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缔约中的代理问题

4.2.1　家族缔约中的代理问题

家族成员担任企业高层管理职务也存在道德风险的这种观点在以往不被重视，相对而言，很多研究更为重视家族身份为经理人带来的正面激励作用。一些关于家族经理与非家族经理激励效应的比较研究认为，家族成员担任CEO对家族企业更有利（Gomez-Mejia et al.，2001）。另外一些关于家族企业战略的研究也认为，家族参与和所有者管理也是家族企业特殊竞争力的来源（Carney，2005）。

但是，相关文献都不否认家族治理中也存在类似非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包括上述认同家族CEO对企业更具适应性的文献在内。

Miller和Breton-Miller（2006）认为，即使家族掌握大部分股权并任命家族成员为CEO，负面的代理问题还是会存在的。这些问题与家族规模的扩大和利益取向的分离有关，其中有以下两个呈递进特征的现象特别值得注意：

（1）家族大股东和家族CEO会侵害家族内部小股东的权益。

（2）出现多家庭和多代参与的权利集体之后，仍然有潜在冲突：强势家庭会侵害弱势家庭的权益。

因此，家族企业研究需要重温企业理论“打开黑匣”的思维变革。去掉家族群体前的“温情面纱”，将代理关系研究深入到家族内部，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看待家族企业的本质、寻找合适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在合适的治理模式建立之前，必须先找出那些与家族企业特殊性质密切相关的代理问题，即包含了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家族代理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了。

家族缔约中的特殊代理问题来自家族影响，是家族与企业磨合（interface）的重点（Poza et al.，2004），也是家族企业复合性契约的治理重点和难点。这类代理问题有很多具体表现，如搭便车、避责、套牢等（Schulze et al.，2002），这些问题的出现打破了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所有者自己经营企业不存在代理成本的假设，也对家族经理天然尽责的思维定势提出了不同意见。

本书将这些与家族参与相关的代理问题进行了归纳，并选取其中两个作为模型变量：道德风险和自我服务。这两个问题有一个鲜明的背景：家族的强势地位提供了代理问题产生的条件，并且问题出现后也缺乏来自企业内部其他主体和外部的监督压力（Corbetta＆Salvato，2004）。

这里的道德风险包含内容较广，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家族成员认为无足轻重的搭便车行为和责任逃避，还有故意排斥外部经理人；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还有损害其他家族成员（股东、家族经理）的权益等，这些会显得很隐蔽，并且家族成员发现后通常也不会在企业内公开并借助企业机制来解决，而是在家族内部寻求解决办法。但家族内部的渠道和规则是基于社会传统和亲情关系的，对于涉及企业和经济利益的家族纷争通常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一些案例研究表明，深层次的家族纷争曾导致很多家族企业走向衰亡^[1]。卡洛克和沃德在《家族企业战略计划》中指出：家族关系很多时候都处于“表面和睦的假象”中，解决家族矛盾对于家族企业的战略和传承非常重要。他们认为，制订家族参与的家族企业战略计划并引入家族协议等机制有助于解决这些家族矛盾（卡洛克，沃德，2002）。

相对于道德风险而言，自我服务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具“合法性”。这种自我服务主要是经理人的在职消费，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有经理人在自我价值导向下对企业战略和运营作出的干预（Sharma，2004），这种干预不完全出于企业发展的正常需要（Morck，Shleifer＆Vishny，1988）。有些自我服务情况甚至与家族的愿景也相背离（Morck＆Yeung，2003），这类情况在以往研究中得到的分析更少。这是强势自我控制者（self-controller）难以自制的真实情况（Lubatkin et al.，2005），而家族缔约治理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