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理论化

陈家琪^[7]：概念的理论化

刚才涉及到很多问题又有了争论，特别对来自港台的各位来说，应该看到中国大陆学界目前的状况，概括一下：几乎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引起争论，哪怕有些问题是误读或误解造成的。

刚才讲的理论化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思想中把问题给概念化，无法把问题集中为几个概念。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论化？是我们自身的功力不够，还是受到外在的限制？外在的限制你说起来很抽象，其实很具体。比如说我看一本读本，其中说辛亥革命以后提出五族共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面就把五族共和取消了，只提中华民族，认为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就已经有了“五族”，都已经融合在里头的。但如果我们连《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都看不到，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涉及到民族问题的重大思路。就是说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之命运》，甚至于包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如果看不见，就没有办法理论化，如把“五族共和”的概念改换为“中华民族”的概念。这样一改换，我们就必须讨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到底行不行。“国学”、“现代性”，甚至“解放”、“革命”、“人权”这些概念在我们这里都无法形成理论化的讨论。

你们几位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出了这么一套书，八本读本，我竟然完全不知道，在杭州的几天你们也绝口不提。刚看到这套书，我就觉得自己实在应该看。这里我要表达我看到这套书时的激动。从事外国哲学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就是说截至目前，我看到的这几本书，这些理论框架，或者用我们中国人翻译过来的范式、语言结构，甚至语气，应该讲是很熟悉的，包括他们所提到的西方哲学家的名字，我都非常熟悉，但他们谈的又都是印度的问题，这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一种途径。我感兴趣的，第一，他们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谈问题，没有丝毫地迟疑，也没有觉得这是在用别人的概念框架，或者是怎么样，没有，很正常。所以我在文章里用了陈光兴先生在杭州跟我说的话，作为一个台湾人，从小学读到中学，到大学，到哈佛，或者是到普林斯顿读书，这很正常，是受完整教育的必由之路，香港大概也是这样。但是对我们来说，却不是这么轻松平常的事，复杂的情况太多了，还有一个在接受西方教育的同时完成思维方式、概念转换的问题。我们无法坦然，心中很憋屈。无法有“正常感”。所以在杭州，许江才讲到洋插队时的那种苦恼和愤懑，心中的不平，因为才发现西方是这么一种状况，与原来的想像完全不同。

印度人用这些西方的概念和框架分析他们的问题，觉得这样很正常，他们谈的就是他们的问题，从来没有觉得我为什么要用西方的东西，比如说像现代性、后殖民，他们没有任何问题，“伪装”、“替代”也很正常。而我们就觉得很麻烦，除了一个政治是否正确外，这有一个心态问题。所以我觉得印度人有一种坦然处之的态度，而我们真的是为食忙，为钱忙，很焦躁，也很焦虑。包括你能不能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一种理论框架，也很焦虑。我想我们恐怕是不行，找不出概念你就没有办法把大量的经验积累起来，没有办法来说明，或者给这些经验提供一些解释，还因为我们找不到理论框架，这些框架的东西从西方能够看到，但我们觉得那是他们的东西。我们借用行不行，能用来说明中国经验吗？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引起争论。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有一个孟加拉邦的大诗人去世了，让泰戈尔在追悼活动上作一个发言，我们顺着他们争论的逻辑可以讨论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的：那种追悼会的形式在西方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中的形式，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他们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悼念活动？我们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我们按中国传统是怎么追悼的，或者是怎么悼念人的。他们（印度学者）想到了，谈了这么多，比如说刺杀甘地的时代、民族、心理背景，还有印度民族女性化运动（“粉红内裤反击战”），像这些话题在我们的历史中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没有讨论过。对我们来说，我现在心中的印度想像是什么？大包头，巡捕，大篷车，电影总是唱，再就是甘地、尼赫鲁、泰戈尔，所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如果到印度生活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发现另一个印度。这种情况就类似于30年前在我们心中的西方世界。对现在的中国农村，我们也没有想像力了，对印度人来说，他们的根就在乡村，而我们中国没有了。我今年春节到乡下看了一下，短短的不到十年，面目全非。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关于农民的小说或者电影是成功的。我们甚至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下乡插队前心中的农村是一个样子，然后我们到农村去插队发现根本不是心中那个农村，今天去看，又跟我插队时完全不一样。这是好还是坏？如何评判？从哪个角度进行检讨？我感兴趣的，只说一个问题，这八本书里面提到，殖民化时期的一个共同体的问题，即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殖民化时期是一个庶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的问题；后殖民化的问题是民主（政治共同体）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具有政治意识、过政治生活的问题，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伦理共同体需要宗教作为前提，而政治共同体需要民主作为前提，民主是后殖民化的时期给印度遗留下来的，而宗教是他们自身就有的。

