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

一、翻译规范

（一）翻译规范的界定

什么是规范（norms） ？什么是翻译规范？ 目前，关于规范和翻译规范尚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Theo Hermans、孙艺风、Jǐrí Lev和Gideon Toury提出的观点。

Hermans认为规范是“行为的规律性以及可以解释这种规律性的隐含机制”。他认为“规范是心理和社会实体，是人们互动交际中重要的构成因素，属于社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规范涵盖常规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

根据孙艺风的观点（2003） ，“规范是在历史、文化和社会诸层面上建立和形成的传统和惯例”，“是社会化的结果，同时，又是出于有效的目的选择并发展而来的。有时规范的使用不免趋于机会主义，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发话者为了被人接受，可能暂时决定采取一套规范”。

捷克斯洛伐克学者Jǐrí Lev（1976）指出翻译活动的特点就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作出决策的过程，译者的决定并不完全是译者的个人行为，而是表现出一定规律性的特征。

以色列翻译家Gideon Toury （1980）把“规范”定义为“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如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

本质上，规范体现在具体的社会行为当中，有一定的限制性，制约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根据Barsch的观点（1987） ，规范是“关于正确性的观念的社会现实”，关于语言应用的规范可分为产品规范和生产规范。产品规范对正确和适当的语言产品的属性作出了规定，包括语言表达的正确性和充分性，以及语言使用的正确性。关于语言表达正确性和充分性的规范实际上就是具体某一语言的语言文化规范，而语言使用正确性的规范是与具体交际行为相关的交际规范。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翻译活动必然受到具体规范的影响。这些规范包括语言文化规范和交际规范，对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运用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规范是指关于翻译作品和翻译过程正确性的规范，体现了具体某一社会或历史时期关于翻译的价值观和行为原则，制约着译者的具体翻译活动。Toury指出，翻译规范是内化的规则，表现了某一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对行为的制约，它是“译者在特定时间、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所作出的规律性和习惯性选择”。

（二）翻译规范的属性

翻译是译者在充分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传播文明的一种活动，“译者翻译活动的产物也就是翻译文化的产物”。译者对翻译规范的遵循是通过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来实现的。本质上，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是一种过程，一种主体行为。在该主体行为里，译者所采取的增删、位移、替换、省略等翻译方法，都体现了译者自由活动的空间，使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成为可能。然而，译者不可能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而是有限度的，其自由限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译者所遵循的规范。

翻译规范是个社会科学概念，体现在具体社会行为当中，代表的是翻译的社会性，即译者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相互关系。然而，译者本人在具体翻译实践时还要面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如何将这种主客观世界恰当地融合在一起，需要译者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面对其他译者和社会成员对翻译行为所达成的共识，以及这种共识所提供的符合常规的选择或偏好时，译者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存在的”。翻译的规范性并不排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也并不否定社会规范的存在，两者的关系是平行的、共存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翻译规范的操控，但译者的主体性同时也会引导译者打破规范的限制。遵守与打破是译者主体性的不同体现，新的规范也往往由此而生。

翻译规范具有社会性和不稳定性。规范在由规则、规范和个人特点三者构成的体系中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位置，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意识形态和翻译目的等因素构成的多维历史语境和多元社会文化系统里以多重的身份出现。总体而言，译者既是源语文本读者、译文作者，同时又是译语文本的创造者、读者和研究者。随着学科发展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水平提升，翻译规范也随之修正、完善、改变。为了方便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同时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目的语读者对译作陌生化的期待，特定时期的翻译会显示出不同的翻译倾向，或偏向源语，或偏向于目的语。比方说，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小说的翻译，译者一般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方法，旨在使译文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再比如，改译或编译是清末民初翻译的显著特点。由于翻译活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那时的翻译家们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风潮，对所翻译的作品内容会作随意地篡改或删除，有时甚至直接在作品中插入自己的评论。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林语堂所译的《浮生六记》。译者考虑到译文的接受问题，译文以归化为主，但为传达出汉语文本固有的一些异质性，在个别地方译者还是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概括地说，译者是有条件地遵守规范，同时适时渗透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规范原则性地指导译者的翻译行为，同时译者为使源语更好、更顺利地进入目的语，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目的性和创造性。怎样处理好翻译规范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对于翻译规范的研究者来说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发展

