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全球定位

在全球战略格局中，中国的和平理论也面临着确定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全球战略格局的划分有地缘、实力、地位、民族、宗教、历史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联盟等不同方式。每一种方式因角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总体上，每一个国家的全球定位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超越，只能在这种定位的基础上发挥整个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就当代中国的和平追求而言，可以进行如下理论定位：

（一）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当代中国追求的是一个大国的和平

什么是大国？加拿大领土辽阔，但一般不被认为是大国；印度人口众多，但一般只被认为是地区性大国，而不是全球性大国。大国，主要是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一般都被认为是大国；有人也把一体化进程深入而迅猛的欧盟作为大国对待，虽然欧盟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由于日本经济总量庞大（被中国超越前长期位居世界第二）、经济触角深入世界的各个角落，有时候也被界定为“经济大国”。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大国，有时候中国还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大国”“贫穷落后的大国”等。关于中国的大国定位，邓小平的话很有代表性。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世界上有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不了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17]

作为一个大国，当代中国和平理论必然要考虑到其具有辐射全球的影响力，必然要与其他大国关于和平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互动，必然要考虑到中国在本地区发挥的重要战略性作用。虽然与战争相比，和平是脆弱的，很容易被打破，但与小国的和平相比，大国的和平更容易维持。作为一个大国，当代中国的和平追求就在世界上发挥了积极的、正面的影响。

（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当代中国追求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

1949年10月，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缔造当代中国的总体和平之初，就宣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一面倒地把中国划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使新中国对自身和平的维护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全球战略格局中，中国和平追求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被纳入意识形态的对抗之中。抗美援朝战争背后就存在着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而中国参战的口号“保家卫国”，就体现了通过正义战争捍卫和平的意愿。随着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全球因意识形态对抗形成的冷战局面终结，但中国仍然坚守社会主义的和平追求未曾动摇。虽然冷战后国际关系明显缓和，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我国仍然面临分化、西化、和平演变的危险，中国的持久和平仍然需要小心谨慎地予以维持。

（三）从发展水平的角度，当代中国追求的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和平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小国。之所以是一个小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偏弱，人均水平更低。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马尔代夫客人时说：“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18]中国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决定了中国维护自己的和平首先是为了发展，为了使国家和人民更加富足。其次，历史上，第三世界国家均遭受过强国的侵略、掠夺，共同的历史命运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和平问题上存在诸多共识，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占全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关于和平的共同愿望，使第三世界国家作为整体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的和平力量。可以说，在维护和平方面，中国始终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之一。

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出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概念，意指相对成熟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经济体，最典型的是“金砖四国”，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常常也算上南非，合称BRICs）。对此，中国认为，中国既是新兴市场国家，同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新兴市场国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列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的积极因素。^[19]

（四）从地缘关系和历史文化的角度，当代中国追求的是一个亚洲国家的和平

亚洲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当西方世界在近代进入“均势—霸权”的和平阶段时，亚洲还长期处于“征服—同化”的和平阶段，并且遭到西方的征服与同化。历史上，虽然也有亚洲国家表现出较强的征服与扩张倾向，如尊崇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但总体而言，亚洲人更加安守本分，崇尚和平。特别是在东亚，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在“征服—同化”的和平中多次使征服者同化，从而和平地实现了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在当代，中国的和平稳定仍然是亚洲和平的稳定因素，是亚洲繁荣与发展的基本条件。