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的和谐思想

（二）中国哲学中的和谐思想

在中国哲学中，“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周易》中就有记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周易·乾卦》）即万物皆适应天道变化而运行，保持着和谐状态，才能顺利生存。晏婴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也就是说，作君王的，只有常听不同的声音，这个国家才能够达到政通人和。“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徐疾，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也就是说，只有相互差异，事物才能和谐，和而不同也是先王成功治世的经验。^[13]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即君子能和谐共处，但不盲目附和，小人盲目附和却不能和谐相处，提出了和谐并不是无差异的、简单的统一，而是差异基础上的统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实际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调和。子思则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认为“中”、“和”是整个宇宙中一个根本的和普遍的法则，遵守这一法则，万物即能和谐发展，兴旺繁荣。孟子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强调，民众要服从统治者的意志和统治制度，不犯上作乱，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即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气，阴阳两气经过斗争达到和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音声的这种和又是万物之和的体现。老子在“玄同论”中寻求三个方面的和谐：超越现实社会制度，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超越世俗价值观，寻求人自身的和谐；超越世俗的有为，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14]此外，老子还提出了天人相济的“中和发展”思想。他认为，人从天来，只有顺应天道(遵循自然规律)，不违天时，不违农时，不违民心，社会才能取得和谐稳定的发展；如果违背天时、人愿，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竭泽而渔”，必将损尽地利，引起天怒人怨，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人类对自然必须取之有度，人与人交往必须保持虔诚礼让，只有这样，人与人、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发展。

周敦颐说，“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业也”（《通书·师第七》，《周子全书》卷8）。程颐说，“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第160页）。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而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然”（《中庸或问》第一章）。《吕氏春秋》“上农”篇、“任地”篇以及《国语》、《管子》等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关于重农尚农、强根固本、不违农时、藏富于农、兴修水利等“重农轻商”经济思想。这种经济思想尽管是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但是很适合于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实际经济难题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寻求和谐、稳定发展的思想。

综上所述，和谐，在古人那里虽然具体论述不尽相同：从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到《礼记·礼运第九》中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5]，再到《左传·襄公十一年》的“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16]；从孔子的“和为贵”、“和而不同”^[17]，到墨子的“兼相爱”、“爱无差等”^[18]，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9]，都表达了社会和谐的主张。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对立中的统一，是差异各方的相互和谐，是从静态的角度来探讨和谐，没有把和谐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古人对和谐思想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主张行为中规中矩，符合人伦纲常；二是家庭和谐，主张发扬“孝”、“悌”，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理想；三是国家和谐，主张皇帝实行仁政，臣民们忠于君王，达到“协和万邦”；四是天人关系和谐，主张天地人和，天人合一；五是和谐理想的追求。《礼记·礼运》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晚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思想，都是人们对和谐的理想状态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