翻译规范研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以Cicero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所做的研究。他们当时探讨了翻译本质和翻译等值的要求等。 自那时以来，翻译规范研究一直是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总体而言，翻译规范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即传统语言学框架下的翻译规范研究、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翻译规范研究和描写性译学框架下的翻译规范研究。

（一）传统语言学框架下的翻译规范研究

自古代至20世纪70年代，翻译规范研究一直选取语言学视角。早在公元前100年前后，Marcus Tullius Cicero就提出了关于翻译的本质要求。他指出翻译“应保留相同的思想和形式……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必要字当句对，而应保留语言风格和力量”。

Alexander F.Tytler从译文忠实于源语文本角度提出了翻译产品的质量要求。他强调译文应完全传达源语文本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源语文本一致，译文应像源语文本一样流畅。Catford持相同观点，认为翻译的本质就是“用一种语言（目的语）中相等值的文本材料替代另一种语言（源语）”。在他看来，翻译的任务在于找出两种语言在内容、风格和效果等方面完全一致之处。

另外，许多学者基于两种语言结构的对比分析，提出一系列翻译策略和方法。

Jerome提出“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必须采取灵活原则。应区分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思想。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用直译”。

John Dryden认为翻译方法可分为直译、意译和仿译3种。直译是依据源语文本的词序或句序翻译。意译是指在保证忠实再现源语文本意义的前提下，对源语文本词汇予以增删，或调整源语语句结构。仿译是指脱离原作，类似于创作的翻译。

1953年，Fedorov提出翻译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因此翻译中语言问题应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受前苏联学者Fedorov的影响，法国人维纳和达尔贝勒在其著作《法英比较修辞》中强调翻译必须纳入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内，提出“翻译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具有自身特殊的技巧和问题”。他们强调应在语言学框架内开展系统研究，并列举意译法、借词译法、直译、换位译法、调整译法、等值译法和归化法等7种翻译方法（转引自许钧，袁筱一，1998） 。

总体而言，上述学者从源语和目的语语言对比角度提出关于翻译本质和翻译方法的一系列规定性而非描写性的具体翻译规范。这些规范强调翻译是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转换。译者应根据源语和目的语语言间的差异，选用适当目的语语言结构再现源语文本的思想和风格。然而，这些规范却未考虑到翻译与具体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翻译规范研究

20世纪70年代，功能语言学问世，并逐渐应用于翻译规范研究之中。德国翻译理论家Kathrian Reiss （1977）根据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文本分成信息文本、表现文本、效应文本和音频介质文本，指出翻译不仅仅追求语句意义的等值，还应重视文本功能的等值。其中，信息文本提供具体事实或信息，如教材、学术论文和报刊文章等。表现文本表达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如小说、诗歌和散文等。效应文本旨在对读者施加影响，使读者按照文本作者所希望的方式采取行动，如广告、法律和和合同等。音频介质文本是指以音频和视频为介质传递的文本，如电视节目等。Reiss （1977/1989）指出信息文本的目的语文本应传递源语文本的全部所指内容或概念内容，表现文本的目的语文本应忠实再现源语文本的美学和艺术形式，效应文本的目的语文本应使目的语文本读者产生预期的反应，而音频介质文本的翻译需要补充书面文字、图像和音乐等。

