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概念和理论

第一节　全球化的概念和理论

一、全球化的缘起及概念

如果说关于“现代化”的讨论自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占据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研究则大有取而代之势，当前全球化已经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在讨论的核心主题之一。从某种角度说，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是对20世纪人类知识和社会发展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对21世纪人类共同进步的展望。

(一)全球化的缘起

关于全球化的时间起点，不同的社会学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不过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把15世纪看做全球化的启动时间，如表16-1所示。

表16-1　　　　　　几种关于全球化开始时间的代表观点

“全球化”的观点尽管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提出，但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现象，早在160年前，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世界市场的全球化思想，马克思尽管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一专业术语，但是他最早考察和发现了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实际上全球化思想被真正赋予现代意义上的论述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有关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当历史的进程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第三次科技革命为标志，各个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各领域的相互依存和普遍联系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全球化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水平。今天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人为的、简单的混合体，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与整体，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中所言“第一个真正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的形成过程也是由一系列动力因素促发的结果。

第一，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与基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及其所带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其决定因素。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当时处于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发展的希望，并极大地刺激了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为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到19世纪末，世界市场由原来的西欧逐步扩展到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这进一步地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牢固建立以及由此推动的现代工业的兴起，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第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与国际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形成的直接动力。20世纪中叶以来，在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经济交流的推动下，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产生了许多新兴工业，大大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和国际化。这不仅再次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且使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得以完全更新。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它们的迅速扩展成为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和主要载体之一。

第三，东西方冲突的结束，也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了促进作用。如长期冷战的结束，消除了过去东西方两大阵营实行“一个地球，两个市场”的人为分割状况，使得世界市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与开放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主流，越来越多昔日封闭的国家走向了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各种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纷纷成立与壮大，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全球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二)全球化概念的界定

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目前理论界尚无形成统一的共识。这里从对全球化的各种概念和内涵的角度来介绍当前理论界对全球化的界定。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2000:11)从时空压缩和整体意识的角度解释全球化:“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1]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把全球化看成是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和相互依赖。美国学者德里克(Dirik)、英国学者斯克莱尔(Sklair)以及左翼学者阿尔博(G.Albo)等把全球化看成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英国的阿尔布劳从社会变化角度看全球化，认为是“由一定数量的特殊形式和迹象构成的社会转变……通过以下方式，它们造成全球性的形式和迹象:一、实践、价值、技术与其他人类产物在全球的传播;二、当全球性的实践等对于民众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之时;三、当全球化作为塑造人类行为的一个焦点，或一个前提之时”。^[2]吉登斯(A.Giddens)和哈贝马斯(J.Habermas)从现代性角度看全球化，把全球化看做现代性的全球扩展，在他们眼中全球化的历史展开过程，就是现代性不断彰显的过程。麦克卢汉(M.McLuhan)从信息通信角度看全球化，认为地球由于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媒介技术的发达而日益成为地球村。姆利纳尔(Z.Mlinar)和麦克格鲁(A.McGrew)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角度阐述全球化是“世界层次上，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统治和依赖的扩大;世界的同质化;‘区域共同体’内部的分化;以及克服时间间断手段”。“全球化是‘组成当代世界体系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多样化’，是‘世界某个部分发生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全球遥远地方的个人和团体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3]英国学者斯科尔特(J.A.Scholte)从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来阐述全球化概念，他认为全球化是非地域化与人们之间超地域关系的增强。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生态主义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人类的共同利益来说明全球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指各种资源和要素跨越空间障碍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流动与配置，从而实现人类活动及其成果与效应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整合与协同的过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

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潮流，它具有以下几点本质特征:其一，就其发展阶段而言，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无论人们把全球化的历史从何时算起，也无论我们怎样划分全球化的发展阶段，全球化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其二，就其发展动力而言，全球化是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为根本动力的。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依赖于一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萌生和发展，否则全球化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仅如此，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本身也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标志。其三，就其性质而言，全球化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性的统一体，是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破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其四，就其影响而言，全球化给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变将是双重的。全球化一方面为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提供了参与全球发展的舞台;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这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竞争，促使两极分化的扩大。其五，就其内容而言，全球化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化趋势，而不是一种终极状态。全球化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是一种全方位的整体性变迁趋势。其六，就其目标而言，全球化追求的是人类整体的共同利益，尽管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仍将长时期地发挥一个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七，就其方式而言，全球合作与协调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手段。尽管全球化包含着矛盾与冲突，但需求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目标与特征决定了全球合作与协调应该永远是全球化追求的主要方式。^[4]

