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思想的深厚传统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和”，还是“平”，在中国都没有今天我们常常所说的“非战状态”的起源。《说文解字》中将“和”解释为“相应”，即同声相应、同气相和之意，主要指声律音乐上的协和。因此，《易经·中孚》中有“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之句；《尔雅·释乐》中有“大笙谓之巢，小笙谓之和”之句。《广韵》将“和”解释为“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形容某种东西的情状。从这层意思引申出来，《中庸》中有“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书经·尧典》中有“协和万邦”之句，《论语·学而》中有“礼之用，和为贵”之句。在这些意思中，“和”虽然仍然没有“和平”之意，但已经可以引申出“协调”“和谐”之意。“和”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为塑造中国思想传统中尊崇“和平”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和”主要涉及不同声音、不同物质、不同集团的关系问题，而“平”主要指某种物性的状态。《说文解字》将“平”解释为“语平舒”，即说话语气和缓、舒缓。《广韵》把“平”定义为“正也”，《增韵》将“平”定义为“坦也”，同时，“平”也指代实现“平坦”的动作。《尔雅·释诂》中说：“平，成也。”《左传疏》中说：“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又治也。”“平”在今天“和平”中的含义，是从实现“平”的动词中引申出来的。如《春秋·宣十五年》中说：“宋人及楚人平。”《疏》中说：“成也。谓解恕和好也。”这时的“平”，也有缔结和约之意。

我国的《辞源》指出“和平”的三种含义：其一，心平气和，如《荀子·君道》中说：“血气和平，志意广大。”其二，战乱平息，秩序安定，如《管子·正》中说：“致德其民，和平以静。”《史记·秦始皇纪》中说：“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其三，乐声和顺，如《国语·周下》中说：“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其中第二种含义即是我们常说的“和平”。^[52]

从历史与文化传统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热爱和平、最恪守和平的民族之一。这一点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认同。正如孙中山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和平思想的深厚传统体现在地缘环境、生产方式、国际战略、外交活动、军事战略、思想文化等诸多层面。

（一）从地缘环境的角度看中国的和平传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国家、民族、社会、人群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方式都离不开其生存的自然地理等地缘环境，而其地缘环境往往具有独一无二的独特性，这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根源。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地缘环境的独特性。中国是一个大陆性国家，位于地球上最大的欧亚大陆的东端，幅员辽阔，广袤无垠。但同时，这块土地又相对封闭，北方是荒凉朔漠之地，一直延伸到寒冷的极地；西部同样是戈壁沙漠，还被昆仑山、天山等山脉与中亚、中东阻隔；西南部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撞击形成的世界屋脊般的高原，是传统交通方式无法逾越的地球第三极；东南部则面临着地球上最辽阔的太平洋。广袤而又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既养育了历史上平均人口基数和密度最大的居民，又阻挡了古代中国人走出去的脚步，使中国人安土重迁，从来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扩张与征服活动。早在三皇五帝的传说年代，中国人就在部落、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架构，并且初步探索了这片土地的边缘。此后迄今的五千年里，中国人的生存范围就基本稳定在这个地缘环境里，虽然经济重心经历了两宋时期由北到南的变迁，虽然人口由少到多并始终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据最大比例，但中国人没有因为人口土地的比例问题开展过任何对外扩张活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理环境的限制。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早在五六千年前就能够被原始的船筏航渡；中世纪的欧洲，骑士组成的十字军不需要克服什么天险就能够抵达中东；而在欧亚大陆的北方，游牧民族凭借马与马车的驮载，很容易在平坦辽阔的草原上迁徙征伐。只有中国人，祖祖辈辈耕耘于世代相传的土地上，成为东亚大地忠诚的“囚徒”。

