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分析

（二）通过对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来找寻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_汤一介自述

哲学家的思想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表达的，而理论思维必定是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构成的。因此，通过对某个哲学家的概念、范畴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到某个哲学家与哲学史上的其他哲学家前后之间的联系，而且可以使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其理论思维水平和特点。在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必然会存在着由其所使用的概念构成的反映其哲学思想的哲学命题，并由若干命题经过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据此，我认为研究某哲学家的哲学范畴应是研究某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入手处。如果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看，能否找出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呢？对这个问题，我作了初步尝试，在1981年写了一篇《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诸问题》刊于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后于1989年又写了一篇《再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问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关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问题”，将在《我的哲学之路》（下）中讨论。

任何哲学家都有其最基本的概念，其整个体系是由其基本概念展开的，而且其整个体系也是为证明其基本概念的合理性。例如老子的“道”和孔子的“仁”就是他们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魏晋玄学作为魏晋时期最流行的思潮，这一思潮的基本概念是“有”和“无”，也就是说它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有无”问题。王弼哲学“以无为本”，因此他的思想是由“无”这个概念展开的一个哲学体系。与王弼以“无”为其体系的最基本概念不同，郭象以“有”为其体系的基本概念，“有”是唯一的“存在”，如谓：“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庄子·知北游注》）而其存在的根据不在自身之外，即其在自身之“自性”。每一事物依其“自性”而存在，必以“自生”“无待”“自然”为条件。事物的存在虽是“无待”，但如执着“无待”，则为“有待”，故必“无心”（无所执着），方可“无待”，“自然”因物而然，故应“顺物”，“常无其心而付之自然”。要把“物各有性”（自性）以及事物存在的形式“自生”“无待”“自然”等观念坚持到底，则必有“独化”一概念，郭象才可使其“崇有”思想体系得以建立。《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对郭象哲学的众多概念、范畴一一作了分析，并提出了郭象哲学的范畴体系，使人们得以通过郭象哲学的范畴体系了解其哲学思想的特点和内在逻辑。

我之所以注意哲学概念、范畴的分析，是由于我多少读了一点西方诠释学的书，知道了对哲学家的哲学概念、范畴的分析是理解其哲学体系的门径。在20世纪80年代初，注意到西方诠释学的中国学者，大概我应是最早一批中的一个。美国费城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在他的《老庄、郭象与禅宗——禅道哲理联贯性的诠释学试探》一文中说：“到目前为止，对郭象研究较有诠释学创见的，是钱穆教授的《老庄通论》（下卷），牟宗三教授的《才性与玄理》（第六章）与汤一介教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等三书。”“汤氏用力甚勤，考证亦详，获得以下结论：一是郭象尽管采用向秀的注，但他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需要有所选择……二是……竹林时期向秀正是正始时期王弼‘贵无’向元康时期郭象‘崇有’的过渡。如果依照这个发展线索来研究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将能比较清楚地说明许多问题。”（见《从西方哲学到禅佛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

我所以注意研究哲学的范畴问题还有一个原因，自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基本上为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实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所统治，总是把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简单地划分为“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进步”或“反动”等等了事，很少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的哲学作哲学的分析，这样对揭示认识世界的内在规律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对哲学家的哲学概念、范畴的分析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而了解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的历史。(www.guayunf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