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和开放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时代和国际形势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相应地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建国以来50多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思想和邓小平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是这种结合的理论成果。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指导，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揽，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你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但有一条是不能变的，是要统一的，就是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6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研究“别人”的同时也要很好地研究我们“自己”，只有对别人和自己的经验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才能避免将别人的经验当作今天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把是否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我国国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学科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

第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顺应世界先进生产力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要求，以把握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及其运动规律为着眼点，与时俱进，确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真正体现出开拓性、创造性和强烈的时代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首先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高度，科学地研究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潮头所向，善于把握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客观物质力量及其运动规律，从而确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取向。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题应该与世界各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都必须符合统一的世界历史运动规律的客观要求。具体来说，根据先进生产力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特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及其对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范式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潮流，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该盯住这一时代问题，一方面探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与机制建设，如何确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得到实现；另一方面，也应注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比如加大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研究，找出克服消极影响的途径和办法。特别是跨国公司发展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整体性发展趋势的冲击，传统的民族国家林立的国际关系范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全球主义和区域主义的方兴未艾，关于主权与人权的争论、未来全球政治范式和国际体系变革的研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

2.新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从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诞生，到现在全世界几亿人使用因特网，预示全球正在兴起一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这场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也将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其主要表现是：（1）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融合和政治开放，国际相互依存将得到发展，使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的概念受到挑战；（2）信息化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将会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影响与反影响、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将加剧起来；（3）信息化还会导致军事技术的革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形势和国际安全形势；（4）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信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依靠科技和经济优势，谋求建立单极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应加强这一问题的综合与交叉研究，不仅出成果、出人才，而且还应发挥政策咨询作用。

3.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研究。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安全出现新特点，如国际安全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扩大到包括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被美国视为冷战后最大的安全威胁；安全问题从东西关系转移到南北关系以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生态破坏、传染病流行等非传统安全日益严峻等等。对这些新特点和新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探索和说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安全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世界大战和外国直接军事入侵的威胁基本消除。但经济、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安全变得突出；周边安全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台湾问题显得紧迫和严重。如何分析中国国际环境的现状和趋势，也需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国际安全研究来分析和论证。

4.单极化与多极化互动的研究。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这种世界格局有什么变化和特征？它是趋向于形成一个由美国独霸，按它的模式建立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世界；还是趋向于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将被削弱，形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还是单极格局与多极化趋势并存的局面？关于格局问题，西方学者提出的基本模式是：（1）回复到两极世界（美国——俄罗斯）；（2）多极世界（美国、日本、西欧、俄罗斯、中国）；（3）三大经济集团（北美、西欧、东北亚）；（4）单极霸权（美国）；（5）单极指导下的多层次相互依存^[63]。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第五种是最现实、最可行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外学者对国际格局作出了多种判断，必须根据21世纪初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予以理论上的解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独霸世界，多极化是历史的必然，体现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世界的安全稳定。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少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可能进一步强化单极的地位，多极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呈现曲折发展的特征。鉴于国际格局的发展走势是确定中国全球战略的基本前提之一，故而关于多极化和单极化趋势互动的研究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无论是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还是非传统安全和多极化与单极化互动趋势，都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是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仅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研究这些问题，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应该研究这些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普遍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普遍的，不会由于国家性质、社会发展程度、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而有所差异。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符合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潮流，以致力于推进国际政治文明创新为着力点，逐步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术品位、人文内涵和价值坐标。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规律性的东西，常常是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甚至是跨越时空的。在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我们不能将发扬光大自己的优良传统作为拒绝承认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内涵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性的理由；也不能将继承捍卫自己的传统经验作为拒绝研究一百多年来世界政治中某些外生性经验总结的根据，更不能将某些教条和个别词句作为拒绝遵循共同规律的借口。

1.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及理论发展的主流。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直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所主导，呈现为所谓的“美国重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其服务于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而试图以普适性科学面貌出现这一点来说，是庸俗国际关系理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逐渐兴起，并呼吁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进行解构，这必将孕育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革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要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站在整个世界的高度，对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与综合，从中发现发展的主流。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元性，也是非西方国家地位得以平等体现的真正学理要求。它不仅局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流派比较（即所谓几次“论战”），还可以是学派比较（如英国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或可能的中国学派之间比较），区域国际关系理论比较、东西方国际体系比较等。比较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必将打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垄断地位，切实反映国际体系的多元性、平等性要求，推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也必然带动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真正革命^[64]。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想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开展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是基础，只有在理论比较中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主流，也才能真正把握先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前进方向。

