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念的概念和界定

一、文化概述

（一）关于文化概念的探讨

在日常用法中，文化概念在不同的场合下会有不同的含义，即便是在研究文化的学术圈里，学者们对“文化”一词的界定也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延续性是其发展历史延续性的基础。^[1]两位美国人类学家A. L. 克罗伯和K. 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归纳出164种有关“文化”的定义并给予分析考察。定义之多，一方面表明人类文化现象的纷繁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和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对“文化”一词，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文化”是“文治教化”的意思，“文”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道德、礼乐、典章制度，“化”指感化、教化。两个字合起来构成的“文化”，就是指用一定的道德、礼乐去教化人民。在西方，“文化”一词在拉丁文中为cuhura，其原义与古汉语中的“文化”相差悬殊，是指农耕和植物的栽培。不过，自15世纪以后，这个含义被后来人推而广之，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为文化。这样就与中国古代的“文化”含义相近了。

到了近代，人类学和社会学产生了，这两门学科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文化。学科的不断分化引来不少学者探讨“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早在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就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作了描述性的概括和说明：“从人种志学的观点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通过学习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2]据称，泰勒是给文化一词下明确定义的第一位人类学家。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对文化的界定比泰勒的界定更为全面。他说：“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含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理解的”。^[3]这一界定表明：文化不仅包括人的观念形态，还包括由人造出来的器物；在观念形态中，马林诺夫斯基又特别指出价值观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更为重要的是，马林诺夫斯基还把社会组织也看做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结构功能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与他人的接触交往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的方式。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他强调，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例如，父与子、买者与卖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只有在他们交往时才能显现出一定的文化。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从行为规范和模式的角度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一组行为模式，在一定时期流行于一群人之中，……并易于与其他人群的行为模式相区别，且显示出清楚的不连续性”。

在分析和考察了关于“文化”的各种界定之后，克罗伯和科拉克洪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的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克罗伯和科拉克洪的文化定义已为现代西方许多学者所接受。

上述各种文化的界定，互有短长，反映了近现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文化认识的历史性变化过程。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不同，对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形态也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归纳。斯本格勒将世界区分为七大文化形态（埃及、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拉伯），汤因比将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区分为三十四个文明，殷海光在谈到西方文化扩张时列举了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四个“完整而独立”的文化。^[4]中国五四前后文化大论战的核心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化、中学、旧学）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文化、西学、新学）之间的比较。

（二）文化的一般特性

文化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出来或创造出来的。自然存在物不是文化，只有经过人类有意识加工制作出来的东西才是文化。例如，吐痰本身不是文化，对吐痰时间和地点的规范（如吐痰入痰盂）才是文化；水本身不是文化，人们所称的水库、水污染、小流域治理等才是文化；野生的苹果本身不是文化，但当人们把苹果落地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联系起来时，这个苹果就具有人类文化的意蕴。

文化是后天习得的知识和经验，文化的内容不能通过生殖系统遗传。没有任何一种基因告诉人们怎样唱流行歌曲、怎样跳波尔卡舞、怎样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信仰哪个神仙以及怎样结婚成家过日子等。基因和染色体组合的情况可以决定生男生女，“男女授受不亲”或男女恋爱才是文化；性别上的差异本身是纯粹生理差别，谈论乡土社会的“男女有别”和现代社会的“男女平等”、“女权运动”等才是文化。文化的点点滴滴都是后天学得的。从语言、习惯、风俗、道德一直到科学技术等，都是经过后天学习得到的。因此，文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代替“本能”对环境作出反应，其作用远远大于“本能”。靠后天习知的文化而生存的物种的出现，是生物进化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重大突破。

文化是共有的，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性产物。它必须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全体成员共同分享、接受和遵循。

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文化既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份社会遗产，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每一代人都出生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都自然地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传统文化。同时，每一代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修正和改造，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新的内容。

文化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文化形态，不论是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现代文化，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都会具有时代性、地区性、民族性和阶级性。比如，有石头才有石器文化；有茶树和茶农才有茶文化；有客厅和闲暇时间，才会有欧洲贵族的沙龙文化；有了今天的多媒体电脑，才有方兴未艾的计算机文化；有了因特网，才有当今最时尚、最热闹、最受现代人欢迎的网络文化。