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 （2002）根据Karl Bǔler关于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文本划分为表现文本、信息文本和呼吁文本。表现文本包括严肃文学作品、政府文告、 自传文学和私人书信等。信息文本主要有学术文献、研究报告、报刊文章、备忘录和会议记录等。呼吁文本包含通告、产品说明书和宣传册等。他指出表现文本的核心是作者的思想，作者的个性成分是其表现的要素，故而该类文本的翻译应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即“尽可能地使用贴近源语文本的语义、句法结构将源语文本语境意义准确再现出来”，以凸显该类文本的表现性要素。信息文本的关键要素是信息传达的真实性，作者处于一种隐性的位置。翻译这类文本时，应注意信息传递的效果，即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和反应。为此，他建议采用交际翻译方法，让目的语读者获得与源语文本读者相近的效果，以实现信息的准确传达。呼吁文本的核心是读者的反应，即呼吁读者按照文本预想的方式去行动、思考和感受。为实现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在呼吁功能方面的等值，译者必须使用目的语文本读者所能接受或喜闻乐见的目的语语句传递源语文本信息对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Hans.J.Vermeer （1989/2000）提出目的论。他认为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应用。他提出了6项规则，即：

1.目的语文本由翻译目的决定。

2.目的语文本传递译语语言文化信息，这与源语语言文化信息传递相关。

3.目的语文本不会以明显相反的方式传递信息。

4.目的语文本内部必须是连贯的。

5.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必须关联。

6.以上5个规则呈等级排列， 目的规则是最主要的规则。

在以上规则中，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连贯性的重要性不及目的语文本内部的连贯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源语文本的重要性。根据目的论，同一源语文本可依照目的语文本的不同目的采用不同方式翻译。

综上所述，这些关于翻译规范的理论对翻译产品的规范性要求作了明确规定，或要求目的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在篇章功能方面的对等，或强调翻译目的对于具体翻译活动或目的语文本的制约作用。因而，这些规范是规定性的，而非描写性的。

（三）描写性译学框架下的翻译规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描写性译学的兴起，学界开始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视角考察翻译规范并加以客观描写。Toury （1995）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翻译是由历史、社会、文化所决定的；简言之，是受规范制约的”。根据他的翻译规范理论，译者的选择实际上是对翻译规范的选择。在他看来，规范“将社会所共享的价值或观念——关于正确与错误，充分和不充分的价值或观念——转化为在特定条件下恰当的和切实可行的行为指令，详细说明在一定的行为范围内应该的和禁止的，可容忍的和允许的行为”。换言之，“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它反映的是一个群体的共同价值观或思想，如正确与错误等。同时，Toury也明确指出，规范体现在具体行为当中。翻译规范不一定就是翻译策略，但会导致某种策略的选择，或是对某种策略的合理解释。规范对选择的限制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选择程序，因为有时译者不需也不能作出其他选择。

Toury对翻译的本质、分类、翻译规范的多样化及翻译规范的建立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而建构出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框架。他将翻译规范分成3大类：前期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其中前期规范和初创规范并称为元规范，操作规范又被细化为两个子类——结构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具体地说，前期规范决定待译文本或源语文本的选择，即翻译政策。初始规范要求译者在总揽全局时，在两个极端中选择一个——是尽可能倾向源语文本，即注重充分性，还是尽可能倾向目的语，在目的语中接受源语的用法，即注重可接受性。操作规范指在实际翻译活动中指导译者就翻译策略和方法作出决定。其中，结构规范影响译本的宏观结构，如源语文本是全译还是部分译出，是将其译成章节或诗节，还是译成类似剧本的幕或场等。篇章语言规范影响译本的微观结构，如译文中词汇和句子结构的选用，甚至是否使用斜体字和/或大写字母等。

继Toury之后，对翻译规范的本质和适用性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还有Chesterman、Hermans、 Nord等。与Toury关于规范的定义相比，Hermans所讨论的规范似乎更加灵活，既指行为中的规律性或再现模式，又指能够解释这种规律性的潜在机制。Hermans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之下，考察隐含在翻译活动之中的规范，不仅注重译者对个别翻译策略和决定的选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取”，更注重译者对其他策略和决定的摒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舍”，从中总结出隐藏的规范。他所考察的翻译规范侧重于整个翻译活动，包括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内容，而不仅仅局限于文本。虽然他没有对翻译规范进行具体分类，但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翻译规范研究的方法和侧重点。在他看来，研究规范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分析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对等关系，还在于发现规范如何影响译者对源语作品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的确定、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以及特定情景或语境下人们对翻译及翻译作品的认识等。概括说来，Hermans的翻译规范理论把翻译活动视为一种交易行为，译者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他的行为受到一定规范的制约，并与其他代理人协调共处，共同实现这一交易行为。而协调共处意味着译者必须作出一定的取舍，这种取舍的背后所蕴含的是各种社会、政治、文化、诗学和意识形态等诸多规范对译者的操纵。Hermans提出了翻译规范研究的四种方法，即：①研究那些公认为出色的译作和在翻译方法上引起争议的译文；②研究翻译作品和翻译方法选择的具体原因和译作引起的反响；③研究目的语文化对翻译作品的态度；④研究翻译中的准则、规则。

