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引入整体研究方法来解答“李约瑟难题”[49]。他们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及其大发展并不是某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在17世纪后形成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使西方科学技术具有了循环加速机制，因而发展日益加速并超过了中国。这个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由建构性自然观、受控实验体系、开放性技术体系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则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循环加速发展的内部机制。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必要是：第一，原始科学结构的种子；第二，大一统型的通信技术；第三，社会结构的转化，即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西方首先具备了第一个必要条件，古希腊时期就已形成原始科学的种子；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通信技术相继传播到西方，使之具备了第二个必要条件； 中世纪后期封建欧洲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第三个必要条件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反观中国，中国古代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结构，并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十分适应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不同于欧洲封建领主经济的地主经济，政治结构是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这三个子系统相互适应、相互调节。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政治形态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主经济，决定了它的技术结构是“大一统型”的、封闭性的。理论和实验结构则与以儒家为正统、道家为补充的文化结构相适应，儒家直观合理外推的思想方法以及伦理中心主义的哲学观，使得中国古代科学理论成为具有无神论与经验论倾向的有机自然观[50]，实验相比之下格外薄弱。因此，在上述近代科学技术结构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中，有两个是中国封建社会都不曾具备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文化模式既阻止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自我产生，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外部传入。而且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历史进程呈现出周期性振荡，没有出现向新社会结构的转化，从而彻底阻断了新科学技术结构形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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