（二）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中国的和平传统

传统上，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地区，世代务农的农耕文明也是促使中国坚守和平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首先发展起来的较为先进的文明就是农业文明，比农业文明更加先进一些的是商业文明，比农业文明落后一些的是游牧文明，介于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是畜牧业文明，比游牧文明更加落后一些的是渔猎文明。在所有这些文明形态中，农业文明最讲究和平。中国很幸运，从一开始就成为典型的农业文明地区。这使古代的中国自有人类记载以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世界名列前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农业文明必须严格遵守一年四季的变迁规律，生产以时，这导致中国农民本分保守，不敢越雷池一步，遵守规则，固守农田的边界。上升到国家层面，则整个中国坚持守土有则，从来不事扩张，不主动挑衅对外宣战，因此形成小国寡民的局面。中国的农业文明是大河文明的产物。黄河与长江都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共同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共同治理大河的需要，很早就把中华民族联成一体，牢不可破。但农业文明的发达，又压制了其他文明的萌芽。农垦地区的扩大，使游牧地区越来越边缘化；农业产出的丰富，使畜牧经济发展受限，中国成为世界罕见的不以动物乳汁为主食的地区；农业生产将大量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即使出现了商业文明的苗头，也总是受到压制，被排挤到社会主流之外；农业文明与大河文明的结合，孕育了专制主义的种子。因此，农业文明促使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面，是自秦汉以来中国文明几乎没有发展，陷入停滞之中。表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中，则是安守和平，不思进取，缺乏尚武精神，缺乏改进军事能力的动力，导致中国在历史上屡受外敌入侵，既有国破家亡之时，也有受尽屈辱之时。特别是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全球扩张、侵略掠夺的背景下，传统的农业文明生产方式已经无力保护中国的和平与发展。

（三）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中国的和平传统

国际战略并非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固有。国际战略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在国家主权的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西方色彩的近代化概念，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上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不会考虑到国际战略的问题。但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时必然会遇到国际战略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因此仍然可以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和平传统。

古代中国遇到的最突出的国际战略问题是敌强我弱、群敌环伺、敌人实力参差不齐。虽然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使中国免于许多外敌入侵的危险，但在中国西部和北部，尤其是北部，是近代以前中国主要外患的来源地。实际上，这儿也是全世界蛮族入侵的主要源头。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游牧民迁徙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53]实际上，游牧民族入侵的最短路线是向南侵略肥沃的农业地区，亦即中国内陆地区。在强敌环伺的国际战略格局之下，古代中国人被迫探索更加可行的生存之道，并逐渐形成了重谋略的战略思维。正如孙子所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伐兵，其下攻城。”^[54]重视谋略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避免刀兵相见。《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还有运筹“衢地”即四通八达之地的战略，“衢地则合交”，“衢地吾将固其结”，意思就是在国际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注意通过结交一些国家、孤立另一些国家，实现自身最大利益，以“先至而得天下之众”^[55]。在与诸侯国接壤的地区，要结交毗邻的诸侯国，并巩固和他们的结交，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从而在外交上孤立敌国。汉初晃错在写给汉文帝的《议兵事疏》中针对匈奴强敌压境的局面，提出了“以蛮夷制蛮夷”的思想，主张汉夷并用守边卫防，就是典型的运用谋略争取国际战略有利态势的和平方案。在汉朝后来的对匈战争中，汉武帝制定了以“断匈奴之右臂”同时通西域、联乌孙“以夷制夷”对付匈奴的战略，取得了农业文明抗击游牧文明入侵的罕见的胜利。直到近代，面临列强入侵，清朝也是屡屡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虽然仍然难免屈辱的结局，但也或多或少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四）从外交活动的角度看中国的和平传统

与国际战略相同，外交也是近代以来才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中受到重视。在古代中国，并没有今天的国际关系的概念，当然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外交活动的角度看待中国如何使用和平的手段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局势。