Chesterman在Toury和Hermans的理论基础之上，首次深入探讨了有关翻译规范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规范的来源、规范对具体翻译活动的影响、规范背后隐含的价值观等，进而构建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同Toury一样，Chesterman也将翻译规范分为3大类，即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根据他的观点，社会规范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规范是译者应该坚持的一些价值标准，如“晓畅、真实、信任和理解”。技术规范又细化为产品规范和生产规范。相对Toury的翻译规范分类，Chesterman的分类更加具体。期待规范是指读者对于什么才算是对翻译的期待，它们由翻译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别的政治因素决定，因而这种规范又被视为形成性规范。若译者遵循它们，他们的产品（译作）才被认为是真实的、适合的、合法的；反之，就可能被称为改写、解释、歪曲或模仿而不能冠以翻译之名。专业规范支配着翻译过程本身，一般通过那些被官方认可的、专业的翻译家或资深译员制定，因为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规范的行为。Chesteran将专业规范再细化，分为3个子类，即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联规范。具体地说，责任规范规定译者必须忠实于源语文本作者、他们的上司和代理人等，并对上述各方负责。交际规范规定译者应如何使交际各方在特定情景中成功进行交际或使交际更加完善。责任规范是一种交际标准，亦即发挥协调翻译所涉及各方之间的沟通作用。关联规范指导并促使译者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建立并维持两个文本之间的相似之处。关联规范是一种语言标准，亦即译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源语文本与译文之间适当的相互关系，而等值或相似只是诸多关系之一。

相对于以上3位学者的翻译规范理论，Nord的理论较为简单。她的规范观以John Rogers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主要考察翻译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Nord的翻译原则可简单归纳为“功能加忠诚原则”。为更好地阐释其规范理论，她将规范分为两大类，即形成性规范和调节性规范。形成性规范决定着某一特定文化群体对翻译的界定。用Nord的话说，这些规范的总和构成了“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流行的翻译的一般概念，即翻译使用者对实际翻译文本的期待”。

分析上述学者的观点，不难看出他们所开展的翻译规范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方法、翻译规范分类、翻译规范的性质和定义等方面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别。Toury的翻译规范研究对象集中于1930—1945年间出版的译自英语和德语的希伯来语翻译小说，其规范研究与翻译文本密切相关。Chesterman的翻译规范研究将范围扩大到包括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在内的社会大框架。Hermans的翻译规范研究把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中，将其视为一种交易行为——译者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其行为受到一定规范的制约，与其他代理人协调并对其负责，共同实现这一交易行为。这一行为伴随着一系列的取舍选择。与Hermans的翻译规范理论侧重于整个翻译活动类似，Nord的翻译规范理论也超越了传统的以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规范问题的方法，将研究重心定位于译者与翻译活动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之上，而不是译者对文本采取的具体操作。该理论通过探讨译者与源语文本作者、翻译活动发起人、译语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遵循的忠诚规范，即译者对这3方所应承担的责任。

表7-1　Toury、 Chesterman、 Nord和Hermans的翻译规范分类比较

根据上表，尽管以上学者对于翻译规范的看法差别较大，但还是可以发现他们对翻译规范总体特征的看法大致相同。他们均认为翻译规范具有社会文化独特性和不稳定性等内在特征。社会文化独特性是指一种规范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行业遵守或跨越不同文化得到相同程度的应用。不稳定性即变化性，它并非由其内在的缺陷造成，而是由其作为规范的本质所决定的。规范体现在具体社会活动当中。由于社会是动态变化的，规范相应地在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下处于不稳定的变化中。某一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规范是相对的，而不断的动态变化是绝对的。

