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发展理论的重点与方向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发展理论的重点与方向

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立足中国国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国家发展理论应该围绕哪些重点课题展开，其发展方向如何，是摆在中国面前急需回答的重大课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国家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包括以下六大课题：

第一，中国综合国力衡量理论。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标志，中国的国家发展首先体现在综合国力的提高上，但是，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衡量十分复杂。一方面从国力总量上来说，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综合国力已经居于世界前六位，又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于国际和地区事务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人均综合国力来看，中国在世界上的位次还十分落后。这就是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辑采访时提出的那则“乘除法”——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如何确立科学的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中国崛起的阶段性国力目标，是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首要内容，也是一切发展理论研究的起点。

第二，新能源革命与发展理论。能源是发展的命脉所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摆脱能源和资源的制约。反观历史，环顾世界，几乎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与能源革命紧密相连，古罗马帝国的兴起是由于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奴隶，进而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旦随着帝国面积的扩展获得奴隶的数量下降，帝国就要解体了。近代以来，英国的崛起则由于工业革命和殖民战争的相互激发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进而在世界各地掠夺了大量的石油等战略资源。一旦其他国家也获得了同样的战略资源，并且冲破“日不落帝国”的殖民体系，大英帝国的丧钟就敲响了。同样，置身全球化时代，在主要霸权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关键能源和战略资源的客观情况下，中国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没有新能源革命是无法想象的。为此，中国必须在发展理念上转变思路，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能源供应结构与能源革命与国家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走出一条能源、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新科技革命与发展理论。几乎所有的大国兴衰理论家都认为，大国崛起的动力来自技术和经济领域，尤其以保罗·肯尼迪的理论最为典型。他认为，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一方面是由于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因为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的优势。技术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使得一些国家特别是“走下坡路”的国家把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这一努力从长远来看又加速了国家的衰落^[24]。因此，除了新能源革命之外，中国的崛起还受到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影响。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生命技术和空间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正在经历深刻的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基因工程、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运用，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竞争越来越取决于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沉重的人口负担还没有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科技在发展中的贡献率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事实越来越证明，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不高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中国应该确立新科技革命与发展有机互动的发展战略，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教育和产业的制高点，越来越成为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国家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

第四，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互动理论。从普遍意义上来说，不平衡发展是人类社会贯彻始终的一般规律，只能调整，不能消失。原因首先是外在条件的不同使得可利用的环境条件不同，造成的发展结果也不同。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性，“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快得多。”^[25]在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平衡发展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后果就十分重要了，它导致了南北国家发展的两极分化，甚至引发了严重的贫困问题、债务危机、环境破坏等后果。中国处于此种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应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如果任由发展的不平衡性扩大，必然会破坏持续发展的局面。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在不平衡发展中寻求与平衡发展的统一：在坚定不移地推进不平衡发展的同时，又要坚持科学发展，力争寻求平衡发展。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应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角力中扮演建设性角色，是中国参与全球发展必须回答的理论课题，也是对中国的全球战略影响深远的课题。

第五，新开放观与发展理论。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对外开放是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6]。然而，一个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和外部发展动力的国家，其发展必然充满了不确定性。自1978年果断实施对外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流入解决了资本短缺问题，企业走向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产生的大量出口解决了外汇短缺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了高速的发展。然而，中国的开放也产生了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在积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时机的战略下，一批高污染、高消耗和低效益的产业进入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没有税收、没有技术甚至不创造就业的外资项目，同时又使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形成了土地资源不可挽回的流失，经济增长造成了国民利益损失和综合竞争力的下降。世界经济论坛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认为，中国综合全球竞争力排名全球第49位，较去年下降了3位^[27]。显然，今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已经不在于资金和外汇，而在于获得更有价值的高新技术项目和开发新技术产品，开放目的需要从消除短缺转向提高效益转变，对外开放需要理论创新和模式创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传统开放模式进行了深入反思，打破了作为传统开放观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即所谓的“发挥中国劳动力富裕的比较优势”战略），强调利用全球化的有利挑战“走出去”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同时依靠国内有利条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国内广阔市场，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保护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探索以战略和体制的优化实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可见，科学发展观主导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开放观的新开放观。从本质上讲，此种新开放观是一种全球范围和视野的集约型观，而不是简单地打开国门观，是一种着眼于提高效益、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开放观。新开放观不再像传统开放观那样过于依赖政策优惠激励获得发展空间，而是注重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贸易、推动投资和管理金融工具，是一种真正全球化的发展观。在这种开放观的指导下，中国如何在参与全球性贸易、资金、投资大循环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中国国家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六，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互动理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互动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而日益重要，逐渐形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非两个问题。作为一个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清晰，反过来世界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令我们有切身感受。接下来，人们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从中国发展对全球发展影响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周边会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学术界所热烈讨论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前景如何？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对整个国际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将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会对国际汇率体制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会引起何种国际政治经济后果，现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会因此而发生何种变革？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应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理想范式？从全球发展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角度而言，人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有新的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会导致中国的边缘化还是核心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中国发展利弊何在？全球发展的普遍游戏规则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不同产业、部门和区域产生的影响有何不同？以及此种影响在政治上的后果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将是今后中国发展理论研究的不可回避的热点。

从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理论研究的重点，人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中国全球发展理论正在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发展理论乃至全球发展理论转变。身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理论研究的起点已经不是封闭的自我发展体制，而是在全球开放经济循环中的大国。中国发展理论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更加复杂，中国发展的历程也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不再是现代化理论，而应该是全球发展与大国治理理论，它通过考察全球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客观趋势对中国发展形成的机遇和挑战，从大国发展的角度探讨发展思路和应对之策，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发展理论研究的主旨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