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思想传统

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思想传统

中国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韵味无穷。其中，天人合一的宇宙本体论，内外合用的人生价值观，辩证直觉的思维方式，知行合体的社会实践原理，既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命脉和独特价值之所在。在这些原理中，蕴藏着创造不已、自强不息、乐观自信的人生观，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智慧，足以解除当代西方人所面临的无根无向的困扰。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和思想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至今仍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起着重要作用的思想传统是儒家、道家、中国佛学（释）。儒、道、释构成中国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独树一帜，透视现在，玄想未来，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一、儒家的传统

天人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从开始就具有一种传统，这就是在天地自然与人事关系中寻找一种和谐。西周初年，《尚书·洪范》提出五行学说，以水、火、木、金、土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周易》以乾（天）、坤（地）、震（雷）、艮（山）、离（火）、坎（水）、兑（泽）、巽（风）八卦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周易》本是占卜之书，每一卦象都有一个象征系统，一方面反映宇宙自然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把宇宙变化的自然意义引申到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解释社会现象，形成中国最原始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

中国古人没有对诸多神的崇拜，也不把理性世界与现实人生截然对立，而是只畏天。对天的崇拜与对祖先的崇拜紧紧相连，人的祖先与终极的真实性同一，使得“天”的观念具有极深的哲学意义。天是关注人民的，派统治者（天子）来使人民安居乐业，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当统治者失德和不善时，人民的不满和不安就可以解释为上天收回统治者权力的象征。由此，又形成“德”（权力、道德）、“命”（命运必然性）、“性”（人的性质）、“礼”（礼仪、礼节）等观念，“德”是指上天赋予人的权力以及人实现上天意愿和成就人的生命潜能的一种力量。即是说，人可以按照上天的意志（命）来成就自己。人的这种可能性叫做人的天性（性）。这一事实清楚地使我们知道人必须修养本性来实现德与善。进而言之，人的秩序是建立在自然的秩序之上，要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就变为人所关注的实际问题。由于有了这种关注，就发展了支配人与人，人与天之间的关系——“礼”。礼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根本价值。这些原型观念具有很深刻的哲学意义。他们彼此关联相通，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本体论原雏。由此，中国哲学的主要方向和传统就朝着这方面变化发展，体现出重人伦轻天道的倾向。

儒家时代以孔子为代表。孔子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仁”。“仁”是做人的根本，“仁者，人也。”^[1]“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提倡人道，博施于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将仁爱精神推己及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由爱亲人进而爱人类，爱宇宙万物，仁者把自己和天地万物看成一体。“仁”还是一种宽容忠恕精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孔子那里，不仅仅是指处理君臣关系的道德规范，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而且还包括了真心诚意为人的广泛意义。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喜欢的，决不强加给别人。由此可见，“仁”的核心是讲人的道德修养，其目的则是为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圆满的社会秩序。“克己复礼为仁”、^[6]“修己以安人”，由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达到社会政治的和谐，相对于殷周时代的天道观，更具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特色，确立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道德人本主义传统。孔子“仁”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为人由己”^[7]，“我欲仁，斯仁至矣”^[8]，“人能弘道，非道弘人”^[9]。人是实现“仁”的主体，可以自己成就自己，当他圆满地实现“仁”时，就成为圣人，“可以与天地参矣”^[10]，即与天地相协调，相鼎立，完成自己的生命理想。由是，人的生存意义就变得充实崇高而有价值。

孔子以后，孟子、荀子发展了孔子哲学。孟子明确地提出人性善的理论。他从人见孺子将入井时会产生“恻隐之心”立论，引发出“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之为四个善端，由这四端扩充成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并且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仁者爱民”的政治哲学。荀子却认为人性是恶的，道德之善并不来源于人的本性而是靠后天的教化。他说：“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11]之所以有的成为尧舜，有的成了桀跖，有的成为工匠，有的成为农贾，都在于后天环境的积累训练与教育。这一观念更具有启发自觉、鼓励上进的积极意义。