与国外翻译规范研究相比，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不够系统。不过，虽然在国内“翻译规范”的概念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在一些文章中，但关于翻译规范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更早。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翻译规范研究主要选取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对等的视角，属于语文学式的研究。译者把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以格言、警句的形式传授给后人，供后人参考和仿效，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张培基的“忠实、通顺”和刘重德的“信、达、切”原则等。这些翻译前辈总结出的翻译规范代表的是某一时期或阶段的翻译主流趋向，带有一定的制约性和局限性。80年代以后，受到西方语言学派的影响，国内关于翻译规范的研究是语言学式的。国内学者主要从语言对比角度开展翻译规范研究，重点对比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异同和相互关系，研究如何在目的语中产出正确的译文。他们一方面关注如何按照特定的标准，如Nida的动态对等，产生正确的文本；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出一套译者应当遵循的翻译规则或标准。无论是语文学的还是语言学的规范研究，其本质都是规定性的。这些规定性的翻译标准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并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实践，对提高译者翻译水平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对翻译实践和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语文学式的研究注重译者个人的感悟和经验，缺乏科学的理论，关注文章的遣词造句，对整体语篇的分析不太关注。语言学式的研究则过于强调研究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忽略了翻译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要素的关联，研究角度较为单一。事实上，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只是单纯的语码转换，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不同语言读者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自21世纪初以来，国外翻译规范的相关研究成果已对我国翻译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越来越多关于规范研究的论文出现，如傅勇林（2001） ，赵宁（2001） ，韩江洪和张柏然（2004） ，韩江洪（2004） ，李德超和邓静（2004） ，吴建国、魏清光（2006）和仝亚辉（2009） ，等等。一些学者将规范理论应用于我国特定的翻译实践中，还原或者建构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规范，如刘亚猛（2006）从“忠实于源文本”还是“对源语文化负责”的抉择问题上探讨翻译规范的重构。另外一些学者结合译者主体性的分析来考察具体翻译规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如孙艺风（2003）着重探讨了翻译规范与译者的主体意识问题等。当然，这些论文和专著远远不足以重构我国翻译发展历程中的各种翻译规范，或构建新的翻译规范，从而指导未来的翻译活动。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我们有必要梳理并汲取西方翻译规范研究成果，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分析和具体翻译文本语言特征的描写，构建关于外汉翻译或汉外翻译的翻译规范理论。

三、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

（一）语料库在翻译规范研究中的作用

Baker （1998）曾指出，“翻译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不是个别译文，而是一个彼此连贯的翻译文本库”。也就是说，在研究翻译规范时，尤其是要想了解某一时期的翻译规范时，唯有通过对翻译活动的各个阶段进行客观的描写，从大量语料中总结出这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规范，才可以更客观地归纳出当时的规范，真正体现描写译学的实证研究性质。然而，遗憾的是，Toury、 Hermans、 Chesterman、Nord等学者均未从大规模的语料库中提取语料探究翻译行为体现出的一些规律，也未建立这些规律与翻译规范的联系。如果不解决目前翻译规范研究普遍存在的方法论上的缺陷，翻译规范研究只能局限于语料非常有限的文本，最终研究结论往往不具代表性，甚至具有较强的规定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料库翻译学快速发展，为翻译规范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翻译规范研究方法论瓶颈问题的解决注入了新的活力。凭借语料库技术，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翻译规范的规定性研究向翻译规范的描写性实证研究转型。 目前，如何描写、分析和比较实际翻译语料的语言特征，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翻译规范，已成为翻译规范研究的重点。正如Schaffner （2007）所指出的，“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语料分析，重构某一群体、某个历史时期的翻译规范。规范概念是一个研究工具。通过对各个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翻译规范的研究，通过对文本和文本以外的材料进行分析，通过反复出现的规律的描写，最终发现普遍翻译法则。就是说，从‘异’入手，最后达到‘同’”。

