中小学课本。商务印书馆曾印行南洋课本若干种，已成往迹，不合时需。侨务委员会最近二年特编学校教科书多种，已陆续脱稿。在小学方面可以解决教本之缺乏问题。但如中学仍付阙如，近教育部与侨务委员会始有编初中教科书之议。而委托教育部教科用书委员会主编之。余适为该委员会主持编辑中小学教科书之实际责任者。因得参其末议。订立编辑标准，实行工作，大致采与国内初中教本大部分相同。小部分适应侨民特殊需要之原则。”^[49]1940年国民政府通过《推行侨民教育方案》，组织侨民中小学课程编订委员会，1941年南洋小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改为侨民教育教材编辑室。^[50]据《国民大会侨务委员会政绩报告》，截至1942年3月，“小学课本及教学法已经辑成就十分之九，本拟付印发行，嗣因战事影响，遂告中止。”^[51]1942年4月，侨民教育教材编辑室并入南洋研究所（1942年4月成立，所长陈树人，副所长陈立夫），有拟订侨校课程标准的计划，终以碍于经费未能实行。对于华侨教科书的发展，陈立夫记载为，“侨校教科书系由教育部编辑交书局印行，备各侨校采用。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间，已将小学各科教科书及教授书全面编辑完成，印发各侨校采用。中学教本自三十年起编辑，至三十一年已编就初中公民、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等科教科书供给使用。海外侨校采用部编教科书者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此等教科书注重民族精神及祖国实况，足以激发侨胞之爱国情绪。”^[52]

抗战时期，由于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印基地上海沦陷，教科书印刷运输都感困难，形成普遍“书荒”。陈立夫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执掌教育部，在主持拟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中明确强调“对于吾国固有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从根救起，以确立民族之自信。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53]于是，各类教科书都无可置疑地将“中华民族”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有的中小学教科书烙刻着党化教育印迹，都是不可取的。但整体而言，这些教科书在救亡图存中积极恢复民族自信、振兴民族精神、建设民族国家，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陈立夫年轻时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是个遗憾，但在自述时说：“我想我既无机会开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54]他在中华民族最艰苦卓绝的时候，从国定本教到边疆、华侨教科书，通过教科书确立新的文化标准，以求奏响文化的最强音，将一个国家民族“从根救起、迎头赶上”。这些充溢着的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气、深藏着作者的学术智慧和深厚的知识功底的教科书以相对凝定的视角，标示出对特定文化生活的深刻反省、思索和忠实记录，带给了我们具有纪实色彩的时空感悟和反思。

附：陈立夫编撰及校订教科书概览

《（语体）新中华三民主义（初中）》4册，郑昶编，陈立夫校，新国民图书社，1928年初版。

《新中华教科书三民主义（初中）》4册，郑昶编著，陈立夫阅，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初版。

《（新课程标准）高中公民（高中）》3册，杜维涛、章柳泉编，陈立夫校阅，中华书局，1935年初版。

《（新课程标准）高级中学公民（高中）》全6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孙本文等编著，正中书局，1935年初版。

《初级中学公民（初中）》5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钱安毅、刘悉规、赵祥麟编著，汪懋祖、寿勉成校订，正中书局，第1册1935年8月18版。

《建国教科书高级中学公民（高中）》4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应成一等编著，正中书局，1936年初版。

《建国教科书初级中学公民（初中）》3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汪懋祖等编著，周佛海等校，正中书局，1936年初版。

【注释】

[1]陈立夫、陈秀惠：《复兴中国文化：陈立夫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2]陈立夫：《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台湾《“中央日报”》1985年8月7日。

[3]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

[5]吴永贵：《中国出版史（下）》（近现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6]刘悉规：《公民（公民生活与公民道德）（初中第1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正中书局1935年78版，第1页。

[7]刘悉规：《公民（公民生活与公民道德）（初中第1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正中书局1935年78版，第1页。

[8]刘悉规：《公民（公民生活与公民道德）（初中第1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正中书局1935年78版，第1页。

[9]刘悉规：《公民（公民生活与公民道德）（初中第1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正中书局1935年78版，第1页。

[10]刘悉规：《公民（公民生活与公民道德）（初中第1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正中书局1935年78版，第1页。

[11]应成一、萨孟武：《建国教科书公民（社会问题政治要概）（高中第1册）》，叶楚伧、陈立夫主编，正中书局1936年初版，1948年1版，第2页。

[12]同上，第1—2页。

[13]薛元龙：《建国教科书童子军（初中第1册）》，陈立夫主编，正中书局1936年初版，1936年40版，第1页。

[14]薛元龙：《建国教科书童子军（初中第1册）》，陈立夫主编，第1页。

[15]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页。

[16]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第242页。

[17]同上，第242—243页。

[18]《教育部陈部长告全国学生书》，《广东教育厅月报》1938年第2期，第1—2页。

[19]《陈部长谈今后教育方针》，《教育通讯》1938年创刊号，教育消息。

[20]《陈部长谈今后教育方针》，《教育通讯》1938年创刊号，教育消息。

[21]教育部：《教育法令特辑》，正中书局1938年6月初版，第83页。

[22]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页。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24]吴小鸥、石鸥：《烽火岁月的启蒙——试析民国时期“国立编译馆”中小学教科书编审》，《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2年第3期，第166—180页。

[25]“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一览》，第4页。

[26]王云五：《岫庐论教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4—175页。

[27]教育部：《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章程》，《教育法令汇编》第4辑，正中书局1939年5版，第3—4页。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第458页。

[29]魏冰心：《国定教科书之供应问题》，《教育通讯（复刊）》1946年1月第13期：14—15页。

[30]自编，由“国立编译馆”专任编审担负；约编，有若干科目，由该馆特约国内有名学者编纂；征编，即另有若干科目，由私人编辑，经教育部征选。

[31]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初级中学国文（甲编第2册）》，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印行，1945年上海白报纸本第1版，1946年上海白报纸本第100版，封3。

[32]教育部蒙藏教育司：《边疆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1947年版，第1页。

[33]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史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47页。

[34]汪洪亮：《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20世纪30—40年代边政学的兴起》，《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3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第125期。

[36]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第273页。

[37]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第273页。

[38]同上，第274页。

[39]同②，第122页。

[40]同②，第122页。

[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第148页。

[42]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第274页。

[43]同①，第155页。

[44]同上，第164页。

[45]同①，第167页。

[46]教育部：《侨民教育实施纲要》，《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1936年再版，第326页。

[47]张正藩：《华侨教育综论》，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6页。

[48]蒋维乔、杜佐周、陈育崧等：《南侨公民教科书（初小第1册）》，南洋书局1941年初版，第1页。

[49]李清悚：《侨民初中教科书编辑标准说明》，《侨民教育》1941年第2期，第58页。

[50]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Royal kingsway Inc 1992年版，第262页。

[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34页。

[52]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第276页。

[5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

[54]同③，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