二、全球化的相关理论

自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理论出现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对全球化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全球化理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罗伯逊的文化系统理论、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与吉登斯的制度视角下的全球化理论。

(一)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堪称全球化理论的先驱。从某种程度上说，沃勒斯坦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他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批判了以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模式的“现代化理论”。他认为当今世界结构是一种“生产模式”，其中，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是重要的空间共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社会的发展不存在“传统”与“现代”之分，所以社会都是现代的;差别只在于有的在中心，而有的在边缘，并且边缘的社会必然是不发达社会。同时他还主张把全球“关系”、“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不要以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作为单一的分析单位。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后来的全球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世界体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但是虽然世界体系理论只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及后果，但“世界体系”作为一个范畴，它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指资本主义阶段。根据沃勒斯坦的定义，世界体系是一个由一元化劳动分工体系和多元化文化体系组成的单位。根据这一定义，世界体系只能有两种:一种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一种没有。前一种世界体系称为“世界帝国”，后一种称为“世界经济”。自19世纪以来，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同时沃勒斯坦还指出存在一种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那就是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国家、人口、共同体和家庭)与整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尽管现象上是分裂的，但全球市场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几乎无法使哪一个国家和人民能够退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的逻辑。^[5]

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表面上似乎与全球化无关，但是从全球化的缘起以及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扩张为全球化的启动与加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素。而世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全球化的效应，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当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全球化方面有其致命的弱点，尤其是过分强调经济主义招致了大量的批评。

(二)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

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是第一个把全球化概念系统地引入社会学的学者，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是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权威人物。他的全球化思想是历史的、动态的，在分析全球化现象时，他指出应当把视野放宽到世界历史中去，并且把全球化分为5个阶段:即播种阶段、萌芽阶段、起步阶段、争夺霸权阶段和不确定阶段。罗伯逊所指的全球化是一种相关性的感受，或是把全球化定为一种空间的压缩，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在强大的压力下的压缩的过程。罗伯逊认为目前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很少关注现代化中的主观的、解释的方面。而在现实政治领域中，文化的因素以及影响力要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范围内文化政治时期。全球化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者国际关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要对全球化从其文化系统视角来解释和研究，因为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一个多元社会构成的文化系统，这正是我们考察和分析全球化的最佳视角。

同时，罗伯逊还认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者世界历史在当代阶段一种特征的全球化，是与现代性、后现代性，或现代化、后现代化这两组概念密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后两组概念的延续，甚至更是从宏观背景上对其的折射。而全球化理论的建立，正是对全球化这一现象的回应。17、18世纪欧洲社会的变革，使其开始从制度和意识层次上彻底与其他社会分离，形成了自己以资本主义为标志的鲜明特征，从而也进入了现代社会。随之而来的强大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在面对各种全球化现象的时候，罗伯逊特别提到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真实价值，以比拟全球化理论的潜在作用。他说，“世界体系”分析不单单是一种认知世界或描绘世界的理论，而是对发端于19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研究所采用的为我们所有人所熟知的方法的抗议和反叛。为勾画自己的全球化最小模型，罗伯逊提出了四个“参照点”组成的分析框架，即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个人和人类，罗伯逊认为应该抛弃“国家中心论”，把“民族社会”视为分析全球人类情景的一个总的参照点。而且，要认识到在20世纪，民族社会的普遍性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原因。除了民族体系和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之外，全球化的另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个人和人类这两个概念。罗伯逊强调，全球化进程是在相对独立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进程状态下进行的。它有自己的自主性和逻辑，它的发展随着进程的加快变得越来越复杂，超出了常规的判断，也在不断地对理论解读提出挑战。^[6]

罗伯逊的文化全球模型对拓宽全球化的研究领域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理论模型也有相当不足之处。正如弗里德曼(T.Friedman)所言:“罗伯逊的全球化模型既没有说明相对化过程的本质，也没有指出它可能变迁的道路，相反它详述的只是一个对世界还没有证明的认知假设，而这只是罗伯逊自己对世界全球化状态的认知”。

