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实践哲学思想与翻译研究

那么，康德的实践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翻译研究而言有何启示呢？首先，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完成了由客体性思维方式向主体性思维方式的转变，即转为“从主体方面来解释客体、事物、对象，把主体看做主客体关系的核心，强调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在设置、反映、评价以至改造客体中的积极主动性和实际有效性。”陈寿灿 编著，《方法论导论》，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需要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在为人们带来了越来越富足的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甚至统治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方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些共通性和相似性，这使得自然科学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多种研究方法和多维的观察角度，从而促进学科间的彼此融合和共同发展。例如量化方法的广泛运用，就大大提高了翻译学研究的精确性与客观性；机器翻译省却了大量烦琐而重复的人工操作，奠定了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基础；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更是增加了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益的研究视角。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看到两种学科间的区别，毕竟，翻译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它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人的情感、动机、意愿、需要等主观性因素，其研究模式是“主观性的、解释性的、定性的、多元化的和非累积性的。”欧阳康，《社会认识论: 人类社会自我认识之谜的哲学探索》，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因此，无论是思考翻译过程中的各个要素、考察整个翻译过程还是进行翻译批评，都离不开对于主体因素的关注和考察，更多地需要采取理解与解释的研究方法。以机器翻译为例，由于作为检测机器翻译结果最为关键的一项——译文质量的评价很难量化，对于它的评测方案往往只是集中于语言层面的对等，即译文是否完全、准确而流畅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此处参看 赵铁军 等编著，《机器翻译原理》，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4—369页。，这就导致了相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这项技术更加适合应用于科技文献的翻译。其次，康德的实践哲学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批判精神，他通过对于理性本身所进行的深刻批判，使理性成为人类一切认识实践活动的最高准则。遗憾的是，当前的翻译批评非常缺乏这种发人深思的批判精神。但这既是提高译作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改善评价结果的有效方法，因为有批判才会有对于矛盾和问题的关注，才会有共同解决问题的努力，才会促使译者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投身于翻译实践之中。再次，康德的实践哲学蕴涵着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我国学者郑昕就曾经指出，康德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两大发现，即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是非常向往的，“故其哲学是研究人之智(纯理性)，人之性(实践理性)，人之情(静观的判断力)，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颇有‘蔽于人而不知天’的意味。”郑昕，《康德学述》，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3页。 而这也是当今翻译研究中的一种人本主义趋向，表现了研究者对于译者地位的承认与尊重，更体现了他们对于翻译实践活动中主体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