2.世界多样性和新国际政治文明观的研究。当今世界，在同质性飞速发展的同时，异质性和多样性也在快速发展，各种差异理论之间的矛盾与调节成为现代社会理论围绕的一个主题。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是如此。尽管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国家形态千差万别，发展程度和社会模式迥然不同，民族传统和社会文化形形色色……如此众多的社会差异是在全球公共舞台上引发矛盾、摩擦乃至冲突的重要根源。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民族和种族冲突问题，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之后，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冷战”后，地区冲突出现上升趋势，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其中大多与宗教、民族问题有关，这不仅成为导致地区动乱、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根源，而且成为国家内部社会稳定的主要隐患。于是，如何处理世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构建国际政治新文明观越来越成为事关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在这一世界文明或者文化新问题上开展深入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3.全球性问题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研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性在推动了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外部性问题。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集中爆发，把人类推向了致命危险的边缘，人们日益面临资源短缺、生态危机、核冬天灾难、生物多样性丧失、道德衰败等严峻的社会危机。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全球相互依赖和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全球性意识与全球价值的确立，这一重要发展有力地超越了束缚公民社会全球化的国界障碍，促进了公民身份的全球化，人民标准逐渐超越国家标准。正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全球化的世界就像一艘小船……如果有人生病了，所有的人都会面临感染；如果有人愤怒了，其余的人很容易面临伤害。”^[65]在此背景下，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们开始抛弃国家利益的成见，携手走到共同的全球事业中来。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原则代表着世界先进文化的最新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逐步在重视国家利益的同时，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开展对全球公共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

理论的比较、多样性的整合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是把握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比较晚，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引进、消化和比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世界多样性和国际政治文明观进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条件是研究的核心，而关注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前进的方向。只有将三个方面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改革现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作为整个研究的落脚点，不断明确理论研究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和为实现人类解放服务的目标追求。

既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是一种实践，那么必然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追求，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要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神圣使命就是立足这一战略目标，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坚定地维护和发展我国的根本利益，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提出新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大家庭的一部分，在我国深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也将日益面对涉及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或者说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盛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口不平衡增长、威胁人类健康和各种生物生存的传染性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问题超越了国内外事务的传统分界线，容易迅速造成重大灾难性后果，更需要中国加强同世界各国、各国人民的合作。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服务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也必须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服务。

1.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利益体系理论的研究。国家利益是维系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传统的国家利益主要涵盖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等内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尤其是经贸交流、社会往来和国家间关系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上升，摆在国家面前的议题越来越复杂而多样，议题与议题彼此交错，形成了一种“议题网”的格局。身陷议题网的国家如何判断和甄别在具体议题上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一个专业化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美国有学者将国家利益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和边缘利益等，对国家利益采取了定量化的研究。中国也应该结合自己的外交实际，将国家利益的研究细化、量化和系统化，探索建立中国国家利益理论的分析体系。

2.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要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要关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以来，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中的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将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种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等问题提到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日程。现行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司法等国际机制，基本上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以西方的价值观、伦理观、政治观和法学理论为基础构建的，较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与意志，较少地体现和反映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存在诸多的不公平、不合理因素。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当时国务院曾要求有关部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1989年风波后未再继续下去。但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这一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今天更为突出和紧迫，需要我们作出深入的研究，并依据邓小平外交思想，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建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新秩序理论。

3.全球正义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在社会各方面的展开，正义问题也逐渐超越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而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全球化性质的辩论，关于文明冲突的全球性争鸣，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展开的全球正义之辩，世界各国学者围绕全球公平的对话等，都是从不同角度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由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全球性与地方性并行不悖、一体化和碎片化共同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前进的过程，一方面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越来越紧密，以至于“地球一村，世界一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更加紧张的多元文明、复杂差异和社会断裂而产生的深刻矛盾和频繁摩擦。如何在一个以信息、权力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生存轴心的社会平台上，在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公共空间中有效地调适差异主体之间的交往，调适人—自然—社会间的矛盾关系，协调矛盾和谨防冲突，谋求全球正义，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任务，这将要求将实现全球正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任务。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巨大空间，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国际关系领域发展的实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面向未来10—20年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上述十大问题作为整个研究中的重点，加强国际问题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紧密结合亿万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符合人民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这是从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