（三）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早已出现。《周易·乾卦·文言》中就有“天下文明”之说，用来表达社会的开发状况，也指称美好的事物等。在西方，“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1itas”，即公民的、有组织的，指公民的品质与社会生活的规则等。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认为，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将要达到的那种有教养、有秩序、公平合理的高级发展阶段。19世纪初，人种志学、考古学和旅行家对多种古代文明的发现，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观。这种观点认为，文明不仅存在于未来，也存在于过去；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东方。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与蒙昧、野蛮相对的概念，是指人类的开化状态。

早期欧洲学者一般对这两个概念不进行严格的区分，把文化和文明当做同义词使用。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把它们区分开来。他在《文化论》一书中指出。“‘文化’一词有时和‘文明’一词相混用，但是我们既有这两个名词，最好把他们分别一下，‘文明’一词不妨专用来指较进展的文化中的特殊方面。”^[5]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总概念，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成就；文明是一个分概念，指文化发展中的进步方面。任何时代和地域的民族、部族或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但不一定都有文明。也可以说它们的文明程度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文明既然指文化的进步方面，说某种事物文明与否，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就和某种价值观相联系。由于研究者或观察者的价值观和出发点不一样，对于什么是进步、什么是文明的判定也就不一致。法国学者傅立叶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蒙昧阶段、宗法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其中的文明阶段就是开始于16世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法国社会学家A．孔德则认为，任何文明都必须经过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最后进入实证阶段才能达到完善的地步。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土地的分离；城乡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他把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文明概括为原始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四种形态。

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益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文明一词逐渐从学者的专业术语演变为社会大众通用的名词。其含义也不再仅限于指称人类脱离野蛮的那种初级开化状态，而是指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最先进成就，如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高科技、高度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等。文明的内涵也明确地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完善的法律制度，良好的社会风气，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都是一个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要素。对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要切实抓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的任务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转变执政观念，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依法治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四）两种文化观：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论

世界的文化形态多种多样，然而，多数人只在自己出生的文化环境里生活。由于对其他文化了解甚少，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是无可规避的，而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所以，每个社会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族中心主义（又译为民族中心主义）。我族中心主义指这样一种倾向：以自己的文化标准衡量其他文化，并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正如人类学家格尔兹对文化的著名界定：文化就是一张地图。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站在某一张以自己为中心的文化地图上去观其他地区的异文化，并产生出许多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文本，以此来认识和等待他文化。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社会的道德观念、婚姻形式、衣服式样和审美标准等都是最合适、最正确、最好不过的。

我族中心主义是建立在对文化的误解之上的。我族中心主义在那些与外界很少发生联系的社会里表现得非常突出。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被陆上的壁障包围起来的，而那些壁障直到晚清为止，一直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文明、知识和文化的交流。加上长久的闭关锁国政策，封建帝王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不仅在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上鄙视周边和远方的国家和民族，而且在民间话语和官方文献中称呼那些远道而来的欧洲人为“夷”、“红毛番”和“洋鬼子”等，把他们看成是尚未归化的劣等人和野蛮人。当一种外来文化元素传入时，人们自然地利用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标准去审视它，看它合不合用。大部分人更容易把外来文化看成是一种异端的、无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慈禧太后拒绝照相，袁世凯拒绝让西医看病。

但是，即便是在具有良好的正规教育、大众传播媒介十分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仍然十分普遍。欧洲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美国在“9.11”事件以后提出的“单边主义”等，都是当今社会我族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

人类学家林顿指出，我族中心主义顽固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几乎不可能客观地观察和看待自己的文化，另一个原因是我族中心主义有时对社会发展确有一定作用，有助于加强人们对自己传统的信仰和自信心，有助于增强本民族团结，抵御外来文化渗透和侵略。但在某些情况下，我族中心主义可能会产生许多不良作用，如助长种族主义，引起社会群体间的敌意和冲突，使人们意识不到改良自己文化的必要性。我族中心主义还使研究其他文化的社会科学家（即便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不自觉地误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毫无根据地对其他民族及其习俗提出批评。

文化相对论，或称文化相对主义，则是另一种相反的文化视角，是指不主观武断地用一种文化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另一种文化。从文化相对论的视野看，人类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种文化只有在它特定的意义、态度、价值和自然社会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和解释。能否全面理解其他文化，关键在于是否愿意坚持从文化相对论出发去观察问题。也许人们永远摆脱不了对自己文化的偏爱，不管怎样竭力保持客观，潜伏在心底的感情总会固执地表现出来，认为“我们的标准最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对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的评判的关键在于谁主持这种评判。而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循的。文化相对论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更加实际地了解人类行为，研究人员在观察其他文化时必须尽量摆脱自己文化带来的偏见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