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干，融摄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宋明理学把汉唐以来注疏“五经”的传统变为讲“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实现了政治哲学与人生价值的统一，并以民间自由讲学的书院形式传播，使传统的精英文化进一步世俗化，儒学成为元明清三代的统治思想，并对东亚各民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仍积淀在东亚各民族的文化心理中。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世界统一于理，万事万物不过是“理”的体现。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12]理的主要内容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本属于道德原则，朱熹却将它与自然规律合为一体，建立天人合一的性理之学。在中国哲学概念中，

“理”应该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规律，即物理；二是指人的本质，即性理。以道家为代表强调自然规律的探讨，认为理源于道，而道尚自然，故人性以自然为宗；以儒家为代表，强调社会伦理方面的研究，孟子认为理源于心，尽心则可以知性知天。两汉时期董仲舒发展了孔孟思想，以天为理的来源，人性要合于天道。魏晋玄学强调名教合于自然，朱熹总结前人的思想，糅合儒道，将自然与社会统一，他的“理”既是自然规律，又是道德标准，既是物理又是性理。朱熹主张“心统性情”，强调意识主体和理性对于情感的主导和控制作用，提出以“居敬”、“穷理”的方法涵养心性。“居敬”就是专心致志，“穷理”就是深入研究。他还阐发了“格物致知”的方法，实现对规律的自觉认识。如此强调理性认识和道德实践的重要作用，将逻辑思维与道德观念、认识论与伦理学有机统一，这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是值得重视的。至于把道德理性主义发展到极端，“存天理，灭人欲”，具有禁欲主义色彩，无疑扼杀了人性的全面发展，遭到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王阳明是宋明理学中心学的集大成者，“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是他颇具特色的学说。他的着眼点与朱熹不尽相同，把儒学归结为“心学”，处处坚持陆九渊“心即理”的哲学命题，他认为“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始终”。天理就是良知，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只要去除内心私欲和不正当愿望，保持善良心地，就可以成为圣人。这显然是深受中国佛教“我心自有佛”、“若识本心，即是解脱”的影响。不过佛学的本心是一种宗教信仰，王阳明的本心却是一种道德意识，前者追求的是彼岸世界的精神解脱，后者追求的是此岸世界的理想人格。在修养方法上，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强调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果说，朱熹强调的是道德理念、规范和知识的话，王阳明则强调道德情感、自觉与体验，这就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将道德提高为本体，重建了人的哲学。用张载的不朽格言概括，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3]不可否认，这样空前地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对于培养人的气节操守，品质意志，理想人格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理学成为后期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维护封建专制的等级秩序，以一整套规范压制和扼杀人性，造成伦理异化，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对其负面效应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二、道家的传统

中国哲学的另一重要传统是道家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

老子作《道》《德》二论，集中反映了他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是宇宙万物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没有“道”也就没有宇宙万物乃至人类的一切。何谓道？《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段话有几层意思。第一，道是无形无像无名无为的存在，没有具体规定性。第二，道是一个终极实在的概念，讲的是宇宙的本源问题，宇宙的生存问题，即宇宙是什么，从何而来，发展规律是怎样的等等。老子认为：“道先天地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老子的宇宙本源说和宇宙生存说，也是中国哲学史的一大创举。第三，道是“无”，道又是“有”。就先天地而生，万物之本源而言，道是“无”；就其生万物而言，道又具有生成万物的能力，包含了“有”。因此，道是混成之物。“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14]混沌之体，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无形之物可以转化为有形之物，否定可以变为肯定，潜在的可以变为实际的，空无可以变为实有，一可以变为多，同时也发生相反的变化历程。正是这种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事物的变迁。老子把这种宇宙原理应用到人生上，强调“不盈”、“不争”、“致虚及守静”。老子把这叫做“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不特意去做某些事情，无不为是依照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对待任何事情。无为是道的根本法则，道的德性。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5]顺应自然，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是道家的第二号主要人物。庄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逍遥”与“齐物”。何谓逍遥？就是追求精神世界的完全独立和绝对自由。庄子生于战国中期，面对物质文明的进步而带来的人欲横流忧心忡忡，提出了强烈抗议，他说：“自三代以下者，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16]“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身以殉物，岂不悲哉！”^[17]庄子深深悲叹人生一世劳碌奔波，心为形役，空无意义，虽生如死，因而主张摆脱外在的物欲和功名利欲，以及各种名言名教的束缚，获得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超越一切对自己的干扰，获得精神上的逍遥自在，这就是庄子的逍遥说。然而，精神可以超越现实的世界，但一个人总是要生活于世俗之中，如何处理精神与现实的矛盾呢？庄子提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庄子看来，万物齐一，无所谓是也无所谓非，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一切事物都是彼此相关和相对的，并且不断变化没有限定的，这就是庄子的齐物论。承认一切事物彼此相对相关，容忍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人就不会因事物的任何特殊景像产生偏见，从而超脱紧张与偏执，保持精神的宁静与自由，不为外物所累，过一种自然和自主的生活，即使面对困境和灾难也如此。

