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上朦胧的实践思想

2.中国哲学史上朦胧的实践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没有专门的实践用语，有关实践的思想更是朦胧的。中国哲人崇尚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知行哲学”，而且这种“知行哲学”是和人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有论：“中国哲学，最注重人生。”方克力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中有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观与伦理道德问题是紧密结合很难分开的。”（转引自httP：//www.docSS.com/PS1S61552562.htm1网页《中国古代知行观发微》一文。）如孔子重视“躬行”，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子注重力行，主张“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转引自httP://222.22.224.75/sxdd/ admin/addview.asP？addid=C000112网页《中国古代的道德实践观》一文。）

在中国古代有关文献和论著中特有的“知行观”中的“行”即相当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即是“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知与行”这对关系中，中国哲学自古就倾向于认为“知易行难”。在《左传》和《尚书》等文献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行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转引自httP://www.examS.com/1unwen/zhexue/qita/200902/1263S24_ 2.htm1网页《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现代意义》一文。）这些都是“知易行难”的理论滥觞。看来古人是很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哲学史上也不乏强调“知难”的哲学家，即使在强调“行难”的哲学家中有的也同时强调“知难”。

其实，“知”与“行”到底是“易”还是“难”，要看论者的体验和看问题的角度，要看“知”什么与“行”什么，以及如何“知”如何“行”，因此，“知”、“行”到底是“易”还是“难”，完全是相对的。例如，处在近代社会已经看到一些国家取得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孙中山，想要在中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首先有许多现实的和理论的问题需要理清头绪，而中国国情、社情、民情又极为特殊、极为复杂，因此孙中山肯定会感叹“知难”；而《左传》和《尚书》的作者以及其他一些古代社会的哲人，所处的年代科技落后，践行理想的手段有限，想到要做一件大事并不难，但真要做成这件大事却很不容易，因此自然会感叹“行难”。

“行”不但比“知”难，而且比“知”更重要，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转引自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4927612.htm1.）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知”才是可靠的，并把“辨合”（论说的道理与事实相符）、“符验”（论说的道理可实践验证）作为“知”的真理性标准。

宋明理学对“知”、“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格物致知”（考察事物，求得知识）上，理学家（如程颐）常常把对“知行”关系的论述与“格物致知”联系起来，朱熹的“知行”观较之程颐的“知行”观似乎还具有辩证色彩。心学家王阳明更强调“知行合一”，反对“将知行分成两件事去做”，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其意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功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这就看到了“知行”的相互作用和践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以博学闻名的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批判了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认为朱、王二人是“异尚而同归”。他提出：“知行”的关系是“知行相资以为用”和“知行并进而有功”。（转引自httP://gz.eywedu.com/zhongguosixiangtongshi/mydoc269.htm.）“知行”两者固然不可分，但也不能等同，其对应统一的辩证色彩比之朱熹似乎更胜一筹。另外，王夫之还有“行则知之”一说。

总之，在中国哲学史上，虽然有的学说也包含了实践的影子，如孔子的“学而知之”、墨子的“以实证名”、荀子的“耳目之实”、张载的“闻见知之”，以及上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王夫之的“行则知之”等，但一部中国哲学史主流的哲学观点务虚的多，敬“天”（占卜谶纬）、论“道”（道学道教）、讲“理”（程朱理学）、谈“心”（陆王心学）的多，务实的少，和西欧哲学史一样，涉猎感觉实践的思想和论述，只是寥若晨星，且隐而未彰。实践概念游离于中国哲学之外，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概念中国哲人没有创造出来，因而在马克思实践哲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