必须指出，翻译规范的存在使特定时期的翻译文本总体呈现某些具有一定规律性和倾向性的语言特征。这些特征不能靠研究者的主观感知和经验来猜测或归纳总结，只能通过对大量翻译文本的分析来才可以识别。“翻译行为实际上是相对于某一特定译语而言的，因此翻译的语言特征就是指翻译文本相对于同一语言的非翻译文本或原创文本的差异性特征，通过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可以识别这些特征并再现翻译规范”。具体说来，可以应用语料库，获取并分析关于翻译语言特征的相关数据，并结合具体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大背景来描述翻译规范。

重构或构建翻译规范并非易事，因为语料首先要丰富，其次是语料要有代表性，而代表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研究。利用语料库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基本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如前所述，实证研究的基本路径一般表现为：提出假设；搜集和分析真实语料；验证假设；得出结论。显见，这种方法非常适合于翻译规范实证性描写研究。胡显耀（2006）指出，翻译规范理论与语料库翻译研究的结合点在于：前者为语料库方法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和明确的研究目标，而后者为翻译规范论提供了自下而上的、从描写到实证的、对大量文本进行研究的方法。在他看来，规范、假设与语料库的联系是双向的，语料库实证研究验证假设是否成立，而假设的成立与否直接关系到某个翻译规范的状态。翻译规范状态的改变可能产生新的假设，新的假设可以继续用语料库进行验证。这样的实证与描写，可以回答一些翻译研究学者很关心但却无从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如，当代汉语翻译小说是以归化为主还是以异化为主？翻译文本具有不同于原创文本的特征吗？译者的风格存在吗？等等。

语料库在翻译规范研究中的运用具体表现为在比较翻译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基础上，总结出译者具体翻译行为所受的约束，即隐藏着的不成文的规定。此外，语料库的应用还表现在利用语料库，分析具体语言对的翻译语言特征，以期揭示翻译规范。运用相关语料库，尤其是翻译语料库，可以研究具体语言对翻译文本语言特征及其动因和机制。而研究翻译文本本身的语言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影响具体翻译行为的约束条件，发现具体翻译语言特征背后隐藏的规范，以及影响这些规范生成的社会文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本语言特征研究，可以为翻译规范研究提供有效途径。

有必要指出，在整个翻译活动过程里，译者自始至终会受到与社会、文化、语言、文学传统、读者的接受能力及译者的文化态度等因素相关的各种规范的制约。同时，各种规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化升华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量，进而引起译者选择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中，译者一方面必须适应主流规范，使翻译作品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并与目的语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译作构建新的规范。译者对规范的遵循与否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取决于译者个人的选择，具体表现为译者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取舍。利用语料库研究译者具体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应用，从中归纳出具体翻译规范。开展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可以从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文化，有助于发现和解释历史上各种翻译作品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

（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现状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库可追溯至1993年。当时，Mona Baker （1993）基于翻译英语语料库（TEC）对译自法语、阿拉伯语和日语的当代非文学作品英译语料进行分析，发现译自日语的英译文本对于外来词的容忍度远远高于译自另外两种语言的英译文本。她指出翻译行为中的规范因社会文化不同而不同。

John Milton （1994）利用语料库，对巴西流行小说译本进行分析，发现非标准英语从来不会译作非标准葡萄牙语。

Dorothy Kenny （1998）基于德英平行语料库，对于译自德语的英译文本中的净化现象进行分析，发现译者常常选用情感色彩温和或中性的词汇翻译源语文本中带有强烈褒义或贬义情感色彩的词汇。

胡显耀（2007）基于语料库考察当代汉语翻译小说，指出当代翻译小说的译者试图用更少的词汇、更少的实词（主要是名词）和更多的常用词来降低翻译文本的难度，提高译文在汉语中的可接受度，使其更加符合汉语读者的“传统化期待”。根据他的观点，传统化期待是指期待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传统。普通读者通常希望译文至少在语言上符合自己的传统和习惯，有时这种期待也衍生到对译本符合译语文化传统的期待。