其实道家和儒家殊途同归，最终都是强调个人与无限宇宙的契合无间，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8]儒家讲人伦，崇尚人学，伦理思想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宗法制封建社会的需要，人性理论发展的非常充分和完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没有哪一个学派能与之匹敌。道家讲天论，第一个建立较完整的宇宙论哲学体系，自此后我国宇宙论思想没有不受此影响的。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两种思想互相渗透，互相吸取，互相融合，各得以丰富与完善。总体说来，儒家学派主要吸取道家的宇宙生存论和宇宙本体论，乃至清静寡欲的养心说等理论，以增加自然哲学方面的内容。提供自己在伦理学上的自然哲学基础。道家学派主要吸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如仁义、礼义等内容，以增加人文方面的内容。儒道的融会和互补，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吞吐力。融合儒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出仕为儒，出世为道”已成为解决人生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法宝，丰富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三、中国佛学传统

中国佛学对中国哲学发展影响至深，成为中国哲学的又一思想传统。佛学本是印度输入的外来文化，经过由汉到唐六百余年的消化，融会儒学、道学和魏晋玄学，改造和创造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学，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佛教哲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宇宙人生的真谛。与道家相近，佛教致力于破除人对外物的执著，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佛教认为世界是心的活动所变化而来的实在，启迪人们放弃外在追逐与偏执，直悟生命本性，它提倡的反本归极、明心见性、自识本心、见性成佛等一整套修行方法，是要人们寻找心灵的家园，达到一种精神境界，与儒家的圣人、道家的真人一样，佛家的成佛都是一种道德人格指向，将人有限的生命融于无限的宇宙之中，人性与天道合其德、同其体，入圣超凡，进入涅槃（自由）的境界。

与印度佛学相比，中国佛学削减了超越意识，更加世俗化。中国佛教重治生、重劳动，“担水运柴，无非妙道”，不同于印度佛徒靠施舍维持生活，注重精神冥想，不承认体力劳动可以排除人的邪念。中国佛教提倡和弘扬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理论显然深受儒学“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影响。作为中国佛学的代表禅宗，更是远离了印度佛教的本根，将佛性心性化。“众生有性”，“顿悟成佛”，只要一旦见到了自己的真性和本有心灵，就了解到终极实在，得到了菩提（智慧），不再受任何幻想、偏见和由心所产生的种种事像的束缚。用佛学的术语来说，在实际人生中有涅槃（自由），在涅槃中有实际人生。禅宗以创造性的生活和自我觉悟的日常途径来揭示人生奥秘，化平淡为神奇，富神奇于平淡，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肯定每一个人都可成佛，成就完美人格。

从思辨上讲，中国佛教哲学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模式。天台宗不取层层推进的分解表达方式，而取层层圆而无偏，遍无遗漏的辩证综合方式。华严宗主张“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把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互为依恃，互为因果，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顿悟成佛。这种顿悟，不是理性的思辨，而是个体生命的直觉体验，即在某一短暂的瞬刻悟到宇宙人生的真谛。也就是说，在某种特定的条件、情况、境地下，你突然觉得自己在一瞬间似乎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物我人己，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超凡入圣，这就是成佛了。禅宗常说三种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描写寻禅而不得的情况；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描写似已悟道其实尚未达到阶段；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是描写在瞬刻中得到了永恒。在时间上是瞬刻永恒，在空间则是万物一体，这就是禅的最高境界。重要的是，经此一“悟”以后，尽管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但意义与性质却似乎有了根本的不同。人已经从所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自然然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