(三)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理论

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对全球化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全球体系模式。斯克莱尔认为全球化的主要观点是: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充分操作研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跨国实践”这一基本概念。所谓跨国实践指的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人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是由非国家主体所从事的并跨越国家疆界的实践。跨国实践虽然是抽象的概念，但是它们直接指向其代理机构的实践。从分析的角度看，跨国实践包括三个层次上的运行，分别是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识形态。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制度，有其组织的、固定的、一致的实践机构。具体而言，在经济方面有跨国经济实践，其主要代理机构和制度是全球跨国公司。在政治方面是跨国政治的实践，其主要代理机构是跨国资本家阶层。而消费主义则占据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跨国公司制造商品，提供服务，从而使得生产与销售成为必要;跨国资本家阶层制造政治环境，在该环境中实现一国的商品能够在他国成功的销售;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提供制造和维持商品需求的价值和态度。斯克莱尔认为，这些都是分析而非实证的。在现实世界中，它们是错综复杂的。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政治，宣传消费主义;跨国资本家阶层直接服务于跨国公司，其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扩展的主要类型。^[7]

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和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相比，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理论显得更加全面。他所引入的“跨国实践”概念，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为那些传统的国家中心概念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视角。而且斯克莱尔把全球体系的概念建立在跨国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也没有忽视对民族国家的分析。并且在建构全球体系的过程中，也总是试图把“跨国的”同“国际的”概念区别开来。但是其球体系理论的重点仍然偏重于全球体系的经济方面。显然这种偏重经济因素的分析，使其理论对全球化进程中其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考虑不够，这是其理论的不足之处。

(四)吉登斯的制度视角下的全球化理论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94年出版了他的《超越“左派”和右派》，表达了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全球化的深深忧虑。他指出，全球化的影响绝不会仅限于经济方面，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还是社会，都会受到全球化的直接挑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甚至并不是一个经济现象，它主要指的是时空转换。这种时空转换使得自由民主得以四处传播。同时，吉登斯主张国家和市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他的理论里充满了对由全球化引起的日常生活不断的建构而引起对社会秩序的反思。

吉登斯的所谓全球化概念是指全球化概念不等同于世界体系发展的概念过程。他认为其情况不是那么简单，相反认为它是一个时间、空间以及个人经验的一种转型，所以这里面一定包括延续，也包括断裂或新的阶层化的情况，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在他的分析中，他认为全球化有四个向度，包括民族国家体系、世界体系所关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还有世界军事秩序与国际劳动分工的关系。他认为这四个关系是构成全球化问题的四个向度。在吉登斯的分析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涵盖了，他认为这里面只有民族国家不是将社会现代性的某一个向度直接延伸到全球化的状况之中，它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就全球化来看，民族国家是一个障碍，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反全球化的，所以它是经过被入侵、被反抗，然后慢慢被予以整合的过程，它不是直接延伸，而是透过一个辩证的过程进入全球化的向度之中的。^[8]

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是他的现代性理论中的一部分。他指出全球化不是被理解为西方制度在全世界的蔓延和其他文明的消亡，而是一个复杂的、非连续的和偶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错的逻辑推动的，这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

以上四种全球化理论模式可以说是目前西方社会学界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模式。除此之外，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海纳兹(U.Hannerz)的网络分析法等，也都是西方社会学界较有影响力的全球化理论，它们也都为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视角。

三、反全球化的相关理论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另一种与之针锋相对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反全球化运动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正在对当前全球化进程以及发展方面起到一种积极的制衡作用。观其理论基础，主要有依附理论、比较优势陷阱理论、民族主义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一)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的根源要追溯到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中心—外围”经济体系论，随后又逐步发展为依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属于外围国家，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分工、贸易尽管一直在变化，但却始终按照有利于中心地区自主发展的模式进行。中心国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剥削外围国，外围受制于中心，处于被动从属的不利地位。外围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其发展的后果。外围国对中心国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以依附理论的观点来看待全球化，无疑会得出全球化是一个骗局的结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取巨额利润。不可否认，依附理论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也正在不断明显地呈现出来。发达国家因为劳动生产率比发展中国家高出许多，它们向落后国家输出商品，就能够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实现超额利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分工，必然充满着强制、不平等和剥削。《全球化陷阱》一书就曾尖锐指出，全球化实际是一个可怕的陷阱。任其发展的结果一定是社会结构的全面崩溃，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无法遏制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与日俱增。2000年6月底，日内瓦联合国特别大会指出了贫困与不安全问题正在上升，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5年前的10亿增加到现在的12亿;工业化国家与30多个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4倍，而在40年前则仅为30倍。穷国对于富国经济上的依附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依附理论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9]