总体而言，在古代中国的世界里，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称呼也由此而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他国家无不如众星拱月，环绕在中国周围。而中国幅员之大，物产之丰富，人口之众多，文明之先进，无不远远超出其他邻国。中国认为自己无须通过侵略或者战争的方式取得周边的土地与资源，因此在外交活动中首先倾向于运用和平手段，以柔远人，营造以中国为中心、以附属国为藩篱的天下格局。中国与藩属国之间不是近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是封建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当然，中国承认藩属国的独立，而藩属国必须承认中国皇帝高人一等的天下共主的地位。这种国际关系依靠册封与朝贡体制来维持。当藩属国的君主登基时，会争取中国的册封。而在定期的朝贡机制中，中国采用“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56]的办法，“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如此，则诸侯归服”。^[57]通过这种办法，既营造了中国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地位，又使远方宾服，营造了世界和平。在外交活动中，中国还讲究感情与亲情的联结。和亲就是中国争取和平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在与匈奴交战中被围困，答应以和亲的办法缔结和平。这是中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开始。早期的和亲往往是迫不得已的。但和亲政策确实取得了重要的和平成果。王昭君、文成公主都因为和亲长时间地改善了边疆安全环境从而名垂青史。《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外交活动取得比军事行动更有利的成果，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五）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中国的和平传统

与西方传统非常不同的是，在中国传统中讲到军事首先想到的却是和平。从古知兵非好战，战争，不是为了获得眼前的胜利，而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和平。《孙子兵法》的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也”，就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军事战略绝不是就兵言兵，而是着眼于为国家谋求根本利益。《孙子兵法》中充满了“全胜”“慎战”的观点，就是提醒兵家不要拘于胜败一隅，而要着眼于战略，争取更加有利的胜利。如《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提出战争最高境界的同时也指出了“不战”的上善之举。再如，《孙子兵法·火攻篇》中说：“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提出了“慎战”思想，认为这才是“安国全军之道”。先秦诸子中，《吕氏春秋》提出了“义兵”说。“义兵”，即正义之师，指出如果进行正义战争，则“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58]，也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以“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为代表的中国战略文化的灵魂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59]

重视防御，就是中国军事战略的基点。秦朝“北筑长城而守藩篱”目的即在防御。今天，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既蕴含了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更是军事战略上防御的工具，代表了保家卫国的决心。但是，防御也有保守性一面，实行消极防御，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辩，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60]

（六）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的和平传统

中国历来珍爱和重视和平，还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明初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先后七次下西洋，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但这支空前的大舰队从来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使用武力去建设海外殖民地，或者掠夺别国财富，而全部都是作为友好使者，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许多西方人至今都对此深感惊异，觉得不可理解。这是因为中国珍爱和平的思想文化传统既历史悠久，又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表达的是不用武力、依靠道德实现和平的理想；《周易大传》中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呼唤圣人来感动人心、促进和平；《老子》第三十一篇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表达的是正人君子对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不屑；孔子《论语》里有丰富的仁道、恕道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受到全世界的推崇；《墨子》中专门有“非攻”一卷，呼吁君子辨别“义”与“不义”，行使“仁义”的“圣王之道”；《孟子》也提倡“仁政”，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管子》提出了“至善不战”的主张……这些丰富的和平思想既塑造了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对今天也有启迪作用。挪威和平学者加尔通就认为，道家的阴阳论就比单纯地将和平与暴力对立起来具有更好的说服力，因为道家的见解是“和平中有暴力（被动的），暴力中有和平（主动的），阴存在于阳之中，阳存在于阴之中……阴与阳彼此对立，但从相互补充的角度上说，它们又共同存在着”。^[61]

上述历史与文化传统，虽然起于远古，但大都定型于秦汉时期。从汉朝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稳定与相对停滞的阶段，直到清末，这些基本的传统没有再发生大的本质性的变更。对于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而言，上述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既有客观的物理存在，又有主观的思想观念；既有利，又有弊，但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历史事实。总体而言，这些历史与文化传统，为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积淀了丰富的思想底蕴，是当代中国和平理论必须继承并扬弃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