我自己在看这八本书的时候，发现他们有先天的优越条件：第一，他们的宗教传统没有断。第二，后殖民时期给他们留下了民主的制度。第三，语言，在与西方交流时几乎没有障碍。我们既没有这种民主的制度，也没有先天的宗教，至少在1949年以后，文化就被斩断了，我们在夹缝当中需要来回摇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相信历史进步观、目的论，还有毛泽东思想，革命，一张白纸从头开始，再就是中国的现实，从几亿人找食到找钱。“作为方法的印度”，这些话留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意思：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然后描述它、解释它，理论化它，不管理论框架来自哪里。

我自己想的就是，比如说像黑格尔谈到的家庭、市民社会，为什么在印度那里能很快转化为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伦理共同体怎么会有一个宗教提供前提，政治共同体为什么由民主提供前提，马上他们就把理论问题谈得非常清楚；再有一个就是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讲到文化这个概念，自黑格尔以来，文化就代表着历史用以抗拒着某种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讲文化的多元性的时候，很少想到文明这个概念。德国这个民族是多讲文化的，英美是多讲文明的，实际上说明了他们在与全球化有关的文明化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又怎么能用自身文化传统来加以抵制的问题。文化如果是多元的，文明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在西方吗？是人类的目标吗？它代表着历史的方向吗？这其实也是我们的现实问题，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西方哲学家大讲的问题，这八本书中都没有出现，比如说语言分析的问题，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都是哲学课上必须要讲的问题，而他们都不去讲这些问题，因为这些跟印度没有关系。其实就语言的使用来说，这与他们的关系比与我们的关系大多了。

陈光兴：其实这是一个不容易讲清楚的问题，什么东西叫做理论化。我们对于理论的理解已经非常非常局限化了，只有这一套语言叫做理论化。所以从某一个观点，我不愿意把陈家琪老师的理解简单化，可是作为我们更晚一代，而且不是受到那么完整的哲学训练的，又接受到整个西方对于哲学的挑战，有一些心情是不太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证明给他我们也有哲学，有一些不是这样的，包括理论的理解也不是这样的，我们企图做一些工作是想要说，所谓的理论化比我们现在理解的意义更为宽广。我搞过一些雕虫小技，企图说所谓的公民社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被转化成什么，你不会把民间当成理论概念来理解。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可是你用民间调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社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只是说，其实有一些契机在出现，而不只是说我们透过印度也好，任何的地方也好，其实穿透了其他的可能性。我跟您讲一句，也许现在的企图心不是要变成在国际上扬名，而是落实在你自己的土壤里面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等大家都变成那样，互相对照一下，理论可以被提炼，就是第一步的前提不要来搞普遍化，我心里毛毛的，害怕重新被卷到漩涡里面去，需要很大的耐心跟寻找方向，我认为跟印度的对话只是在展开一些可能性，都是起点。

我们后来发现，印度的这些学者，这些人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看到的是英语书写的部分，他们也用孟加拉国语书写，这部分到底可不可以直接转化？我们看到的是英文的那一面，真实的状况，我们其实不太了解。读了南迪的东西也好，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些人，因为你要把它放回他的历史语境里面去，不然就会完全抽象在理论的层次上面，以为我们理解了，可是我们把南迪放回他的社会我们都放不回去，这个到底要怎么办？哲学可能是另外一套，你理解黑格尔需不需要把黑格尔放回他的时代、他的历史进程里面。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愚公移山的意思是说，理解黑格尔已经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准备，理解这些人需不需要至少半个世纪，我觉得我们还在起点上。

张颂仁：印度这些学者谈的理论，很多都是针对西方的理论是不是在印度人的身上成为了权力架构的一个演绎场，还是说它本身是可以应用的。他们用理论，其实是用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的现实来检验的。前面提到的文明这些问题，为什么有时候看不到这些问题应用在中国的现实上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体验？我讲得更极端一点，我说我们其实是因为太西方，我们已经跟西方没有距离了，所以我们看不出他们跟我们现实的距离。在后殖民出现的那段时间，中国对它的反应，我们只是半殖民国家，言下之意，我们比它牛，高一步，所以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不受殖民的一套方法。然而是不是真是这样，还是说，我们的这种革命其实把我们变得跟他们差不多一模一样了。我们变得太像西方了。

【注释】

[1]“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系列演讲及相关讨论活动结束之后，由其引发的反思仍持续发酵。鉴于此，“西天中土”项目组先后于2011年1月和3月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大学组织了两场有针对性的“消化会”，总结共同收获的启发，辨明此前未及展开的疑问。——编者注

[2]梁捷，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编者注

[3]章可，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编者注

[4]王鸿生，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编者注

[5]沈奇岚，《艺术世界》编辑。——编者注

[6]蒋亦凡，《南方都市报》特约记者。——编者注

[7]陈家琪，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