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序

萧萐父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历史科学，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新的学术成果正不断地涌现出来。赵馥洁同志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即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学术专著。

80年代以来，中华儿女的理论意趣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文化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深沉的反思，有人对西方文化重新审度诠析，也有人专注于人的主体性问题，致力于人的价值和价值论的研究。这种普遍的、全新的文化现象，根源于神州大地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人们关注文化问题，旨在促进四化，振兴中华，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人类的新世纪重新展现自己的青春。

中华文化，鎏光溢彩，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潜移默化于炎黄子孙的繁衍变迁之中，孕育着中华民族的发展，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部分，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尤为深刻。我们民族的哲人，自古以来就觉识到人在自然界中的崇高地位，尊视人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

价值，反映的当是客体对主体的一种意义。历史上的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所谋求的主体需要，内容不尽相同，这使得人们对价值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人类历史实践的共性，使人们似乎都以追求真善美的境界为共同目标，但历史上人们对作为认识价值的“真”、道德价值的“善”、艺术价值的“美”的具体理解，却各有会心，各有见蔽。在中国，儒家重“义”轻“利”，墨家以“利”为“义”，道家尚“自然”，法家重“权势”，趣向有别，致使儒、墨、道、法诸家所认定的价值、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选择均有所不同，不同的价值观在传统文化这一共同体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涵化，并形成某种相反相成的互补结构，从而产生极为深广的影响。今天11亿中华儿女，正在为复兴中华文化拼搏奋进，系统地发掘、清理中国传统的价值理论，必将丰富和滋润社会主义的文化园地。在这样的时代，赵馥洁同志适时地为学术界奉献出《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这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无疑是一大贡献。

赵馥洁同志这部著作从“价值原理”、“学派取向”、“范畴系列”三个方面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理论，资料丰富，考辨翔实，比较完整地勾画出了中国历史上各种价值观念的理论系统。通过全面考察中国传统的价值理论，馥洁同志认为，对价值问题的思考和建立价值理论系统，是中国历史上各派哲学“终极”的“至上”的目标;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是借“天道”以明“人道”，认识论是借“知行”以说“道德”，辩证法是借“阴阳”以言“治平”，历史观是借“理势”以论“至治”。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概括为“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这种认识，相比较于把中国哲学的特征表述为“早熟性”、“伦理型”等，似乎更有理论深度，更接近中国哲学整体结构的实际。于此足证，深入考察中国传统的价值理论，确实能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本质的认识。

具体到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特征，馥洁同志则将其概述为“重视规范”、“多元取向”、“道德主导”、“内在冲突”、“相成互补”等。这种认识，使作者考察历史上各派价值理论，不仅着眼于学派的分野，而且关注一学派的内部理论旨趣的同异，注意这种理论旨趣在冲突中的融合，在矛盾中的统一。譬如作者把历史上道家的义利观概括为“义利双弃”，把法家的义利观概括为“崇利简义”，把墨家的义利观概括为“义利兼重”，把儒家的义利观则区别为“重义轻利”和“崇义非利”两种类型。认为历史上儒家学派创始人孔丘是轻利重义论者，但孔丘并非绝对排斥功利。孔门后学中，荀况力主“义利两有”、“先义后利”、“以义胜利”，同样不是绝对的否定利的价值，汉儒董仲舒，乃至于宋明时期的张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都属于“重义轻利”论者。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学，把孔丘“重义轻利”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崇义非利”，这种思想为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学内部的争论，而且历史上“义利兼重”论者亦不限于墨家，《易传》中也有“义利兼重”的观念。两宋时期的李觏、陈亮等人的义利观既吸收了墨家的思想，又事实上发挥了《易传》中的义利观，后来颜元更是明确地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把“义利兼重”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陈亮、颜元并非墨家后学，而是一些以儒者自居的人物，但从理论的价值看，颜元的“义利兼重”论是较为全面的。它的形成是在义利之辨中，实际吸收了不同义利观念的结果。作者这种考察，不仅清理了义利观在中国的孕生形态及其衍生的历史线索，而且突出了义利观念的相成互补，使人们意识到了传统的义利观所蕴涵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研究历史，即是为了开拓未来。作者的这种致思趣向，是极为可贵的。这种探讨问题评判历史的角度和尺度，令人耳目一新，使人深深感到作者历史地探究古代价值论的理论发展，是为了发掘优秀思想遗产的现代意义，洞察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观念的根芽，探索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思想精华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

馥洁同志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年，浚求博征，笃学深思，能为学术界奉献出这样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当在情理之中。但中国哲学史界致力于价值论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对于一个新开拓的研究领域来说，未知者尚多。我愿与馥洁同志及广大读者一道，在新开拓的哲学原野上励志耕耘，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价值论的优秀遗产，促使传统价值观体系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而努力。

(武汉大学)

1990年12月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