张继光、张蓊荟（2010）基于自主开发的当代散文英汉平行语料库和当代汉语散文可比语料库，比较分析了汉语原创散文、英语散文及其汉译文本句法特征的异同，力图描述英汉散文翻译的句法操作规范。作者指出当代英语散文汉译的操作规范主要为繁复、变异和形合，但是变异和形合的程度没有超过汉语能够承受的结构张力范围。他们强调汉语在与西方语言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新鲜养分并逐步丰富和发展，但并没有出现完全的欧化，这是因为汉语内部运行机制和翻译规范所发挥的约束作用。

总体而言，尽管语料库为翻译规范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方法论支持，但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比较落后，相关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 目前所建的平行语料库或翻译语料库存在两大客观缺陷，即：①语料时间跨度有限，所涵盖时间跨度一般是在二三十年左右，这不利于普适性翻译规范的归纳；②现有语料库尚未充分关注与翻译规范研究相关的变量，如文体、译者性别和身份、译者所处的社会语境等。其二，学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尚未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也未对这些问题开展过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翻译规范研究对于翻译本质和翻译过程的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学界应寻找翻译规范研究和语料库技术的结合点，充分利用现有语料库的技术优势，建设能够充分考虑翻译规范研究需要的语料库，积极开展翻译规范研究。

（三）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的方法

1.翻译规范研究的基本方法

前文述及，翻译规范通常不能通过直接观察得到。这是由于翻译规范以受规范制约的具体翻译行为或翻译产品为载体，但后者能为我们直接观察到。因而，要了解翻译规范，就必须对这些翻译行为或翻译产品进行描述和分析，以阐明其背后的翻译规范。必须指出，任何描写性研究的开展，都必须满足研究对象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一基本前提。翻译活动虽然复杂多样，而且因人因时而异，但归根结底，它也是一种现实的可观察到的具体现象，故而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根据欧阳康（1998）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它们与自然科学一样有着客观的对象，还在于它们的对象也有其特殊的但仍然可以把握的本质和规律。翻译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 自然也有其自身客观的研究对象。根据杨自检（2002）的说法，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8大因素：客观世界、源语文本作者、源语文本、源语文本读者、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译文读者。虽然不同译者有各自的翻译要求和翻译风格，似乎无规律可循，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遵循某种标准或原则，这些标准或原则会有一定的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也就是说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种翻译的规律性或规范性通常具体表现为翻译现象和引起翻译现象的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要重构某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翻译规范，就需要研究当时的翻译行为或翻译作品，需要研究当时的不同译者或译本。这些译者一般是职业译者，但特定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除外，如研究学习者翻译语言特征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学生，而不是专业译员。作为研究对象的译本一般选取同一文体的不同译本或不同文体的译本。应在分析不同译者翻译作品或数量众多的译本基础上，总结特定历史时期具体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归纳该时期具体文体或所有文体翻译所依据的翻译规范。然而，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在描写性译学的大背景下发现并重构隐藏着的翻译规范，绝非易事。

根据Toury的理论（1999） ，归纳并建构翻译规范，主要有篇章内和篇章外两种方法。篇章内方法是指以翻译文本的序言、跋、附录和翻译文本语言特征的分析为基础，挖掘出翻译活动背后隐藏着的翻译规范。众所周知，翻译文本是各种翻译规范的集中体现，是研究各种翻译规范的资料总库。规范是非直观的，但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分析翻译文本的具体特征来探讨具体翻译规范。毕竟，翻译文本是受翻译规范制约的翻译行为的最终产品。因此，翻译规范研究可以选取篇章内方法。赵宁（2001）指出，规范本质上不是显性的，而是隐含在译文之中。人们研究规范时，译文是最直接、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篇章外方法是指通过分析译者、编辑、出版商等参与翻译活动或与翻译活动有关的人对翻译作品、译者或翻译理论所作的评论等总结翻译规范。不过，这些评论有时可能不够全面或带有一定的主观偏见。因此，运用篇章外方法研究翻译规范时应谨慎。