(二)比较优势陷阱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的不同，劳动生产率的不同，生产各种商品所使用的要素比例各有不同，各国在参与国际贸易时，都要尽力按照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本国较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有利于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比较优势理论是全球化条件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重要依据，因而成为指导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与之相反。这种格局可以发挥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优势，也反映了它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可以实现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而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实现自然资源对资本和技术的替代。这样就势必出现“比较利益陷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总是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在国际贸易中，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度。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度要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则具有垄断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大宗出口的产品往往是需求弹性很小或没有弹性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商品，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随着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高，供给量的增加会造成价格的迅速下跌。贸易条件的恶化带来的贸易利益的下降大大地抵消了贸易量的增加带来的利益。因此，以本国拥有的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虽然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最终只能陷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的怪圈之中。单纯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就会跌入“比较利益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理论指导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运动。它们大力抨击现行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平等。正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说，现在是我们大家重新考虑整个地球走什么方向的时候了。全球化为穷国带来了灾难。

(三)民族主义理论

民族主义者认为发达国家倡导的全球思维，表面上主张全球共同繁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实质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目的是为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实现自己独霸全球的目的。1996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弱化了监管经济、金融的主权。据保守的估计，截至1998年11月，亚洲遭受危机的国家和地区50%以上的经济化为乌有，而美国则从中获得了7000多亿美元的“收入”。发达国家借经济扩张之机，一方面使“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另一方面，大肆推销其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大搞文化霸权主义，利用各种手段竭力推行其思想文化特别是价值观，从而造成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与少数西方强国的文化交流严重失衡。现行的全球化对世界许多相对弱势的文化、文明、传统构成空前挑战，它们不得不面对消失的命运，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空前突出，以至于有学者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就是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

在民族主义理论指导下，新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运动蓬勃兴起。这些思潮认为，全球化只是对少数的发达国家利大于弊，而对大多数尚未做好准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的机会并没有垂青它们，相反还给它们带来了各种矛盾，导致发展中国家中各种形式的敌对状态大量出现，贫富矛盾日益加剧。可以说，在全球化进程中，赢者少而输家甚多。在这种氛围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们，往往抛出种种脱离社会发展进程的答复和危险的解决方案。由此造成广大失去工作的青年人变得激进起来，并组成各种右翼的小圈子;新民族主义立场愈益被广泛接受，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日益猖獗;多文化、多种族的国家中，贫富之间的冲突常常与它们特定的种族、文化或宗教团体有关，争取经济机会均等的斗争常常容易演变成种族集团之间的斗争。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它是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却得到其他专业学者的广泛关注。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福利的增进不能脱离和损害自然生态与自然资源的基础。一直以来，生态和环境都是人类生存的空间，然而，自城市化和工业化以来，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地球空间显得越来越小，日益加重的污染使得生态不断恶化。为了实现人类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课题。

对南方国家来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贫困。南方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它们既要消除贫困落后，又不能采取掠夺式发展的途径。科技文化落后的状况使其无法采用集约式发展方式，粗放式经营又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而北方国家一方面凭借其科技优势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世界资源，另一方面又向南方国家转移高污染的企业和产品。此外它们还利用政治、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最常见的是，发达国家坚持把贸易与环境保护问题相关联，列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新议程。它们还设置绿色壁垒，制造准入障碍。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南方国家已成为北方国家发展政策和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受害者。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果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那么，无论是发展中国家，抑或是发达国家，都无法实现长远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末的“西雅图之战”更是揭开了可持续发展运动的高潮。

以上介绍的这四种理论都是当今世界比较有影响的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思潮，除此之外，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布迪厄的反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是当今逐渐兴起的反全球化的理论，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广阔的视角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