采用篇章内方法研究翻译规范时，可以依据翻译规范所涉及的不同语言层次，将翻译规范进一步区分为词汇操作规范、句法操作规范和篇章操作规范。词汇操作规范研究主要关注源语文本中带有特色文化意义或地方特色的源语词汇的翻译，如汉语词汇“红色”的英译、英语话语标记“well”、 “You know”等的汉译。这类规范研究基于两种语言文化体系内在异同的比较，从文化、社会意识等方面阐释译者的主要翻译倾向，解释为什么译者会选择某一策略而舍弃其他选择。

句法操作翻译规范研究旨在探讨文章的句长和句式结构等，所涉及范围比词汇操作规范研究更广泛。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应关注各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亦即句内联系，更要全面考虑不同句子之间内在和外在的联系，或句间联系。例如，研究英语定语从句的汉译，不仅要考虑英语句子重形合，汉语句子重意合的差别，更要注意英语句子和汉语句子在语句逻辑关系的建立和表达方面存在的异同。翻译时，在求同的情况下适当存异，以迎合译语读者对译文的期待。

相比较而言，语篇操作规范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最广，研究对象也更为复杂。该领域的研究需要综合考虑词汇操作规范、句法操作规范、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以及译者个人用语习惯和风格等。语篇操作规范研究强调在语篇背景和文化背景下诠释译者的翻译行为，总结影响译者作出相关翻译决定的规范及其缘由。譬如，分析严复的翻译，尤其是他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作的汉译本《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甄科斯的《社会通诠》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翻译作品，我们会发现他多用古朴典雅、气势恢弘的桐城派古文进行翻译。对此，冯友兰先生曾论道：“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的有价值。”翻译以上外文著作时，严复使用古文翻译西书，以中文短句译英文长句，语句顺序虽然迥异，但源语文本意思基本能传达出来，而且读起来节奏感强，有时译文甚至可以与源语文本达到貌离神合、异曲同工之妙。如果采用白话文翻译，反而会令当时的一些读者感觉太过陌生，失去了一份欣赏的兴趣。因而，严复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状况的深入了解，采用符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的古文翻译外语著作。这恰恰反映出当时制约译者翻译活动的主要因素是当时倡导使用典雅古文翻译西方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换言之，当时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翻译规范是采用文言文翻译西方国家著作。

2.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规范研究主要采用翻译文本分析的方法，具体分为两个步骤：①从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对翻译文本的具体特征进行描写和分析；②利用语料库所提供的关于翻译文本的出版时间和文体、译者性别及其他相关背景信息，依据相关翻译学理论归纳翻译规范，或对关于翻译规范的假设进行验证和修正，并从社会文化视角对翻译规范的成因进行分析。

首先，利用语料库技术，对具体翻译文本词汇和句法层面的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将翻译文本与源语文本或与主题和体裁基本类似的原创文本进行比较，描写和分析翻译文本词汇、句法和语篇的总体特征。之后，基于翻译文本词汇和句法的特征分析，归纳或验证翻译规范。以英汉翻译为例，可以对汉译文本、汉语原创文本和英语文本中连接词、动词和代词等词性所占的百分比进行比较分析，以论证形合、名词和介词动词化，以及主语人称化等规范是否适合于英汉翻译。

其次，可以统计和分析翻译文本中一些典型词汇、语句结构和标点符号的使用频率及应用特征，并同源语文本中与其对应的词汇、结构和标点符号进行比较，总结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推断或重构具体翻译规范。譬如，可以选择不同时期出版的英汉翻译作品，分析英语文化限定词或禁忌语的汉语对应词使用频率及其语义特征，根据这些词汇的翻译是以汉语语言文化规范为依归还是趋向于英语语言文化规范，确定不同历史时期英语文化限定词或英语禁忌语的汉译操作规范是陌生化还是常规化，并进行论证和解释。此外，可以通过考察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英语定语从句的汉译，对英语定语从句的汉译操作规范提出假设。

最后，可以从具体对应词或翻译现象入手，结合具体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诗学传统、译者的阅历和创作背景，依据语言对比、翻译认知和翻译规范相关理论，详细分析具体翻译规范的属性、特征及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